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屠城考论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洪钧（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以理学治军”是湘军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军队的显著特点。从咸丰三年建军起，曾国藩一方面任用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蓉等一大批儒生担任湘军各级将领；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对普通士兵的意识形态教化，如咸丰八年，曾国藩创作集中体现“仁”这一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爱民歌”，要求士兵背诵传唱，做到“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然而，正是这样一支标榜仁义道德的军队，一手制造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罕见的三次屠城暴行。

第一次屠城：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二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对于湘军屠杀平民，官文这样解释：“奴才等查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出。”（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二次屠城：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

第三次屠城：同治三年五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湘军又一次大开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十二年后，谭嗣同游南京时仍听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为什么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湘军官兵，会如此灭绝人性？以前学者们论及此，多认为是“湘军领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怀着对太平天国的仇恨，进行报复”。今天看来，这样的论断有些简单化和抽象化，笔者梳理相关事实，认为湘军屠城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具体原因：

一是消灭太平天国中坚力量。参与首义、来自两广的太平军官兵，被称为“老兄弟”，他们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意志坚定，极少被诱降。在湘军将帅眼里，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是所谓的“真贼”。咸丰十一年五月，湘军在安庆赤岗岭全歼刘?林部（以老兄弟为主），清军将帅无不兴高采烈，曾国藩称“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逆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1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九江守军林启荣部、安庆守军叶芸来部以及天京守军，其主力正是两广“老兄弟”。破城后进行屠杀，成建制地歼灭“老兄弟”，一则可以极大削弱太平天国军事实力，二则能动摇其他太平军的战斗意志，对战局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官文形容：“盖自北路五年连镇、高唐战功之后，未有如此次（九江屠城）之剿杀无遗，不留余孽者矣”，“经此大创，足以寒贼胆而伐贼谋。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277页）。正因为如此，指挥屠城的主将李续宾、曾国荃都获得清廷重赏：李续宾升任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荃更是获封一等伯，荣耀无比。

二是掠夺财物。与一般人认为曾国藩“厚饷养兵”相反，由于缺乏稳定的饷源（长期只有湖南、湖北两省供饷），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称“水师、鲍营、义渠各营尚欠十二三万两”（《胡林翼集》二，第172页，岳麓书社）。安庆破城前，欠饷更加严重，“军饷已欠六个月，（胡林翼）日夜焦灼，无术可济”（《胡林翼集》二，第889页）。湘军中甚至出现官兵索饷哗变的情况：“守备徐?鳌持刀索饷，尹中钰、潘中和、严正兴等，歃血要盟，闹索口粮”（《胡林翼集》一，第834页）。安庆城破后，曾国藩欲犒劳曾国荃部白银一万两，居然凑不齐，只好向曾国荃借钱（“弟处可设法办得四千金否？”《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67页）。在这种局面下，湘军将帅纵容官兵们通过屠城疯狂掠夺财物，以维系军心。攻破安庆时，“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至剖棺以求财物”。攻破天京时，湘军一方面屠杀老弱妇孺，另一方面成年男子却“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甚至各棚厥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心里清楚，要让湘军士兵为他卖命，动力还是在于“升官发财乐呵呵”（《水师得胜歌》，载于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嘉奖。

三是主将泄愤。湘军攻打九江、安庆、天京三城采用的都是长期围困的方法；攻下九江，湘军用了十六个月（咸丰六年十二月―咸丰八年四月）；攻下安庆，湘军用了十八个月（咸丰十年闰三月―咸丰十一年八月）；攻下天京，更是用了二年有余（同治元年五月―同治三年六月）。长时间的围城战，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守军、援军展开了惨烈的反复拉锯，作为主将的李续宾（围困九江）、曾国荃（围攻安庆、天京）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备受煎熬。咸丰七、八年间，陈玉成率太平军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攻入鄂东，迫使李续宾部在长江两岸来回奔波，狼狈不堪；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几度被陈玉成部围攻，惊险万状；围攻天京时，又在李秀成部的围攻下受伤，以至“受伤血流，裹创思痛，骑马周巡各营，以安军心”（曾国藩家书，载于《湘军志平议》）。这无疑使李续宾、曾国荃充满了对太平军的仇恨，城破之时，通过屠城来泄愤。正如曾国藩对曾国荃所说：“屠城以泄其愤，迪庵（李续宾字）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9页）

湘军的三次屠城，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战略全局看，这种残暴的行为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这种滥杀使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同仇敌忾，坚定了与清军决战到底的信念。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污浊、朝纲紊乱，大多数两广老兄弟还是与湘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使湘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另一方面，抢掠与放纵，严重地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类似李臣典（攻破天京的主要“功臣”）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的例子绝非少数，故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不久就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分赃不匀也加深了将领间的矛盾，军队的凝聚力消亡殆尽，曾国荃为争夺利益即先后与彭玉麟、鲍超、多隆阿等人发生矛盾，彭玉麟甚至一度要求曾国藩诛杀曾国荃，“大义灭亲”。曾国藩于攻破天京后，立刻奏撤湘军，除了打消清廷的猜忌外，也正是因为看到曾国荃部的种种混乱状况，害怕其重蹈李续宾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