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战略转向，三点提醒

姜 锋
近期，地处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政要密集访问位于东方的中国、东盟和中亚多国，形成外交行动向东看的局面。在今年初美国新政府执政以来欧美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可以明显看到，欧洲政要频繁访问亚洲彰显出欧洲外交面对华盛顿的冲击正在进行的战略转向，亚洲是重点地区。
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破裂，欧洲外交战略的基石动摇。二战后的跨大西洋关系曾经是连接欧美抵御苏联与东欧对手的坚实纽带，是欧盟和各成员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基石和依赖。这一局势在冷战后随着对手的消失而受到根本的动摇，并且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负担，美国早有“脱欧东向”之意。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就曾指出，欧洲在安全战略方面完全指望美国的时代过去了，“欧洲人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虽然受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来自美国的第一波冲击波的打击，欧洲依然以自己的想象定义欧美关系，希望用“价值观同盟”持久拉住美国，直到特朗普再次执政发出了更猛烈的第二波冲击，欧洲才开始惊醒，意识到欧洲“价值观外交”与美国“交易外交”的价值分裂，不仅如此，后者对欧洲而言是现实的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月5日的全国电视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提到欧洲正面临着东部的战争威胁和美国发起的“全面贸易战”威胁，欧洲必须奋起自卫，不能让莫斯科或华盛顿决定欧洲的未来。
其次，与欧洲成为全球安全焦点不同，亚洲的稳定与发展越来越引起全球关注。与欧洲学者讨论国际问题，亚洲学界同行常感言，亚洲人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多元的，任何问题总有妥协与解决的方案，而不是线性的，只顾其一，不及其余，比如和平问题，不是武器越多、越精，和平的机会就越多。军队与武器是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撑，但不是全部。欧洲的历史表明，以武力促和平的时期总是短暂的，二战后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繁荣根本上归功于建立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各国和解与共同发展。而冷战后军事一体化不断挺进和经济一体化显著滞后，导致欧洲军事与经济失衡，不断积累矛盾，促发冲突，使欧洲和欧洲边缘出现当今世界的最惨烈战场。与欧洲不同，亚洲各国虽有矛盾，但整体上保持着和平稳定、繁荣发展，这常常被誉为“亚洲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对经济发展的热情和对军事安全的克制，持续保持军事与经济之间平衡是亚洲持续稳定与繁荣的基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不断加强其自身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也不断促使一些国家增强军备，已有的军事经济平衡受到蚕食。笔者也注意到，欧洲国家声称要为亚洲的“区域安全作贡献”，包括此次法国外长巴罗访问亚洲途中就强调“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在亚洲巡航的“重要意义”。亚洲需要的是经济发展，不是军事炫耀，欧洲不应把军事与经济失衡导致冲突与战争的失败经验推向亚洲。欧洲需要意识到，欧洲历史上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没有给这个地区带来任何和平与繁荣。
最后，欧盟应从自身利益和全球战略角度定义与发展中欧关系，而不是搞权宜之计。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50年双边关系的发展是国际关系历史中珍贵的成功故事。中欧的密切交往，不仅增进了双方的发展与福祉，也带动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日益密切的物质和人员交流，促进了这个历史上战火蔓延的大陆的整体和平与发展，这是中欧合作的成果，也是中欧双方在当前动荡的世界中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责任。整体上，中欧关系是当今世界上体量大、基础稳、可预期的“超大型关系”，是中欧双方的财富和共同塑造未来的坚实基础。欧洲需要意识到，中欧关系不是欧美关系受到挫折后的替代，也不是欧洲谋求“亚洲存在”战略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搞平衡的对象。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力量增强不断改变着中欧关系的结构，使欧洲面临着不断平衡中欧关系的压力，同样，中国也需要适应和调整不断变化的中欧关系。这就需要双方有问题意识，更要有协商解决问题的意志。如果欧洲把发展的问题简单化地归责于不同的制度，把对方确立为制度对手不仅解决不了矛盾，反而固化，甚至深化矛盾，于人于己都无裨益。可以说，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给欧盟外交带来的是麻烦与困惑，而不是利益。关键是要相互尊重，从多元的视角理解问题、管理好分歧，核心是实现利益平衡，正如中欧领导人年初通话中所指出的，双方有能力、也有智慧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共同开辟下一个值得期待的50年。（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