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古代人著书，大都一个人完成。除了编辑类书之外，通常不采取集体编书方式。司马迁写《史记》，虽卷帙浩繁，却是一个人完成的，没有任何人插手其事。王充写《论衡》，也是一个人硬生生用刻刀刻出来的。此书深得近代学者章太炎的赞佩，称“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这些书之所以称得上经典，因为其中包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使读者回味无穷，颇为受用，犹如品味一道精神大餐。
冯友兰始终坚持一个人写书。即便到了九十高龄，双目失明，依然口述书稿，在助手帮助下定稿出版，多册本巨著《中国哲学史》，凝聚着他毕生心血。冯契仅凭一己之力写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册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他们才是我们做学问的榜样。
如今，集体攒书之风盛行。几十个人，你一段、我一章，凑成一本书，最后请一位名人做主编统稿。很多主编并未参与撰稿过程，只是挂名，因而也就不必负文责。多人集体攒出来的书，费时费力，结果落个一地鸡毛。“木桶效应”告诉我们，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高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同样道理，集体攒出来的书，不取决主编的水平，而取决于最差的那位撰稿人。集体攒书有如组建“学术合作社”，靠大帮哄，焉能写出有真情实感的精品来？
（作者：宋志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原标题：《人大教授：集体攒书何时了？》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沈佳灵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来源：作者：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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