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四人帮”集团唯一自杀的正部级官员

来源：党史文苑

于会泳：“四人帮”集团
唯一自杀的正部级官员

作者：何立波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

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于会泳文革中的“戏剧”人生在“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新贵”，其中上海尤为突出。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窜升到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高位。

然而升得快，跌得也快。当“文革”结束之后，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剧”人生。

早年的革命生涯

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1946年9月，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整整步行了三天后，于会泳赶到莱阳县，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

那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形势十分危险，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这期间，他谱写了一些歌曲，写了一些演唱材料，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7年9月，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给每个团员分发了一大包东西，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几块呢子衣料、一包毛线、几罐奶粉和一些食品。

于会泳是孝子，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丰厚的东西，拿到这包东西后，不禁想到了家乡孤苦守寡的母亲。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以便将来寻找。

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又取出一张纸，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

“蒋军兄弟：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

不凑巧的是，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张显发现并没收了。

因为当时战事紧张，指导员没有吭声。但是，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面前。

马少波对于会泳进行了批斗，然后进行了隔离审查。

于会泳写字条作为“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受到了严肃的批评。

马少波主张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但是新来的文工团政治指导员张波认为重在教育，可以免于处分，最后将于会泳调离文工团，调到协会办的《胶东文艺》编辑部工作。

1948年春，在“三查三整”之后，表现积极的于会泳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最后重新调回了文工团。

左一于会泳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平静生活

1949年9月，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进行为其一年的学习。

于会泳兴奋异常，入学后表现积极。有点音乐天赋的他所唱的民歌，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49年11月，中共胶东文工团党支部经过讨论，发展于会泳等人入党。

1950年7月，于会泳结束了音乐教育专修班的学习，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音工团搞创作。

1952年至1962年，于会泳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研究员，后改任民乐系教员。

1964年6月，他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理论系副主任。

在音乐学院，于会泳教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新开始的民族音乐课不好上，其他的老师上课被学生评价为“没学问”，而于会泳的课却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别的老师都是放唱片让学生学唱，而于会泳则是自己示范唱让学生学唱，被学生誉为“又说又练的真把式”。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研究了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及西方古典音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业务水平大有长进。他编写出版了《山东大鼓》，与人合编了《胶东民间歌曲》专集。他下乡采风时改编过几首民歌，例如《不唱山歌心不爽》《幸福花儿遍地香》等歌曲。他谱写和出版的《女社员之歌》等歌曲和有关音乐方面的著作都别具一格。

后来，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海港》等剧目谱曲。他在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采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尤其是在唱腔设计方面，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发展。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取得了一些成绩，他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在学院工作期间，经同事介绍，于会泳认识了学院音工团的年轻女演员任珂，逐渐产生了感情。1953年秋，于会泳和任珂结婚。

在生活安定了之后，于会泳把母亲从山东老家接到上海居住。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后，作为大姐的任珂负担着他们的生活费，于会泳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比较拮据。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工作顺利的于会泳，却保持着愉快的精神。

“文革”初期受江青的重视

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

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于会泳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因为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马上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

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人。江青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来的，又是文工队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江青还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

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此后，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这一句，荡气回肠。于会泳把录音送给江青。江青听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

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日益加重，后来又把他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

于会泳在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摸清了江青的爱好，尽力讨好江青。于会泳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在音乐界受到好评。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使他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院系的领导都要打倒，于是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

当时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向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要紧跟。于会泳于是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显示了对他的重视。

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

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抓样板戏。

在样板戏剧组，于会泳收集了剧组内很多对江青不满意的材料，向张春桥当面告状。于是这些对江青不满意的人就遭殃了，或被批判或被判刑。

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以及张春桥和徐景贤的全力支持，搞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过江龙》，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

1968年，于会泳带着《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演出，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按照规定，上海市委常委的候选名单要经过审查后再报中央批准。

1969年初，名单审查完后，准备报中央。张春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市委领导成员碰头会，听取组织组的政治审查情况。那天，徐景贤比张春桥先到会议室，组织组负责人告诉他：

“在于会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当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部队以后亲笔写的，内容有问题。”

徐景贤很吃惊，觉得事情有些棘手，不敢定夺，准备请张春桥来决定。

在市委常委会上，徐景贤刚提到这张纸条，张春桥一点也不吃惊，淡淡地说：

“这事我知道。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理由。这封信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嘛！”

张春桥这么一说，徐景贤心中有数了。徐景贤在会上发表意见说：

“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

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和负责文教战线的书记徐景贤都表了态，其他市领导也没有人反对。市革委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入名单。徐景贤告诉组织组：

“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

在张春桥和徐景贤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以后，张春桥和徐景贤又提名他当“九大”代表。“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

中共“九大”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

演出就要开始时，帷幕中间忽然拉开了一条缝隙，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他一反平常拙于辞令的常态，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道：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当着大家的面，江青自然需要故作谦虚一番。她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深受江青器重的于会泳，自然成了无可怀疑的“正确文艺路线代表”，那时候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

据“文革”后资料统计，此时上海音乐学院受迫害、冲击的师生达100多人，先后有3人被逼疯，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2人被关押入狱。

在抓样板戏方面，于会泳的确是江青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江青的意志，从不打折扣，连徐景贤也说从没有见过像于会泳那样忠诚于江青意志的人。

于会泳在京剧方面也算是个内行，他搞起戏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阵，还要当导演。江青对某一方面有指示的话，他都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有一次为了落实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活动，竟然累倒在宾馆的走廊上。

由于于会泳在搞样板戏的过程中忠诚执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对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会泳身体不太好，经常开夜车，便多次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让他补养身体。

于会泳很感动，他舍不得吃，把一包葡萄糖专门从北京送给“南京路上好八连”，说这是江青关爱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的象征。

在江青的支持下，当上了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

由于江青的提名，于会泳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于会泳为此激动不已。

然而江青的“关怀”还不止如此。197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对四届人大关于政府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文化部部长的人选时，周恩来本来准备让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担任。但是吴德因为已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工作太忙而婉拒。

周恩来于是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张春桥和江青不赞成。

江青于是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于会泳的提名就通过了。

文化部部长名义上是归一位副总理领导，当然最后是要请示总理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部只能归江青领导。

于会泳当了部长后，表示要与文艺黑线统治下的文化部决裂。他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而是找了一个原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于会泳还专门请了在上海时期对他帮助很大的徐景贤去参观。于会泳得意地告诉徐景贤：

“这个大使馆原来有一个特级厨师，最擅长做北京烤鸭，我接收大使馆的时候，把这个厨师也一起接收下来了。”

吃烤鸭的时候，徐景贤明知故问：

“你这个部长是属于国务院的，你今后请示工作，是找周总理呢，还是找张副总理？”

于会泳不假思索地回答：

“找江青同志，她有什么意见，我再转告他们。”

以后，文化部长果然不找总理，连副总理也不找。江青不愿管的时候，她就对于会泳说：“你去找你们的副总理春桥同志，他是分管你们的工作的嘛。”这时，于会泳才会去找张春桥，但转过头来又会找江青。

作为江青的亲信，也有跟不上“首长”的时候。于会泳当文化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描写大庆工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当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战线上的领导。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领导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如编剧张天民等。

影片一结束，于会泳评价很高：“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他看完影片后很快打电话给徐景贤说：“好消息好消息，有一部好影片！”于会泳催促徐景贤在上海也要抓几部好影片。

过了几天，江青看《创业》了。她看了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江青说：

“《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

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批示说：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这个批示下达的同时，也下达了毛泽东针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有关反对经验主义的批示。

这件事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把于会泳叫过去训斥了一顿。江青生气地说：

“张天民告我的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的头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说的，要说有，只有其中一条是有我的一点内容……”

张春桥也说：

“看来文化部就这事需要向主席作检讨，检讨中牵涉面不要大，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主席的用字是很严谨的，此片无大错，错还是有的嘛。”

于会泳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替江青受过。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这时的于会泳在江青面前已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而在公众面前，他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主子。

对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于会泳等人承“首长”江青的旨意，不遗余力地攻击。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便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1月9日，于会泳派人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还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于会泳此举受到了文化界广大干部的质疑。

在人生的舞台上，于会泳重重地跌倒了

1976年，对于于会泳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1976年10月初的一天，于会泳给徐景贤打电话，说他要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10月6日，“四人帮”已被抓捕，但是上海方面的徐景贤等人都不知道。10月7日，马天水被中央找到北京去了。马天水走前找徐景贤和王秀珍商量分析有什么情况，但他们都猜不出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10月7日深夜12时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会泳，问他北京有些什么动向。于会泳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通知他，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访了，是华总理决定的。于会泳感到很奇怪。

徐景贤说，中央突然把马天水找去开会，但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他们在电话里约好要多联系，徐景贤一再叮嘱说：“于部长，你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我。”

10月8日晚，徐景贤他们不断打电话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但都找不着。那两天里，于会泳连续向上海打电话，徐景贤也要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于会泳说，“首长”找不到了。徐景贤感到很紧张，他说上海与王、张、姚也联络不上。

1976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

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当时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是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从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能看出来：

“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把于会泳定为“四人帮”骨干分子，称马天水、于会泳、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流氓、打砸抢者”。这给于会泳以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接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夜，绝望的于会泳给家人写下遗书：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的，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地更换！……”

尔后，于会泳服毒自杀，被发现后送医院紧急抢救。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去。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但因本人已自杀身亡，故对他不予起诉，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唯一一位部长级干部。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珂偕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