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如何无罪辩护！重庆律师分享法院宣告无罪案例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在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纠纷与诈骗犯罪常常界限模糊，尤其是当借款人未按约还款且伴随欺诈行为时，案件性质的认定充满争议。债权人为挽回损失往往倾向于借助刑事手段，但司法机关必须谨慎区分普通的违约与刑事诈骗。现实中，由于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准。不少本属民事纠纷的案件被错误当作刑事犯罪处理。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内涵，以及在“借款型诈骗”和“商业交易型诈骗”中如何判别其存在，从而明确刑民界限。

一、借款型诈骗的实务辨析

借款型诈骗是指行为人以借款为名、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实的行为。表面上是民间借贷，但借款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打算，而是利用借贷形式实施诈骗。

司法实践中判断此类案件，核心在于审查借款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下因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借款动机与用途：借款人是否虚构借款理由，资金用途是否真实可信。如果借款人谎称资金用途（如谎称投资、经营需要资金），实则将款项用于个人挥霍、赌博等，与借款时承诺不符，则倾向认定其主观上不打算合法使用、归还款项。反之，若证据证明借款实际用于约定的合法用途（如生产经营），则属于正常借贷范畴。

例如，在“杨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中，被告人借款用于炒股且亏损。法院认为股市有风险，出借人明知借款是用于炒股并自愿冒险出借，并未因被告人的行为而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因此认定被告人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可见，借款用途真实且为合法经营目的的，一般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不宜轻易上升为刑事犯罪。

2、还款能力与意愿：如果借款人明知自己资不抵债、无力清偿仍大额举债，往往涉嫌诈骗。但需注意动态地看待还款能力，不能仅凭事后未还款就推定借款时无履约能力。辩护中常通过提供借款时的资产清单、经营项目计划等，证明借款人当时具备一定清偿能力或预期收入，从而反驳其主观上无还款意图的指控。此外，行为人在借款后的表现同样重要：是否有按期付息或部分还款记录，是否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展期、提供担保等。

3、资金流向与使用情况：如果款项被迅速转移、隐匿，或大量用于与生产经营无关的个人消费、赌博、偿还旧债等，那么借款很可能只是幌子，行为人实际意图是侵占财物。

4、借款后的行为表现：如果行为人在骗得款项后很快逃跑、玩失联，且未将借款用于任何正当用途，即可推定其在取得借款前就抱有诈骗故意。这种情况通常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携款潜逃”，是借贷型诈骗的典型特征之一。

综合以上因素判断，如果证据显示借款人在借款时具有真实的借贷意愿，借款后将资金用于约定用途，因客观经营风险等无法清偿但仍有还款努力，则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诈骗犯罪。反之，若证实其借款时即无履约打算，通过虚构借款事由或隐瞒真相取得款项且未按承诺使用，在取得款项后迅即逃匿或挥霍无度，导致无法返还，则可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罪。

二、商业交易型诈骗的界定

商业交易型诈骗是指以看似正常的商品交易、购销合同等商业行为为掩饰实施的诈骗。此类案件同样需要从“非法占有目的”角度把握犯罪与一般违约的界限。 实践中，应重点审查交易行为的真实性与对价情况：

1、交易事实与对价是否存在：如果双方约定的商品或服务交易压根不存在，或者行为人提供的对价完全是虚假、无价值的，那么交易仅是幌子，行为人目的在于骗取财物，往往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反之，若交易标的和对价客观存在且部分履行，例如行为人支付了一定货款或交付了部分货物，则表明交易具有一定真实性，此时难以断言行为人在签约时就想非法占有对方财产。

2、常见情形：根据以往司法经验，商业交易型诈骗常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虚构主体或资信：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或缺乏有效担保，却通过虚构身份、冒用名义，或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合同、印章等手段与对方签订合同，骗取对方财物。例如，假冒公司或伪造资质取得他人信任订立合同。

（2）提供虚假担保：隐瞒重要真相，以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作付款保证，或以明知不符合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作合同担保。表面给对方吃“定心丸”，实则所用担保毫无价值，目的在骗取对方先行交付财物。

（3）签约后携款（物）潜逃：合同签订后，行为人拿到对方交付的货物、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等后立即逃跑，人间蒸发。这种场景下，履约行为基本未发生，显然签约只是诈骗手段。

（4）肆意挥霍致无力返还：收到对方财物后，不按合同约定使用，而是高消费挥霍或挪作他用，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且财物不复存在。如收了货款不用于生产交货，转而赌博旅游，使资金无法返还。

（5）用于违法犯罪：将对方交付的财物投入非法活动（如走私、赌博等），以致血本无归无法返还。这种行为利用合同为幌子筹资干违法勾当，本质上具有严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6）部分履行诱骗余财：行为人先支付少量货款或象征性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博取对方信任，继而骗取对方交付大量货物后，在约定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付余款。即“先小恩小惠，后卷款而逃”的套路。

尽管如此，司法办案仍需综合全案情况，避免机械适用，如果仅因行为人碰巧具有某条规定的表象行为就一概认定诈骗，可能过于武断。比如“借新还旧”通常意味着资金链难以为继，但若能证明行为人原本有合理的生意计划且后续有实际还款来源，“借新还旧”本身也许只是暂时的周转手段，而非诈骗故意的体现。因此，对交易型诈骗的认定既要参考既有规则，又要实事求是分析交易背景和履约可能性，防止将一般违约纠纷错误定性为犯罪。

三、案例分析

案例1：广东郭某某借贷诈骗案。郭某某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谎称资金周转需要，先后向十三名被害人借款共计538.5万元。她明知自身并无偿还能力，却仍不断举债，所得款项大部分用于支付之前欠款的利息、参与赌博和个人消费，并未用于任何盈利性经营活动。债权人催讨时，郭某某无力偿还选择潜逃、换掉联系方式。法院审理认定：郭某某从一开始就没有履约还款的真实意思，其行为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财物的构成，要件具备诈骗罪。最终郭某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50万元。

评析：本案中，被告人借款理由虚构（谎称养殖、做生意），借款时即明知自己资不抵债还巨额举债，并靠不断借新债维系资金链，完全是一场骗局。其资金用途明显偏离借款初衷且具有非法性质（高利放贷、赌博），加之在未履行任何还款义务的情况下逃匿，种种客观行为充分印证了其主观上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不法目的。因此，案件被定性为刑事诈骗顺理成章，体现了以客观事实推定主观故意的司法思路。

案例2：杨某借款案（无罪处理）。被告人杨某以借款投资股票为由向亲友筹资，并承诺高额利息。后因股市下跌亏损无法足额偿还，投资人报案指控杨某诈骗。法院经审理认为：出借人明知借款用于炒股且有亏损风险，属于自愿参与高风险投资的行为。杨某并未虚构用途欺骗出借人，出借人主观上对风险是明知的，因而不存在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的情形。换言之，出借人并非被诈骗手段诱骗，而是因投资失败导致损失。杨某虽未按期还款，但其行为更符合民事借贷纠纷特征，不构成诈骗罪，法院据此判决杨某无罪。

评析：该案焦点在于区分投资失败与诈骗犯罪。杨某借款用途真实明确，双方对风险心知肚明，出借人是在正常的借贷／投资判断下交付财产，并非被告人虚构事实所诱骗。杨某亏损后未能还款，属客观经营失败而非主观诈骗意图使然。因此，尽管出借人受损，但这是民事风险应自行承担的结果，不能事后以刑事手段要求制裁借款人。该案判决体现了司法机关尊重民事交易风险自担原则，防止将一般经济失败升格为刑事犯罪的理念。

案例3：某企业家融资案（无罪处理）。某民营企业家因公司资金链断裂，向多名朋友借款以维持经营，后因资金周转失败未能如期还款被指控合同诈骗。庭审中，辩护人提交审计证据及资金流水显示，所借款项全额用于支付员工薪酬、采购生产原料等企业经营事项，无挪用情形，且被告人曾积极协商以资产抵债，最终因行业萧条致企业破产。法院认为，被告人借款时具备真实经营目的，资金用途与约定相符，企业倒闭系商业风险所致，无虚构事实或非法占有故意，依法宣告无罪。

评析：该案中，被告人的行为表面看符合“借款未还”的客观事实，但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其借款确用于公司经营，主观上是想挽救企业、日后还款而非恶意占有。在缺乏证据证明其借款时就预谋侵吞财物的情况下，单纯因结果未还款就定罪显然不公。法院审慎地将刑事打击的锋芒与正常商事活动的经营风险隔离开来，为类似案件提供了示范：只要能举证证明借款用途正当、流程透明，且亏损确因客观原因，则应认定为民事纠纷，通过破产、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刑法不宜过度介入。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实务中已经逐渐形成共识：判断案件是诈骗犯罪抑或民事借贷/合同纠纷，关键在于剖析行为人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的一致性。案例1中主观恶意明显且行为方式典型诈骗，故科以重刑；案例2和3中被告人主观上无犯罪故意，客观上亦有部分履行或真实用途，因而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作无罪处理。这些裁判体现了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严格把关，有助于统一执法尺度。

四、实务建议

办理涉嫌诈骗的借贷、合同类案件时，应围绕“非法占有目的”积极举证和抗辩，以将案件引回民事范畴：

1、证明真实借贷意图：通过证人证言、书面聊天记录等，证明当事人在借款或签约时确有诚信履约的意思表示，并非虚构交易。必要时说明行业交易习惯，解释某些看似不合常规的做法其实有合理商业背景，以此反驳控方关于欺诈故意的指控。

2、核查资金用途：尽早调取资金流水、公司账册、发票凭证等，制作资金去向图表，一一对应借款用途。若款项确用于合同指定的项目或企业经营，应强调这一事实，证明被告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意图。针对指控方所谓“挪用资金”情节，要区分临时挪用与根本违背约定，强调被告人整体用途上仍符合合同目的。

3、证明还款诚意：收集被告人部分还款的记录、支付利息的凭证、与被害人协商还款的函件等。这些证据可有力地表明被告人并非一拿到钱就拒不理会，而是有持续履行合同、偿还债务的行为或意愿，从而减弱诈骗故意的推定。尤其对于“借后逃匿”的指控，若能证明被告人在逃匿前已尽力偿还或逃匿系迫于无奈（如遭到暴力催债），应据此主张该逃匿不等于先前借款时就预谋诈骗。

4、反驳关键细节：逐项审视起诉书中列明的欺诈手段，是否真正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财产。如果被害人本身知情或风险自担，则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可据此无罪辩护。

结语：“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罪的灵魂指标，是连接违法与犯罪的一道关键门槛。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及借贷或合同的案件时，应坚持实事求是，综合判断行为人主观动机和客观行为，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这既是保障公民财产权、防范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的要求。在当前构建诚信社会和营商法治环境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司法实践能够继续细化认定标准、统一裁判思路，既坚决打击以借贷、交易名义行骗的不法分子，又防止将一般商业纠纷刑事化，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辩护省部级受贿案、曾在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故意杀人案、CCTV《今日说法》报道的特大集资诈骗案，以细腻严谨的风格著称，善于从证据、程序中找到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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