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诗酒人生的背后

古代很多文人讲究诗酒人生。用诗和酒伴随一生，看似比较潇洒自由，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其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秘密。

李白的人生就是诗酒人生，一辈子追求功成身退，最终功未成，身也未退。虽然他通过权贵举荐做了官，但脾气豪放，不容于官场，最终被排挤出局，还是一边喝酒，一边云游，一边做诗。他并不是不想做官，而是做不成官。在古人眼里，做官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而只是读书，成为书生，却并不是成功。书生是为了做官做准备的，不然学知识就没什么意义。书生确立了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要为了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只是他们努力奋斗以后，即便考中了做官，也不一定能实现人生理想，却处处受制于官场的规则，不得不适应官场的规则，要努力搜刮民间财富，用银子铺路，为自己升职做好准备。倘若不这样，仍然抱有速生时期的远大理想，要为了远大理想而奋斗，那么他们的人生往往是曲折多难的，不是被排挤出官场，就是做事被人诟病，甚至被人恶意弹劾，最终不得不远离官场，用诗酒来安慰自己。苏轼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被贬，后半生被一贬再贬，最终贬到了海南岛。但他心理比较强大，随遇而安，还要谈佛说禅，似乎比较潇洒，但也完全忘不了官场的作为，想要回到官场，就要给皇帝不停地写信，要求重新获得皇帝的启用。即便他写诗作词，也仍然要表达壮志未酬、宝刀不老的心态，让皇帝看到，引起皇帝的注意。他的诗酒人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被贬之后用诗酒来安慰自己，也是把精神寄托在诗酒上，在醉眼朦胧中写诗，似乎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

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或词人大多有被贬的经历。因为他们逞书生意气，以为读书就一定要修齐治平，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为君主分忧，要为黎民百姓的幸福而奋斗。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因为官场并不能够容纳这些理想化的书生。他们进入官场之后，会被官场的风气污染，倘若不被污染，保持耿直的脾气，就很容易触动既得利益者，被权贵排挤，最终远离官场，不是被贬就是被发配。倘若他们参与了政治运动，就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被下在大狱里。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清醒官场到底是怎么回事，才会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做官，而不应该保持书生意气，也不能够凭借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尤其不能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官场。他们被贬之前，诗文的成就并不大，大多写一写春花秋月，离情别绪，而被贬之后，诗文就有了深刻的意义，尤其融入了他们人生的悲哀因素，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文人善于写作，但文人并不一定适合做官，倘若文人做官做久了，就一定适应了官场的潜规则，也一定会搜刮银子和送银子，也一定会搞各种关系的运作，不然就做不好官员，当人也就不是纯粹的文人了。

司马迁写《报任安书》的时候，写到了自己的事情，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他写的内容很容易感染读者，也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身世之悲。倘若没有诗与酒的浸润，没有对历史执着的追求，恐怕他连活下来都是个问题，就更别提写出《史记》了。陆游写诗：“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充满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但他一辈子主张北伐，却最终没有实现愿望。倘若没有诗与酒的安慰，恐怕陆游早就失去了信心。他写道：“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了都想要听到北伐胜利的消息，而辛弃疾也主张北伐，还真的参加过战斗，有金戈铁马的生活，却最终抑郁不得志。他写道：“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孔子说：“诗言志。”诗歌体现了诗人的心情，体现了他们的想法，而酒却让他们进入朦胧迷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似乎可以获得做诗的灵感，也可以张扬个性，获得一定的自由。他们往往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也不太如意，就转而专注于形而上的诗歌，要借助酒来做催化剂，甚至有的服食丹药，弄得精神恍惚。

倘若他们政治上春风得意，仕途发达，写诗作词就不一定能有那么高的艺术水平，甚至只会喜欢了写个人的小情绪，却写不出个人的悲哀，也写不出人类共有的悲悯。文人不是武将，即便造反，也不可能成功，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有抑郁不平之气，就要借助诗歌来抒发，哪怕没有写诗，喝了酒，躲到醉乡里去，也仍然是一种自由和洒脱。文人喝酒只是追求肉体的麻醉，获得形而下的暂时欢乐，而且写诗要受到灵感的指引，要实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其实是情感抒发的自由，而不是现实中的自由。越是这样，文人就越是要喝酒，在喝醉的时候写诗，觉得生命在流淌，也觉得思想得以流传，更可以抒写怀抱，痛快淋漓。但权力系统并非那么宽容，很容易对说实话的诗人或词人进行打压，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弄得很多诗人和词人不敢写了，纷纷搞考据学，搞训诂学，搞音韵学，当然也就没有太好的文学成就了。

看来诗酒人生并非那么美好，只是文人的一种自我麻醉和安慰罢了，而现实生活却是他们不如意的，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遇了打压和折磨，不得不躲到诗与酒的境界中，获得暂时的欢愉。能看到这一点，就知道古代诗人或词人写出来的作品悲哀的多，欢乐的少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