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雀》编剧：不会美化罪犯，创作应有底线

编者按：还记得纵横中国铁路交通的四大烧鸡吗？铁路反扒题材新剧《黄雀》开头，郭京飞狼吞虎咽吃鸡的一幕，把人一下子拉回了德州扒鸡、道口烧鸡、沟帮子熏鸡和符离集烧鸡名扬天下的绿皮火车年代。

与那个时代微妙共振的，不止有烧鸡，还有小偷和反扒民警。看似“天下无贼”已经十来年，扒手在中国仿佛已是远去的历史，其实反扒从未淡出历史舞台。

近日，观察者网对话《黄雀》编剧、作家王小枪，他看中时代变迁下的人性选择，认为反扒是《黄雀》的“壳”，内核是众生相。他希望该剧能给出国产刑侦剧新解法，大胆尝试了多线头、多时空、多视角穿插叙事。

对于是否担心年轻观众觉得反扒很陌生、如何把握刑侦剧中的喜剧分寸、是否“美化”罪犯、“黄雀”究竟是谁、是否有第二季等问题，王小枪一一作出回应。

【对话/观察者网 严珊珊】

科技发达了以后，人与人的交往感觉比以前少了一层东西

观察者网：王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在《黄雀》热播期间与您交流。可以谈谈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写以反扒为题材的剧本吗？“黄雀”这个剧名有什么含义？

王小枪：我一直想写公安题材，现在刑侦剧市场上扫黑、连环命案等题材比较多，想找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的赛道，就想到了反扒。我是1979年出生的，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小偷很多，我上学时被偷过，火车站的一些骗局我也遇到过，印象都很深。

《黄雀》是我第一次写原创公安题材故事，以往我写国安（《对手》）比较多，虽然都是猫抓老鼠，但区别挺大。国安的性质是，如果有犯罪嫌疑人，先不抓，先观察，跟着他，看看他会做什么，会跟谁接头等等。公安往往是立刻抓，只要是犯罪，不管偷抢，扫黑扫毒，要立刻抓。公安和国安的干警气质和风格也很不一样。

“黄雀”这个剧名有两层含义，一层比较直白，小偷是螳螂，失主是蝉，民警是黄雀；另一层是隐喻人生中不断变化的身份、流动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得与失。比如，郭鹏飞（郭京飞 饰）抓小偷时是黄雀，找女友方惠时又成了螳螂；黎小莲（秦岚 饰）找弟弟时，佛爷（祖峰 饰）在后面观察，佛爷就成了黄雀。

观察者网：随着监控设施增多、移动支付普及，现实中小偷的数量相较以往大幅减少。您在创作《黄雀》时，是否担心反扒题材距离年轻观众的生活较远，观众会缺乏代入感？

王小枪：其实我完全不担心这点。现在如果让我在反扒和最贴合当下的反电诈题材之间选，我可能更愿意写反扒，关键是看能从哪个题材上找到创作的兴奋点，找到好的叙事角度和有意思的人物关系。这些要素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题材和现实的距离。

对我来说，反扒的承载空间更大，在技术不够发达时，办案手段可能更有意思。国安题材也一样，当代谍战，比如说007，它更多提供一种视觉上的刺激。但就故事本身而言，同样是抓特务，当下的侦破手段或传递情报的方式可能不如上世纪有意思。科技发达了以后，人与人的交往感觉比以前少了一层东西，对于犯罪题材的创作来说也一样。

现在小偷的确少了，那我就把时间背景往前放一放，只要做好了预设，观众都能明白。归根到底，故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装题材，只要有能让大家感同身受的东西，就会有受众。

《黄雀》表面上是反扒题材，实际上是众生相，并非纯粹的强情节故事。反扒是“壳”，是层“外衣”，案件是故事基础，用来铺陈情节，作品核心是那种微妙、细小的东西——贼和贼、警察和警察、警察和贼、贼和朋友同学亲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现在很多剧都是如此，通过案件折射时代、折射命运、折射人和时代的关系。作为编剧，我希望《黄雀》能往人物的内心迈得更深，这是创作诉求。

观察者网：《黄雀》里出现了“斗蟑螂、挤车门、扣死倒”等扒手暗语，您在创作过程中做了哪些采风和调研工作？剧中的案件和人物是否有现实原型？

王小枪：《黄雀》里的案件和人物没有原型，都是我在调研和采访的基础上原创的。三年前，我去沈阳市公安局公交（轨道）分局刑警大队采风，天天跟着一名支队长观察反扒民警的工作，他们去食堂吃饭我就跟着，抓小偷、盯可疑人物我也跟着。疫情期间，公交、地铁这些地方还是有扒手的，只不过数量没以前那么多了，小偷的盗窃目标主要是乘客的手机、钱包和项链等物品，有的人在车上动手，有的人在车站。

我们当时主要观察公交线，每天起很早，赶早高峰和晚高峰，一趟一趟跟，等高峰结束了，民警们才能去食堂吃饭，他们的饭点都是跟正常饭点错开的。如果最近哪条线路报案的人数多，他们就重点跟哪条线路，上车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察上。

其实抓小偷也是随机的，可以说有点碰运气，一天都逮不到小偷的情况很常见。不过反扒民警们很有经验，他们一眼能看出可疑人物，有的人上了车，眼神到处瞟，民警就会跟着，可能跟半天他也不下手。

那时候每天都做采访，听到了好多故事，了解到盗窃群体有很多种——有组织的、没组织的、固定地段作案的、流窜的、反复作案的。小偷也有很多规矩，甚至有“道义”，他们内部有鄙视链，最看不上偷病人钱的，他们觉得那是最low的。另外，他们看重“技术”，谁“技术”高，谁就受“尊重”。

民警还帮我约到了一个“金盆洗手”后做买卖的人，听他聊以前的一些事。实际上，小偷能真正做到“金盆洗手”的不多，对他们来说盗窃来钱太快了，有时候一天能弄到很多钱，比打螺丝来钱快，他们敌不过那种诱惑。

观察者网：有观众说看《黄雀》开头的火车戏以为是剧版《天下无贼》，还有人猜剧中哪个角色和电影中的雌雄双盗、“傻根”对应，您怎么看这种讨论？

王小枪：这种猜测其实有点牵强，《黄雀》的设定和《天下无贼》没有关系，我在创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往这方面想。

不过我现在切实感觉到，剧本写完了，片子拍完了以后，这个解读权就交给观众了。每个人看东西的角度和理解可能都不一样。我最近也看了一些评论，有一些观点跟主创想要表达的很贴，也有一些不太一样。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黄雀》是多线叙事，每一集都有时间线跳跃，有观众喜欢这种叙事密度，但有观众觉得有点复杂和分散，您在创作时会不会担心支线过多拖慢节奏？

王小枪：创作者首先要想好，给什么样的观众群体提供什么样的故事。现在观剧习惯变化了，以前我们总是希望能端出一个大锅菜，做到老少咸宜、男女通吃，但现在剧集类型划分越来越精细，市场要求你找准受众，给喜欢吃辣的人提供辣的还不够，辣的类型要精细到是川菜、湘菜还是江西菜。

《黄雀》故事的复杂度和叙事密度，我倒觉得还好。众口难调，观众越来越喜欢快节奏、高密度的叙事，但有的观众可能受到短视频影响，希望你“直给”。我个人坚信，编剧在剧本创作阶段下了多少功夫，收获果实时能尝出来。没必要因为担心观众没耐心去拿锄头把果实给刨出来，就完全提供迎合微短剧风格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条好的创作道路。

当然，一味追求复杂也不行，得把握好这个分寸。只要主线比较粗、比较结实，支线多一点也没关系。

刑侦剧中要有基本的是非观，这是底线

观察者网：《黄雀》里盗贼形象都并非单纯的恶人，而是展现了复杂的人性，通过前史介绍他们“为何成为贼”。我们注意到，观众现在对刑侦剧多了一层“警惕”——“为什么要跟罪犯共情，会不会美化盗贼？”您在创作时如何把握这个度？

王小枪：我们在创作中肯定会有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这是底线。我不可能去美化犯罪分子或者美化其所作所为，违法犯罪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最后肯定要判刑，从法律上、从道德上都要接受惩罚。像《黄雀》里的“佛爷”，他最后一定会受到惩罚或者说报应。我们弘扬真善美，反对犯罪，这是底线，如果这个底线动摇了，才会出现所谓美化的情况。

只不过具体到人物描摹，创作时要注重差异性，如果10个小偷写得千篇一律、脸谱化，观众也不会看。《黄雀》里的贼很多，有的就是纯坏，比如四眼，他是彻头彻尾的坏，是恶的代表；小春又是不一样的贼，他性格敏感细腻，对兄弟很仗义。

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尤其在这种群戏里，不同人物身上承载不同的东西，得让他们立体起来，有的人是善恶共存，有的人是更偏向善或更偏向恶。所以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我会介绍他/她的成长经历，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贼？每个人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让人唏嘘、让人心生怜悯的，有的人是让人愤怒、认为必须绳之以法的。

大春（路宏 饰）和小春（郭丞 饰）

观察者网：剧中盗窃团伙被划分为不同派系，每个派系都有其生存法则，有观众认为这些细节隐喻了社会底层权力结构的复杂性，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小枪：其实我写剧本时候没想过“底层权力结构”这个词，但是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确实有很多圈子很复杂。我以前看连阔如先生写的《江湖丛谈》，旧社会江湖行当分得更细，各有各的规矩，盗窃团伙也是不同的，形形色色。

比如姜大卫老师在《黄雀》里演的“广叔”，他在贼的江湖里是个“讲究人”，有道义、讲规矩、比较老派，他希望自己的规矩能够传承下去，但发现和时代脱节了，肉眼可见地要断档。

这一点上，《黄雀》选角团队很厉害，演员选得非常精准，除了“郭鹏飞”我是照着郭京飞写的，其他选角我没有提供建议。最后他们选出来的人真挺像我写剧本时想象的人物。

姜大卫在《黄雀》中饰演广叔

观察者网：《黄雀》在紧张刺激的情节中融入了喜剧色彩，大鹏和队友的插科打诨很有趣，您出于怎样的考量在刑侦剧中加入喜剧元素？如何让角色的喜剧特质不破坏其在刑侦故事中的可信度，不让观众“出戏”？

王小枪：我认为越是这种悬疑或刑侦题材，越需要喜剧元素来调和一下，如果一味强调悬疑和案件，故事就有些单薄。

刑侦题材的喜剧元素就像白米饭上点缀的海苔，起一个恰到好处的调味作用，关键是拿捏好分寸感，如果说碗里就一点点白米饭，半碗都是海苔，那也不好吃了。

现在《黄雀》呈现的效果我觉得很好，不少是演员们“现挂”的。比如执行任务时为了制造声响判断谁是贼，李唐拿一个矿泉水瓶子往地下一扔，打到了郭京飞，这是剧本里没有的。还有郭鹏飞喜欢眨眼睛、白头发、衣服好长时间不洗这些点，都是郭京飞加的，他吃透了这个人物，用一个小小的眨眼睛的动作，把人物的内心或者是潜意识里的焦虑给外化出来。

这就是演员的功夫，他们给剧本加分，给人物加分，给情节加分。而且本来郭京飞的喜剧天赋就非常强，他总能在一些情节和人物的缝隙之间找到喜剧的点。

观察者网：不少观众发现《黄雀》的转场镜头比较特别，交叉剪辑的方式增强了悬疑感，但也有网友认为“故弄玄虚”，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小枪：《黄雀》里的转场肯定是导演精心设计的，一看就是下了功夫了。因为剧本还是文学性更强一些，对场景提供的细节没有那么丰富，具体落实到影像上，都需要导演和摄影去设计。在我看来，很多设计很出彩，体现了导演的良苦用心。

观察者网：您曾开玩笑说“窝囊废”赛道现在比较拥挤了，郭京飞近三个月已经在三部剧里演“窝囊废”警察了，在《黄雀》里，您做了哪些差异化处理，避免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王小枪：首先我写《黄雀》时，真不知道他要演那么多警察，大家也不知道三部剧的排播这么近。创作有时候就是这样，我只能尽可能把人物写好，不知道别人在写什么。

在“窝囊废”赛道上，郭鹏飞这个人物可能命运更沉重一些。比如他找媳妇这条线，表面上他是一个反扒警察，但实际上他也是个失主，把媳妇给丢了，把爱情给丢了，把生活中的一个目标给丢了。

《黄雀》里很多人表面上是小偷，但实际上也是失主，有的人把勇气弄丢了，有的人把善良弄丢了，有的人把亲情弄丢了。生活中很多人也是，谁没有丢失了某种东西的遗憾？

观众的支持让续集有了可能

观察者网：您多次为编剧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发声，在《黄雀》的演职员表中，您作为编剧，名字排在导演之前，这在影视行业中并不常见，这种署名顺序是片方主动提出的吗？

王小枪：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署名顺序是怎么决定的、谁决定的，我们的合同里没有写这点，但是我看到后很感动，很感激。我也跟片方表达了我的感激，这个必须表达，对于咱们写作者而言，获得尊重还是挺感动的，

我觉得一个剧集海报的署名顺序，折射出了背后的制作团队对于编剧重要性的认可程度。现在有非常多热门剧集官宣时，别说署名顺序，海报上连个编剧的名字都没有。这种情况到今天为止依然比比皆是，不知道这个剧本是凭空出来的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没有编剧名字。

但正午阳光、柠萌影视、新丽传媒所有的剧都会将编剧放在第一位，《对手》和《黄雀》的制作团队也是这样。只要是尊重编剧成果的制作公司，相对来说都是最专业的，这反映了专业认知。

《黄雀》定档微博官宣主创名单顺序

观察者网：可以透露下《黄雀》会有第二季吗，剧本到什么阶段了？

王小枪：第一季多线头、多时空、多视角交叠穿叉的结构是比较大胆的尝试，播出前我们也不确定市场反应，也想通过第一季观察一下观众对这种强情节、高密度、多线索叙事的反应和态度。后来我们欣喜地发现，大家还是很认可第一季的，我们也对观众的审美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我忙完手头的工作，就会开始策划和构思第二季剧本。其实我在写第一季之前，脑子里对后面的故事已经有了大概轮廓，所以和第一季相比，第二季的创作不是0到1，而是1到2，难度要稍微小一些。什么时候和观众见面还不确定，但我们会尽快，谢谢大家的支持。

观察者网：很多平台降本增效的同时，会对类型化作品提出更高要求，您作为成熟编剧，会感受到市场压力吗？

王小枪：我个人压力不是很大，但肯定会感受到市场对剧本创作阶段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方面平台要降本增效，另一方面观众的观剧习惯在改变，还有短视频的冲击等等，都对编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是类型片。比如说，大家会感受到剧集变短的趋势，平台现在一般建议不要太长。

我觉得当下行业有一个情况挺好——那些混子、“行活”难混了，50分、60分的剧本开机很难了，采购环节就被毙了。我觉得这个挺好，倒逼大家更认真，更精益求精，求上得中嘛。

而且现在一个剧集能走到开机不容易，我写过一个古装题材的故事，因为各种原因，版权卖了以后到现在快10年了还没开机。《黄雀》之后，我还有一部医疗题材电视剧《生命缘》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播出，是北京电视台自制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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