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诗人兰波：世人迷我百年，而今也有同人文了

在象征派诗歌历史上，除了波德莱尔这位传奇诗人，还有谁无法绕过？当然是少年兰波，早慧、叛逆、天才，这些词总是和他的名字绑定在一起，不仅如此，他的身上还有无产阶级革命者、自由旅行家、做过咖啡生意的商人等复杂多样的标签。

近期推出的《兰波这小子》来自法国当代作家、卡夫卡奖获得者皮埃尔·米雄。在这本书里，他说，兰波是“化成人的诗歌”。相应地，他也以诗性的笔触描写兰波：从光怪陆离的父母亲友，到不同寻常的文学个性，再到无可复制的生命历程。他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法国文坛的“传记式虚构”文体重新进入兰波的人生，以主观想象重塑兰波在巴黎的日常细节，抵抗这位天才少年诗人形象的消逝。

[法]皮埃尔·米雄 著

骜龙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再回东站

故事再次回到巴黎东站，我要再讲一遍兰波初到巴黎的头几天。对他而言，这段时光里有三件小事纠结在一起：一跃成名、跻身大诗人的行列，敏锐地觉察到声名的空虚，以及意识到这件事对他心智的折磨。

法国画家亨利·方丹·拉图尔的画作，左下角是兰波与魏尔伦

巴黎的时光里不只有魏尔伦。我们知道，在九月的巴黎，兰波刚到没几天，魏尔伦带他辗转咖啡店和地下酒馆。夜幕降临，大理石桌面上袅娜地升起荣耀归主颂，烟斗冒着烟，黑啤酝酿着泡沫，报纸张张摊在桌上。在报纸和啤酒背后，弥漫着蓝色微光的薄薄烟气里隐约能看见诗人们的胡须，能看到他们的姿势，装出来的冷漠，他们假模假式地打趣，露出一双双眼睛，打量着从夏勒维尔小镇出来的你。酒馆深处的烟幕背后，在马德里咖啡馆，在死老鼠酒馆，在小巴家，在三角洲咖啡，在苦艾酒协会名册后一千多条附录里，有样东西兰波一眼就认了出来，比他尝出这杯是“荣耀归主”、那杯是苦艾酒还快——他认出了妨碍他融入这一切的终极障碍。这障碍是其他千万阻隔的源头，是由胡须、报纸和啤酒组成的一堵密不透光、让人生闷气的围墙。所谓诗人，无外乎是躲在巴黎闷着生气的人嘛。

兰波传记片《心之全蚀》剧照

凡是爱赌气的小伙子，都等着父亲来矫正他的臭脾气，把他拽出命运的游戏，推着他走上右手边看不见的王位。小伙子们盼望着摆脱世俗社会的纠缠，幻想不要入世，在空想中当自己的王。可是，修道院已闭门谢客，蓝血贵族今后只活在传说里，在斯摩棱斯克和别列津纳河附近的兵营，他们跟头戴大片羽毛的小伙子、跟帝国的元帅们一起倒在了冰天雪地。因此，小伙子们想要告诉别人，自己是孤儿、是浪客，言下之意是比别人优秀。他们没去当兵，没继承爵位，没去寺里隐修，一个个全成了诗人——这么做都是一八三〇年代的习惯。一八三〇年代之后，歌被唱滥了，兴许是唱歌的嗓子太多。那么多人只幻想着身后名，世间再不见唱歌的君子：波德莱尔与世长辞，与莎士比亚对话的长者干坐在四条腿的桌子前，圣西尔许久见不到国王的身影，王国没了在千钧之际拍板的人，推举国王的标准早已废弃。兰波用尽气力，他想要有属于自己的加冕礼，搞不好那些年轻人也巴望着坐上宝座，不过他们不够用力，任何人手上都没有他们觊觎的王冠。天上的拉斯蒂涅们隐约出现在晦涩的十四行诗和魔法后面，出现在啤酒杯和报纸后面，他们紧紧咬着牙关，等待机会降临。他们原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又笃定自己不是：要是人人手上都有金枝，逢人就有的荣耀究竟有什么价值？

就在等待的当口，他们留下了照片。他们相信，相片能超越晦涩的十四行诗，能打败未来十四行诗挥舞的小拳头，甚至能超越诗歌，所以想要留下流浪的身影。他们端坐在黑头套前，两根手指插在坎肩里，凌乱的诗鬃拍不进画面。他们坐在摄影师面前的小板凳上，一想到身后就浑身打战。长者坐在纳达尔和卡尔雅的镜头前，看着黑头套不敢呼吸；波德莱尔在纳达尔和卡尔雅镜头前也不敢喘息；从容的马拉美不敢吐气；卡尔雅面前的第耶尔、布莱蒙、克莱赛尔、科佩直打哆嗦。就连兰波也是……

那是一个十月的晚上。算不上入夜，充其量是月末清朗的某个下午。周日的蒙马特高地好似田间，起伏的路上见不到人影。只能看见远处的几棵树：似栗树、似法国梧桐的树淌着光，一下子揪住人的心，黄色的树冠揉碎在蓝色的天空里。光线里有几个人，金色的树叶在脚下奔跑，上上下下的路仿佛要把你带向天际——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到我们面前。四五个小伙子沿坡路而上，这群改不掉臭脾气的年轻人披着看不见的袍子，他们既不是军人，也不是牧师。跟大家说的一样，他们是赤子，是诗人。这些人里有魏尔伦和兰波，都有谁陪着并不重要，大概有弗兰，可能有瓦拉德和克罗其中一个，还要算上里什潘——他们管里什潘叫里肖普。小伙子们穿着黑衣服，戴着帽子，利落的行头在阳光下发出黑色的光；他们穿戴整齐：有人借给兰波一套他能穿的西服，他的尺码可能只有里什潘才有。脖子上的领带有点往下坠，不过该有的都有了：里面套上衬衣，鞋子打了蜡，化成人形的诗歌头上戴着大礼帽，高耸的圆筒仿佛把自己当成了诗歌。第三代忧伤青年的家伙什齐全了——唯独没有能和树叶相配的朱红色中国绸缎，也没有第一人称的《爱尔纳尼》只穿了三个钟头的红背心，历史正是在这三小时的一瞥里，借望远镜把“爱尔纳尼”收进眼底。话说回来，再没人穿红背心了，只有戈蒂埃才头戴红白相间的羊毛帽、穿红背心。戈蒂埃的背心鼓鼓囊囊，衣脚折进臃肿的身体里。他勉强从浮肿的眼皮缝里看见你，认不出来是谁，听见了比《爱尔纳尼》里更响的海浪声。戈蒂埃死在那个十月的二十三号，就在那一天的第二还是第三天，他被抬到蒙马特公墓的时候还没消肿。我反倒相信，小伙子们参加他葬礼的时候穿戴同样整齐，他们肯定在讲，戈蒂埃这个老混球。说到这一群人笑了出来，伤感突然涌上他们的心头，换酒喝的当口纷纷听见《爱尔纳尼》里卷起的海浪。兰波这时大概会想到伊藏巴尔，想起伊藏巴尔递给他的那本《珐琅与雕玉》。年轻人们披着阳光沿洛雷特圣母院路往上走，嘴里的烟斗缓了缓前一天的酒意，树叶抚摸着他们的情绪。兰波说他烦死了，只有他的身上看不见光。他们推开十号的门，摘掉礼帽，嘴里依旧讲着笑话。门里有个天井，十月的光照在院里的玻璃上。大家进了门，他们找的正是这里。

这里是卡尔雅的摄影馆。

毕加索画的兰波

卡尔雅比他们五个年长些，说到底也是小伙子。前途未知，但怎么说还算年轻。我们知道——实际上是书上记载——卡尔雅出身贫寒；母亲在巴黎给丝绸厂厂主看门，住在深深的小院子尽头，院里偶尔飘出难闻的气味，下水道淌着五颜六色的染料，抬头能看到窄窄的天，仿佛被井栏围了起来；我们不知道，卡尔雅有没有在心里把这天井打成了一口装得下他母亲的井，相册的前言太短，没有交代得那么彻底：卡尔雅是个不怎么重要的年轻人。世上没有以他为主角的金色传奇。他敬贤人，贤人们没有回他应有的尊重；他跟名人们交朋友，只有寥寥几位跟他保持交情。他优雅地在黑箱里放上卤化银，正因如此，我们才在别人的传奇里，譬如在波德莱尔、库尔贝、杜米埃和长者的传记里，才能看到卡尔雅像阵风一般匆匆掠过。卡尔雅有过人之处，比如在大家眼里，他是唯一能接过杜米埃衣钵的艺术家，还是唯一能和纳达尔媲美的摄影师。纳达尔最出名，他是朋友，是前辈，更是对手。卡尔雅出名不是因为跟纳达尔较量，他的名声全靠摆弄光影的手，靠挡住光线、快速补光的阀门和留住影像的氯化物。到了每年十月，十八乘十二厘米半的椭圆肖像更是让他声名远扬，他拍出来的肖像跟传说中的白狼和圣维罗妮卡面纱一样出名。有的时候，他把名字印在肖像下边，写在肖像主人的名字下面，要么摆在括号里，要么写得更小。一九〇六年他就死了，没见到肖像照的名声赛过传说里的白狼。卡尔雅活着的时候，不觉得闯出一番名声非要靠摄影。原因很简单，他是赤子，是搞艺术的人，起码过上了赤子和艺术家的生活，有了这两个身份的外在。照他的规矩，大家都要承认他的身份，但事与愿违，也许因为赤子爱享乐，喜欢耽于绝望，也许因为他身上有赤子所没有的理智和克制。说到底，他没有自负到向所有人展示手艺，甚至不愿相信人只能沉迷一样东西。艺术也好，手艺也罢，人只能迷一样，还得牢牢坚持，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和所有人锁在里面。从事艺术好像被扔进布袋，那儿有我们的母亲，有永远不会生出来的孩子，会有人在袋子外面踹我们，唯有琐碎的细活才能造就永远的赤子。作品是能生吞活人的怪物，卡尔雅怕吃人，也怕被吃：他对爱好多出来的那一分投入，正好弥补了老婆还有跟她一起生的小女孩在他心里占据的位置。他害怕爱好占据整块整块的时间，所以把时间分成许多份，兼顾好几门手艺。卡尔雅是摄影师不假，但他也画画，兼写戏剧，还希望大家把他当成诗人，因为他以为自己是诗人，真真假假地过上了诗人的生活——有怪癖，有信仰，有欲望。这些东西应该在四八年的时候走进了他的心，那时候的他和波德莱尔都二十上下。他跟波德莱尔一样，闻到火药味，参加了起义。革命能让人摆脱父辈的阴影，不强求革命的人成为父亲，所以在那些年，波德莱尔把红背心沾上水，小心翼翼地夹在黑色长袍里穿，孤零零的革命好似他一八五〇年之后写下的诗句，找不到任何血缘。卡尔雅跟朋友波德莱尔不一样，他没能抓住一鸣惊人的时机，出名要趁年轻，要趁弦音传进心醉神迷的旗子之前。他没有抓住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在一件事情上孤注一掷：卡尔雅没当上诗人，不能像他们那样紧紧地裹住黑色背心，让十二音步和西方的咒语在背心里跳动，直到闷在里面爆出一声“妈的”。他只是一介艺术家——时间富余的自由人，每天换背心穿，天天寻思要师从纳达尔还是雨果，要去拜库尔贝还是甘必大为师。言而总之，他就是写写诗，拍拍照片。正所谓二把刀是也。

原标题：《天才诗人兰波：世人迷我百年，而今也有同人文了》

栏目主编：陆梅、李凌俊 文字编辑：郑周明

来源：作者：皮埃尔·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