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金融导师 | 房涛：公益金融，实现财富管理的“义利”双重价值

公益金融导师房涛：

公益金融，

实现财富管理的

“义利”双重价值

党的二十大以来，“共同富裕”正成为社会发展凝聚的目标共识，而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同时，经历改革开放四十余载的财富积累，中国“创一代”企业家正迎来传承交接班的节点，如何有效传承财富，实现家族基业长青，也成为他们的一大关切。而作为财富传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慈善也被愈来愈多的财富人群所重视。

那么，新时代下的“慈善”，是否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慈善”和“金融”的碰撞融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委员、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新联会常务副会长房涛接受《财富管理师》专访，对此进行了精彩分享。

一

什么是“新慈善”

慈善是资金端的本质需求之一，也是财富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很多人一听到公益慈善或许就会联想到“抗震救灾”“扶贫济困”，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解读《慈善法》，就会发现慈善能够触达到的范围其实更广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要“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推动公益慈善在三次分配、共同富裕方面发挥功效。 2024年9月23日，民政部部长和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民政部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围绕社会组织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等方面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期间，他们反复提及了公益慈善要如何助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和国际合作，这也为公益慈善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带来的财富积累，也为慈善事业在财富管理领域的拓展提供了良机，通过设立家族慈善信托搭建起家族治理的底层架构，正成为财富家族进行财富管理的主流模式。 基于这些层面，我觉得我们再去理解“慈善”，就不能被原先窄化的认知框架所限定，我觉得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了公益慈善更新的定位和使命。

同时，我认为不同的城市也当明确自身在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上的独特使命与角色。以深圳为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它无疑承载着在公益慈善领域内引领创新、培育更多高质量主体、工具、项目、产品的重任。凭借其经济活力、科技创新、金融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去探索公益慈善的新模式、新路径，不仅在资金筹集、项目管理上实现突破，更要在慈善的社会效应与可持续发展上做出先锋示范，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向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二

什么是“有效公益”

我认为所谓的“有效”，一是要确保“你之所给”也是“他之所需”，二是我们要最大化地发挥汇聚到慈善领域的资源所具备的潜能和价值。

针对第一点，我是从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以我深知如果要有效率地做成一件事，那么首先必须要懂得“追问需求”。对于慈善组织而言，能够主动追问利益相关方包括捐赠人、慈善组织自身、受益人以及政府、社会真正导向什么，需要什么，才能够平等地看见对方。 过往，我们的现代公益慈善尚处在一个比较粗放式的发展状态，行善之人常常比较迫切地想着把自己认为对方需要的东西或服务给到受益人，而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耐心和同理心去关切这些是否是受益人的真正所需。

当然，这种“单向度的给”相比于没有看见这个社会存在的需求而言，已经是一大进步，应该点赞。只是，当我们已然处在一个需要更高质量的慈善服务去做支撑的时代，那么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就需要舍得放下自己的判断和偏好，从底层逻辑上去突破认知的框架和边界，善于换位思考，平等地看见并真正站在各方的角度去理解、共情他们的真实需求，否则即便是慈心善行，受益方所感受到的这份“爱”也是有所打折的。

比如近日，民政部部长提出了社会组织在促进养老事业发展中的“四个转变”，其中的两大转变提到了我们的服务对象已从过去服务特殊困难老年人为主向服务全体老年人转变，我们的服务内容已从兜底保障、生活照料向更有质量的医养康宁相结合的服务转变。

在过去，社会上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在慰问老人时，会送米、送油、送轮椅，但如今随着政府适老化改造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这些基本的生活资料已不再是他们所稀缺的，反而是在独居成为大部分老年群体生活常态的背景下，他们需要有人提供更多精神层面上的服务，比如他们会渴望社交，也有被理解、被懂得的需求，更有贡献社会的自我价值实现追求。 因而我们必须看到银发经济要远远大于养老服务，从养老、休闲娱乐到终身学习，发展银发生产力是必然趋势。

针对第二点，我认为相比于社会上存在的需求，我们所能募集到的资源一定是有限的，甚至是远远不足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经由慈善的路径去帮助到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我们就必须通过提高资源的使用效能，假设效能提升了10%，那么在捐赠上就能惠及更多的人群。 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如何去放大这些资源的效用？我觉得这是慈善组织需要去共同思考并寻求解决路径的。

过往，慈善还停留在捐款捐物上，慈善组织将所筹款项存放在银行“吃利息”，这虽是一个较为稳健的方案，但也只能收获缓慢的线性增长。 如今按照新规，慈善机构可以通过第三方的金融机构做保值增值了，借助金融机构成熟的渠道、工具和产品设计，学习国际上可借鉴的一些公益金融的方式，可以使筹款的增长达到指数效应。

目前，慈善资产在释放金融属性方面仍旧没有得到较大范围的尝试，背后一方面是优质底层资产稀缺，金融产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难以评估，另一方面也还缘于舆论对慈善发展理解的偏差。政府、监管机构、审计等中间支持系统和公众均会认为慈善的安全性及其承载的道德要求，跟金融的风险属性无法兼容，而迫于这层压力很多慈善组织的领导者便会迟疑，倡导公益的有效性，公众是否会质疑慈善组织太过追求效益？而这是否会影响其对慈善组织公信力和透明度的判断？

这些担忧无疑是对透明和有效两者关系的硬性割裂，实际上这两个板块是可以实现“兼容”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模式和机制上不断探索。

我认为阳光透明是公益的底线，而有效是公益最珍贵的品格。一个慈善组织做到公开透明、有公信力是最基本的，但这不应该成为唯一。 忽视了汇聚到慈善公益领域的优质资源包括所有的钱力、物力、人力价值的有效发挥，会变相助长低效率事实的发生，那么我们对于公正、美善的社会价值投资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我特别希望慈善组织的理事会和社会公众能够跳出上述“非此即彼”的框架，唯有旗帜鲜明地喊出“左手是透明，右手是有效”时，你的团队才会更加积极地去思考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用，而这正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捐赠人所欣赏的。

三

金融或财富管理行业 如何助力慈善资源？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现代慈善公益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慈善服务资产端，各类慈善公益组织和社会工作机构为社会服务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慈善资本端相比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在年度新增慈善捐赠总量方面，中美之间约存在着20倍的差值，对于我们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其中，金融机构及其精英从业者正是推动慈善资本端有效增长的主力军。

其一，金融机构的强专业度和丰富的客群资源。金融机构在经济版图中占据了顶端生态位，金融精英是最懂财富创造、财富增值、财富保值和财富传承的一群人，也更懂如何抵达财富的本质；同时，我认为最容易触达和影响高收入人群的也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因而，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深圳家族办公室促进会牵头发起制定了《金融慈善顾问》团体标准，并对财富管理人员开展证书培训，以提升他们对财富人群的义利并举综合服务力，这将有效地服务金融的人民性，也将有效地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参照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推进美国捐赠总量增长以及捐赠工具和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就是金融机构，比如富达投资，仅2023年其在慈善领域的捐赠总量就高达110亿美元，它在强力布局DAF（捐赠人建议基金）后仅用4年的时间，年度捐赠总量就赶超了美国最大的非营利组织"联合之路"。 人类的智慧、社会和行业的发展模式会不断地交互，美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多年后，慈善 捐赠总额占GDP比值约7%，第三部门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约10%，我相信会有更多人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携手踏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其二，金融机构的国有担当。党的二十大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积极建设自身的人民性、社会性以及机构的ESG，并非以商业盈利为唯一目的。 在银行金融机构方面，2012年深圳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跟建行开展了对深圳社会组织的免抵押、免担保的低息贷款，这种公益信贷的尝试在全中国领先实践。 自那以后，深圳每年都能帮助到20多家社会组织去做公益信贷，并从建行一家开始逐渐发展到八家银行一起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后来，该中心又与农总行联合设立了公益金融实验室，并以深圳作为试验田率先实践了一年半的时间，后经调研总结，目前正在向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等五大省的分行推广。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经与建行、华夏、平安等银行以及券商、基金公司等联设了多家公益金融实验室。

关于具体的流程展开，比如与建行公益理财产品的合作，首先设计不仅有经济收益也有社会价值回报的产品，加入到金融机构的产品序列中，由深圳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担任办公室承办者，在服务资产端联合多家公益机构设计慈善组织和项目白名单，去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资金端捐赠人，形成闭环，这就会吸引不仅有理财需求同时也有慈善意志的一批客群来购买这个产品。 该类公益理财产品成功吸引了建行系统内的16家分行一起参与合作开发和销售，目前已有5.89万人次参与，销售额超过220亿元，收益部分的捐赠总额仅深圳区域就超过1500万元，并全部用于了捐赠人极具参与度和共识的公益慈善领域。

在非银行金融机构方面，深圳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也做了很多公益金融的相关实践。 比如跟中国人寿尝试了公益保险，跟建信信托合作了艺术原创作品的艺术品信托，跟华润信托尝试了DAF集合式慈善信托，跟第一创业证券联合发行了国内首支ESG资管产品，跟福田区政府尝试了影响力债券。 同时，该中心为金融从业人员提供的金融慈善顾问认证和培训也受到市场好评，让金融精英有意愿、有能力、有具体的方法去理解与应用跨界的法规和工具，去挖掘和服务高净值人群的慈善需求，从而提升客户粘性、满意度和受托资金规模，收获多赢。

以上的这些具体实践案例，都是金融机构从经营者的战略出发，真正凭借自身的核心服务力投身公益慈善所开发出来的高品质项目，它与过往拿出利润的一小部分去做慈善捐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借助这些公益金融产品能够精准触达一批客群，带来营业额的增长，同时也为金融注入良心和血脉，银行员工在售卖这些产品时会非常有成就感。 而对于公益慈善事业而言，这些公益金融产品能够很好地赋能其发展，实现公益的自我造血，把消耗型的慈善捐赠转化成了影响力投资，转化成了社会价值投资。 所以，这是一个一举多得、一赢多益的事情。

四

家族慈善如何助力家族财富传承？

财富家族在传承中往往会涉及到资金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向后延续，而我认为针对其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慈善的路径去做传承解决方案。

社会资本包括家族企业如何与社区融合，如何处理劳资关系，在ESG发展上有何作为，在社会捐赠上涉及哪些慈善项目等；文化资本包括家族的优良家风家训、精神信仰等。这两大部分所涉内容可以帮助家族后代建立起正向的价值观和不依附于财富的独立人格，培育同理心和同情心，而这与慈善所能发挥的功效正好契合。

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国自古传续下来的“留余思维”极大地影响着财富家族在慈善方面的作为。通过发起和参与家族慈善，设立家族慈善信托，财富家族不仅可以延续财富，还可以提高其在社会中的声誉和美誉度，家族后代也能够在公共关系、合作精神、财务能力、领导力等多个方面得到锻炼。

根据《2023中国高净值人士慈善调研报告》，设立家族慈善信托已成为财富家族进行财富管理的主流模式之一，而这也揭示了慈善与家风建设、精神传承的内在关联，展现了财富人群积极向上的财富观和慈善观，无疑也为金融机构升级慈善服务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于具体的慈善布局安排，确实需要借助专业的机构去做，比如借力家族办公室，依托专业人士赋能家族财富传承。 同时，家族办公室若想更好地助力财富人群实现家业和精神的永续，也需要练就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如今，社会创富的底层逻辑已悄然发生变化，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也已由创富走向守富，家办也需要看到这样的转变，比如在服务财富人群时，需要做好财富投资增长和财富保全传承板块的人力分置。

像比尔·盖茨基金会，他们做慈善投资和慈善执行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两批人，因为人们在具体领域的大量实践除了能够助力其提升专业能力、增强敏锐度之外，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会使得他们的思维模式趋于固化，显然在短期内让主攻投资增值创富赛道的人切换到主攻保全传承的守富赛道，是有难度的。 慈善中的决策不仅基于数字的精准，更蕴含了对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的深刻理解与权衡。

因此，对于家族办公室而言，若想更好地满足财富家族参与慈善的需求，就必须精心培育并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但不限于精准识别慈善项目的社会价值、高效整合慈善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复杂多变的慈善环境中做出明智决策的智慧。

深圳市财富管理协会、深圳市家族办公室促进会都是非常有远见、有专业性的行业组织，在深圳市财富管理协会的成立大会上，他们就宣讲了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和ESG，在家促会专业研讨会上更是强调了慈善文化和技能的不可或缺，并与深圳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共同为家办及各大金融机构的金融人才提供金融慈善顾问的认证和培训，目的就是助力金融人才更好更快地成长，加入到推动公益金融发展的队伍中，共同打造社会金融和慈善创新发展的湾区新高地。

本文内容分享者房涛为第五期公益金融mini MBA导师之一。公益金融mini MBA面向金融精英和公益组织负责人，通过跨界的力量，贯通金融和公益。并以此为契机，建立全国最大的公益金融社群。项目正在火热报名中，欢迎扫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进行报名。

邮箱：gongyi@yicai.com

⏳报名倒计时！3 月 30 日截止，立即抢占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