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58】一场从人质事件到文化交流的日俄互动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为纪念在北海道拓荒中的历史功绩，出身兵库县淡路岛的乡土伟人高田屋嘉兵卫被当地人以纪念馆的形式留在了不变的回忆中。在纪念公园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之中，高田屋嘉兵卫的像醒目地矗立。不过，旁边和他一起“站”着的，还有一位更加高大的俄国人——戈洛夫宁。一个是助推北海道开拓，一个是19世纪俄国海军上尉。两人就这样“站”到一起，也会让经过这里的人一下子把思绪拉回那段激荡往事。

自17世纪中叶以来，俄国人不断南下勘探，加快“扩张”的脚步。1809年，俄国海军“蒂亚娜”号帆船带着探索堪察加半岛以东地区的北太平洋海域的主要任务抵达堪察加半岛，海军上尉瓦西里·戈洛夫宁是这次“出海”的领队。2年后，戈洛夫宁准备勘察位于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之间的根室海峡，最终目的是“一路向北”后的鄂霍次克。在那个年代，当日本人遇到俄国人时，恐怕脑海里一下子就会闪出“文化露寇”事件的阴影。这并非什么“文化”事件，而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历史。文化是指幕府将军德川家齐掌权时所在的年号“文化”，“露”则是日语中俄罗斯的汉字简称。至于“寇”，则直观反映了日本眼中这次事件的性质。1806年到1807年（文化3年-4年），俄国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却碰壁遭拒，俄方使节近乎幽闭状态下历时半年之久向江户幕府交涉无果，认为只能以武力敲开日本的国门，便对日本北部部分地区实施了攻击。不过，这场军事攻击并没有得到俄皇许可，就此收场。但对日本而言，无异于一次令其心蒙阴影的冲击。

话题回到戈洛夫宁。由于“文化露寇”的心理阴影，当戈洛夫宁出现在日本人面前时，也被当成第二个“露寇”遭遇攻击。谈判期间，戈洛夫宁被扣押为人质，先后囚禁在箱馆、松前等地。好在随着幕府对他的了解，开始慢慢消除对其敌意，并主动开展文化互动。对于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戈洛夫宁所作的手记成为了留在历史上的《日本幽囚记》（岩波书店，1943年5月），在当时对于俄国了解日本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是俄国人写就的首本论述日本和日本人的书，且距离德国医生、博物学家肯佩鲁写出《日本记》已经过去很久，极大地满足和回应了欧洲对关于日本的书籍再问世的“求知若渴”。日本历史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菜花冲》就是以此为主题，他还曾盛赞《日本记》文学性和纪实性兼具，是珍贵的文字材料。

“无独有偶”。1812年8月，俄国扣押日本官船“观世丸”，将商人高田屋嘉兵卫与5名船员拘禁在堪察加半岛，打算人质交换戈洛夫宁。高田屋嘉兵卫既是渔场上的实业家，又直通幕府，是一个有能力有人脉的半官之商。所幸在俄期间，高田屋嘉兵卫并没有受到太多人身限制，这种命运设定也让他成为影响日俄交流的历史名人之一。高田屋嘉兵卫抓住时机，提出可以通过自己的斡旋解决戈洛夫宁被扣押的问题，并建议俄方理解当时军船向日方发动攻击造成的影响，如能主动提出致歉信，相信幕府会释放戈洛夫宁。不出所料，事件最终得以解决。

但顺中亦有不顺。事后，日本始终拒绝与俄国通商，更不同意建立国交关系。而对比二人回国后遭遇，也不免令人生出一些叹息。戈洛夫宁获得晋升和终身年金，高田屋嘉兵卫则因为当时日本的时代局限性，虽协调解决国际纷争有功，但却因“知道得太多”而受到监视和限制，平平而终。纵然如此，也并不影响这场从人质事件到文化交流的转变背后的时代意义。日本民俗学家和历史学家须藤隆仙不惜笔墨，还写下了《高田屋嘉兵卫：日俄交涉的先驱者》（国书刊行会，1989年1月），给予了主人公极高的评价。不知，这算不算后世对于高田屋嘉兵卫的某种“正名”。（2025年3月28日写于中国安徽合肥融创铂尔曼酒店1006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