愚政：为什么最聪明的人往往做出最愚蠢的决策？

文：巴巴拉·塔奇曼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

“尽管人类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但在管理方式上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纵观人类浩浩荡荡的一部发展史，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是如此经常性地犯蠢，做出与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事：

——特洛伊的统治者有种种理由怀疑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他们还要将它拉到城里去。

——乔治三世的历届内阁，都对美洲殖民地坚持威胁态度，尽管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

——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以及后来的希特勒，不考虑先驱们遭受的灭顶之灾，仍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

——蒋介石拒绝听从任何改革的声音，直至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

为什么与人类所有的活动相比，政府的表现是如此不如人意？对于这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有极为深刻的洞见。

本文节选自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愚政进行曲》，在这本书里她不仅深入剖析了让政府频繁犯错、甚至作恶的机理，也展示了群盲是如何侵害整个社会的理智，让一个正常人做出毁灭性的行为。

▌愚政不是病

而是难以治愈的绝症

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哪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政府奉行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

政府的失当行为有四种，且通常不会单独出现。

它们是：

1，暴政或压迫，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此类臭名昭著的例子，这里无须赘述。

2，过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征服西西里，德国自视为优秀种族而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3，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末代王朝清朝。

4，愚蠢或堕落。

愚政的出现与其所处时代或地域并无关联，这是一种永久的普遍的现象。

它与政权形式也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都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它与民族或阶级也不相干。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愚蠢或反常行为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什么我们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

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个人的愚行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更应该采取理智的行动。

既然如此，人们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却并未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呢？

因为，不开窍的榆木脑袋造成的自我欺骗，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总是先入为主，根据意愿行事，而不让自己根据事实调整方向，忽视或拒绝任何相反的迹象。

一个典型案例是1914年法国作战计划。该计划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法国莱茵河前线，令左翼几乎毫无防卫。

法国方面固执地认为，德国不可能调派足够的力量将侵略战线延伸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沿海省份。

当战争来临之际，德国能够并确实使用了前线的预备役部队，又长途奔袭绕到西线，结果便导致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20世纪所经历的可怕后果。

法国参谋总部1913年就逐渐获得与此相关的证据，却将其断然忽略了，目的在于不要影响法国向东部的莱茵河地区进攻的士气。

▌先入为主的偏见

总会演变成不顾事实的自我欺骗

西方文明2500年以来，除了马基雅维利关注政府的职能，而不是政府所应采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关心政府的愚蠢行径。

腓特烈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艺术、科学、法律、诗歌、大学、十字军东征、议会、战争、政治以及与教皇的争夺。尽管他各方面才能卓著，最后只能遭受挫败。

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杰出的政要，使得佛罗伦萨更为辉煌，但他却因为想要建立王朝的野心而使共和国逐渐削弱。

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和行为难能可贵，但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无法期望再次出现这样一个群体。

在昙花一现般的明智的政府间隙，总有愚蠢行径大行其道。比如德国在1916年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

这种愚蠢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们别无选择”论点中的自我禁锢，另一方面则是最经常且最致命的自我妄想——对敌人的低估。

“无限制”潜艇战意味着一旦在所宣布的封锁区内发现商船，不论其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船只，不论有无武装，均不加警告予以击沉。

平民部长们认为，重新开始无限制潜水艇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加入我们敌人的队伍”。

最高统帅部对此并不否认，但认为可能性不大。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美国运送部队到欧洲之前，就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来达到目标。他们声称，这一任务在三四个月内就可能完成。

出于对美国的了解，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反复告诫其政府，如果发动潜艇战，美国肯定会参战，德国必将战败。

由于军方日益强烈地坚持战争，他在发回德国的每条信息中都试图改变在他看来将会带来致命后果的这种趋势。

1917年1月9日，德皇、宰相和最高司令部召开了会议，决定封锁英国海域，在一个月内击沉60万吨船舶，迫使英国在明年收获节前就投降。

他们认为，这是德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赢得战争，“保证我们将来世界大国的地位”。

结果是，尽管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协约国船只，造成巨大伤亡，但英国受到美国宣战的鼓舞坚持了下来，并没有投降。

200万美军最终抵达欧洲，在美军第一波进攻的8个月里，投降的是德国。

当时有别的选择吗？鉴于它非要取得胜利，拒绝承认现实，大概没有。但是，如果它知道这是死胡同，从而延缓美国加入敌对力量，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美国，协约国不可能坚持到胜利；而由于德国也难以取得胜利，双方将步履维艰直至筋疲力尽，最终达成相对平等的和平。

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就要改写了，没有胜利，没有赔偿，没有战争罪责，不会出现希特勒，或许也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通往奴役的路上，

遍地是理性的自负和贪婪的欲望

愚蠢行为在事件发生后仍一如既往。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伟大的图谋在政治上极其罕见；国王总是凭经验，有时甚至一时冲动做出某种行为”。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一篇富有洞见的评论中说：“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时，不要太过深刻，因为原因通常都显而易见。”

1941年，日本政府也做出一个愚蠢的决定。

它的帝国计划，即“大东亚共荣圈”，核心在于征服中国，并将日本的统治从满洲里延伸至菲律宾、马来亚、暹罗、缅甸一直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

当时日本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即西方殖民帝国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或早已无能为力——法国已经战败；荷兰已处于被占领状态；英国饱受德国空军的打击，也无力在世界另一边采取任何行动；日本成就辉煌的时刻到来了。

日本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美国，后者始终拒绝认可日本对中国的步步占领，并越来越不愿向日本提供原料，以避免其进一步的冒险行动。

如何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又不会触怒美国，这是从1940年到1941年一直困扰日本的问题。

1941年1月开，日本竟然开始策划对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超级大胆的毁灭性打击。

珍珠港突袭行动设计师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提出：

日本应该“从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并摧毁美国主要舰队，从而沉重打击美国海军及其人民的士气，使其一蹶不振”。

支持这一计划的人认为，突袭行动将使美国没有任何可能对日本进行干涉，并再也不敢对日本采取进一步敌对行动。

警告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首相近卫亲王此时辞职了，指挥官们争执不休，顾问们犹豫不决，天皇也闷闷不乐。

当他问，偷袭是否能像日俄战争中偷袭亚瑟港那样取得巨大胜利时，作为海军总参谋长的海军上将长野回答说，日本能不能赢还都还是个疑问。

在这种存疑的氛围中，为什么最终极端冒险行动还是被批准了呢？

日本甘冒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要么前进，要么满足现状，而没人愿意或者敢于冒政治风险做出满足现状的提议。

另外，日本已经调动了具有可怕力量的军队意志，它就是取得非凡胜利的企图，这是法西斯政权惯有的征服一切的耀武扬威情绪。

这种冲动来自领土和版图的致命诱惑，来自强大的自负，来自无限的贪婪，这让日本厄运难逃。

珍珠港事件现场

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孤立主义如火如荼，至少有一半人强烈支持孤立主义政策，而日本这一行动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并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参战。

日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仅不会粉碎美国士气，反而会使美国团结起来。

这种奇怪的认识上的真空，可能源于所谓的文化上的无知，是愚蠢行径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因为无知、错误估计还是纯粹的鲁莽，日本给了对手猛烈一击，而正是这一击，使美国毅然决然、目标明确地加入了战争。

我们都知道阿克顿勋爵重复过无数次的名言——权力滋生腐败。

但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权力也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随着权力在某些人手中习以为常，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也日渐消退。

权力的责任在于为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尽可能以合理的手段进行治理。

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责任人有义务让公众了解信息，听取公众呼声，保持思维和判断的开明，避免僵化思维的隐患。

如果思维足够开明，就能够察觉到某个特定政策是在损害而不是保护自身利益，然后有足够的自信予以坦承，并有足够的智慧去扭转局面，这就是治理的最高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