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Yi术到自我满足：某种物质，某种争端

2024年下半年，一部电影让一位曾经陷入“整容风波”的好莱坞传奇女星重回大众视野。《某种物质》里的“本体”伊丽莎白·斯帕克（Elizabeth Sparkle）和黛米·摩尔（Demi Moore）的经历仿佛是两段平行人生，伊丽莎白最终被分解为属于自己的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一摊血水，而黛米·摩尔则凭借这部电影拿到了自己从业45年来的第一个影后。显然，整部电影对特定行业中对美貌的过度追求进行了一种讽刺，伊丽莎白用生命追求的光环与她所持有的年轻貌美额度紧密挂钩。同样在2024年，由亚伦·施密伯格（Aaron Schimberg）执导的《不同的男人》也关注了容貌对一个人社会处境的影响。因为神经纤维瘤致面部畸形的爱德华（Edward）在接受手术后“重获新生”，成为英俊的盖伊（Guy），但最终却在追求自己的女神时败给了同样因神经纤维瘤而毁容的奥斯瓦尔德（Oswald）。尽管两部电影传达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对于外界对个人容貌的看法都有较为激进的主张：不要让外界批判、掌控自己对自身形象的判断，不要因社会审美将自己规训、异化。

电影海报：《某种物质》《不同的男人》

然而，一个人往往难以摆脱社会偏见，尤其是社会对毁容根深蒂固的偏见。修复或使面部更加美观的技术已有千年历史，近年来整形外科的发展已达到脸部移植的阶段。从2005年的法国进行的异体面部局部移植，到2017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近乎全脸的异体面部移植，再到2024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进行的自体组织面部构建，现代技术或多或少拯救了毁容者的人生，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科幻走进现实。美国整形外科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在介绍整形外科的历史时，强调“自我提升”（self-improvement）一词。由此可知，当代整形外科的根本在于满足病人的自我需求，与其说是治病救人的医术，不如称其为一门古老的疗愈艺术。除了面部的提升和修复，整形外科的业务还进一步拓展到对身体的改善和修复，例如，生殖器整形美容术、手臂提升、腹部除皱、乳房重建、吸脂术、正颌手术、埋线提升等。整形外科的合法地位似乎证明了如此事实：对自我提升的追求是人类天性，在寻求提升的过程中，改善和修复面部乃至身体其他部位，成为该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判断改善和修复的限度，成为当代整形外科尤其是其中美容手术面临的巨大争议。

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代的整形整容技术日益挑战我们理解自我、认知身份的方式。我们不禁思考：当我们在谈论“造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通过现代科技改变原有的平凡容貌，拥有一张更加漂亮和年轻的面容？抑或是通过现代手段为面部缺陷者带来功能修复和容貌的恢复？对于现代整容技术的讨论总是热火朝天，意见不同者甚多，但不可否认，容貌对一个人的影响仍是社会心照不宣的认定。抛开整容正义与否的争议，整形外科究竟如何发展并形成如今的规范化流程？美国医学史作家、牛津大学医学史博士林赛·菲茨哈里斯（Linsay Fitzharris）为我们带来了她的最新作品《造脸：整形外科的兴起》。该书的英文版于2022年由美国出版商FSG出版，题为The Facemaker: A Visionary Surgeon’s Battle to Mend the Disfigured Soldiers of World War I，主要讲述了新西兰人、剑桥大学接受教育的耳鼻喉科医生哈罗德·吉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自己的探索和热忱，为因战争毁容的士兵修复、甚至“制造”面部，进而拯救他们往后人生的故事。整本书资料翔实，主题宏大，对整容手术更早的历史也稍有涉猎，亦关注了吉利斯医生战后所做的工作，为读者了解整形外科的历史搭建了一个连接古今的桥梁。该书尤为关注个体故事，以小见大，可读性极强。

《造脸：整形外科的兴起》

本书的故事始于一位在一战中面部损毁的英国二等兵。作为吉利斯救治过的病人之一，珀西·克莱尔的经历道出了毁容者面临的两个困境：一是“有碍观瞻”，二是面部重要功能的丧失。在菲茨哈里斯看来，整形外科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得益于哈罗德·吉利斯医生的领导与钻研，在此过程中，整形外科作为一个医学分支取得合法地位，一些开创性方法被逐渐标准化，整形外科步入现代社会。正文第一章至第四章更像是一出多幕戏剧，包括吉利斯的早年经历、整容相关技术在一战前的简史、战时科技发展与吉利斯在剑桥军事医院救治伤兵的早期阶段。从中可知，战争极大影响了面部重建技术的发展，但一战前的整形和整容手术均少见。不过，吉利斯并非领域的开创者，相反，他更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不服输的勇气和活力，以及善于统筹和合作的能力，参与了一战时期修复士兵面部的伟大事业中。更为重要的是，在毁容士兵成为自己与他人眼中的恐怖事物时，吉利斯所带来的宽慰的力量。

随后三章是吉利斯战时整形外科发展的起步阶段。随着吉利斯领导的手术科室稳健发展，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加入到他的治疗小组中，比如有解剖学培训经历的艺术家亨利·唐克斯（Henry Tonks）的加入。基于此，吉利斯外科团队对病人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图像记录有了保障。这些细致的记录促进手术方法的规范，进而推动整形医学作为一个医学合法分支。在唐克斯的图像记录经历中，他对面部受损的士兵有诸多强烈感受力的见解。在这座被他称之为“恐怖小屋”的科室里，烧伤的、鼻子缺损的，乃至面部严重缺失的士兵遭受着外界与自我内在的厌恶感。“战争期间，面容的破碎常常会导致心灵的破碎。”（第121页）镜子里的脸庞反射出根深蒂固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对面貌可憎者的厌恶与排斥。当医学不能重塑士兵的面庞时，由艺术家主导的面具制作将毁容者的尊严维持在遮挡物内，同时，面具的作用亦是“隐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歌剧魅影》中的“魅影”，一位因严重面部损毁而不得不躲避在面具和黑暗之中的音乐天才。鉴于此，吉利斯的整形修复实际上修复的是毁容者的心灵和人生。但在此过程中，新的伦理问题出现。面具制作者仅是让毁容士兵恢复原有容貌，但吉利斯却热衷于为他的病人创造全新容貌，譬如对鼻型的选择。

吉利斯对创造容貌的兴趣在一次次修复毁容士兵的手术中表现出来。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的故事转移到1917年在锡德卡普成立的整形外科医院。在这家名为王后医院的医疗机构里，吉利斯团队进一步壮大，除了各国医护人员，更多的艺术家、雕塑家也加入到修补脸庞的事业中。手术技艺和方法在思维的碰撞中日益丰富，更遑论辅助技术比如输血技术和医学照相技术的发展，为日后当代整形外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对于住在王后医院的士兵而言，医院还是一个避风港。一方面，减少他们在公众面前的曝光度；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少公众面对毁容士兵的不安与焦虑。一个人的外貌对其自身的重要性，吉利斯有着近乎深刻直白的认知，即外貌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在锡德卡普，修复士兵的心灵不仅仅依赖于对其面部的修复，在这个毁容者的“伊甸园”里，伤者可以参与运动等休闲活动，参加职业培训班以应对战后的就业，甚至，在修复过程中，吉利斯试图让他的病人们有一种参与感。二等兵珀西·克莱尔享受在锡德卡普的生活，尽管康复之路漫长且痛苦，但远比“外面的世界”更安全温馨。

英国皇家飞行队（Royal Flying Corps）亨利·拉尔夫·拉姆利（Henry Ralph Lumley, 1892.03.28-1918.03.11）少尉，他的死亡让吉利斯意识到，在制定手术方案时一定要首先考虑每个病人的个体需求，采用一种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整形手术，即“能拖到明天的事，绝不放在今天做”。

最后两章聚焦于战争结束之后的1918年11月11日，西线停火。几个月后，一群毁容的法国士兵出席并见证了和平条约的签署。作为反映一战残酷性的活生生的例子，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伤痕镌刻在扭曲或缺失的人脸上。王后医院的修复工作并未随着战争的终止而停滞，直到1925年最后几位病人转院。不过，此时的吉利斯尚未得到官方和社会的嘉奖，整形外科作为一个医学分支的合法地位也尚未得到确立。事实上，随着曾经毁容的战争老兵在战后以某种“奇迹”一般引起公众关注时，吉利斯的官方表彰才姗姗来迟。毋庸置疑，吉利斯拯救了很多人的人生，使其免于成为一道隐匿在黑暗中的魅影，一个自我与他人眼中的怪物。但随着王后医院人员的转移，大部分医生重操旧业，独留吉利斯坚守在尚未成立的整形外科医学分支。吉利斯的事业转向了平民整形外科。在该领域，有因意外事故毁容的人，他们需要面部修复，但更多的人是那些容貌并未毁损的“正常人”，他们希望改变自身的某个部位，以达到更加美观的效果。整形手术的边界进一步扩展到美容手术阶段。但正如菲茨哈里斯强调，整形外科的核心仍是修复和恢复因畸形、创伤或疾病影响的人体功能的重建手术，不过，其目标常常是提升生活质量，而非挽救生命。

一些细节暗示吉利斯在战后的职业生涯中并非循规蹈矩之人，在终其一生挑战外科技术极限之时，他也在挑战伦理的边界。不过，菲茨哈里斯并未对吉利斯的所作所为进行抨击，她只是将一些稍有争议的事情列举出来，留待读者自行判断。总的来说，她笔下的吉利斯是极为正面的，甚至对于一战的毁容士兵而言，吉利斯是个毋庸置疑的伟大拯救者。尽管他或许“引导”了女士美化自己的容貌，但他并非出于赚钱的私欲；尽管他或许触碰了当时的法律界限，但他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生存得更有意义。一定程度而言，这位当代整形外科的开创者只是利用他的专长，迎合了整个社会对容貌、尤其是女性容貌的规训，但矛盾的是，他又以一种对个人生活体验的极度关切，挑战了另一种社会观念。若以福柯的规训理论解释，吉利斯的行为会变成外科医生利用其掌握的知识权力，对他人身体进行控制。无论如何，原有边界被一次次突破。

但是，吉利斯并非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在盲目探索未知科学时创造了相貌丑陋的“怪物”，并轻易将其抛弃，逃避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最终自食恶果。吉利斯的疗愈不仅促进病人的面貌或身体修复，他还留意到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最终采取手段，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正如前文提及的伦理问题，尽管吉利斯并未就此类困境付出代价，但突破边界带来的后续效应难以估量，尤其是当今整形外科手术中的美容手术领域。从吉利斯轻易免除他的病人的费用可知，他涉足平民整形外科并非抱着赚大钱的想法，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他一手创立的当代整形外科正逐渐变成一门生意。《世界整形外科杂志》指出，当今不同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增加了人们对外表的关注，从而增加了对整形手术的需求。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考虑，往往也是女性更易受到通过美容手术提升自己的容貌、身材，实现更加美好人生的鼓动。这似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哪怕战时吉利斯让需要重塑鼻子的士兵挑选鼻型，战后的吉利斯却更倾向于挑女性原生鼻子的毛病。广告、越发简便的技术、层出不穷的美容诊所……消费者在整形外科的亚领域购买自己的心理慰藉。在整容美容的道德困境中，医学道德和伦理告知医生责任和技术的边界，但产业化让更多业余人士纳入其中。

另外，对整容行业边界的讨论也包括不断追求美丽的消费者本人。诚如容貌提升和身体塑形是自我提升的一种手段，在不断追寻美的过程中，整容手术的困境演变为一种自我认同困境。《某种物质》传达出对演艺行业畸形一面的讽刺和抨击，《不同的男人》里的爱德华通过手术变成拥有漂亮脸蛋的盖伊后却失去了原本丑陋的自己可以获得的人生经历。也许电影传达的内涵可以让人面对整容的消费主义陷阱时稍微保持清醒，但电影里的故事无法囊括现实纷繁复杂的情况。人类学家文华（参见《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文华著，刘月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不认为整容等同于虚荣，在对21世纪初国内整容行业的调查中，她认为当下需要重思“美只是肤浅的东西”这句话。我们轻易地将整容行为和背后动因投射在个体及其心理状态上，但文华的研究表明，对整容的理解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换言之，社会环境推动部分人转向寻求整容或美容的手段。因为人生似乎可以更好一些。根据这一观点，重新审视一战时期毁容士兵的处境和吉利斯等人的作为，菲茨哈里斯为何会在《造脸》一书开篇花大篇幅讲述为国负伤的战争英雄和“有碍观瞻”的形象冲突也就不言而喻。

总之，菲茨哈里斯的新作《造脸》为读者带来了关于整形外科的温情一面：在哈罗德·吉利斯的医院里，总是在修补，总是在治愈。这种疗愈的根本不仅仅是为了修复人体尤其是面部的破碎，而是修复一个人的心灵，修补他们因为疾病、创伤等事故带来的人生的失序。只是，当整形外科医生在修复过程中一次次突破原有医疗技术边界之时，人类对美的本能追求将自己带到了这样一个处境：如果身体和面部的损坏可以得到修补，那为什么不造一张更漂亮的脸或一具更漂亮的身体呢？社会规训、性别差异、技术变革、审美观念、行业需求、经济发展……在整容行业的故事里，有的人求仁得仁，有的人沉溺其中，有的人遭遇失败乃至死亡。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裹挟着对内在心灵的探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现在，上海九院的新门诊大楼直梯里依旧塞满了人。电梯厢慢悠悠地向高楼层上升，到整形外科楼层时，电梯厢内的人流总会涌出一大半。有时候，还会遇见术后戴着头套的病人在楼里晃悠。菲茨哈里斯告诉读者，不要忘了整形外科创立的初衷和该学科的核心。从战争医术到战争艺术，再到平民生活，美丽的外在、美丽的心灵和美丽的人生，科学和认知的边界，容貌和心灵的处境，边界在哪里，你的答案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