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快时代拍老手艺的纪录片？

当一部纪录片对准非遗传承人，它将要讲述什么？是放大传统的魅力，还是讲述适应时代变化已不可避免？《非遗探中华》找到了更深层的路径：通过具体的个体故事，呈现各种传承人的不同思维观点，并提出一个更普适问题——我们要如何生存在这个被快节奏洪流淹没的时代？一方面，非遗传统凝结深层的中华文化，需要被讲述和被看见，另一方面，其中的人代表着连接时代的存在，通过他们，我们思索一种生存命题。

为何在快时代拍老手艺的纪录片

作者：飞飞

线上共阅主持人：段昕彤

编辑：张先声

【一】无法被忽视的：非遗的当代困境与探索

徽墨，文房四宝之一，代表着中国传统工艺的至高水准。其制作工艺复杂且精细，从选材到炼制，从制墨到描金，每一道工序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非遗探中华》的第一集关于徽墨。

汪爱军，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深信从学徒工到传承人，需要锤三年墨果，每一次击打声都是一步修炼的进程；儿子却不以为意，不理解父亲的执拗为何，试图用数字化存档缩短学习周期。

代际的冲突不言而喻，不仅关于父子之间的观念差，还关于一个更深的母题：当非遗传承从“父辈的使命”变成“子代的抉择”，代际观念的鸿沟如何弥合？非遗传承存在普遍困境：技艺的传承能否仅依靠档案记录？

因徽墨的松烟黏合度、捶打渗透率需依赖手掌感知湿度、耳听锤击声判断火候。这种“身体记忆”是非遗的隐秘基因。

因此，汪爱军有他内心的信念：“图像与语音是传承方式，但技艺的魂在人的手里。”然而这种信念，在当下的时代践行，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同样深刻的矛盾出现在汉绣传人任炜的故事中，带着汉绣从米兰时装周回来之后，她对汉绣的传承来到了更深的思索中。

她不仅要打破“传男不传女”的桎梏，还需调和传统纹样与当代审美的冲突，将汉绣融入时尚设计的尝试，试图走入当代年轻人的审美。

在汉绣艺术复兴的背后，有着一位女性作为母亲、女儿和传承人的内心挣扎。

腾讯新闻出品的四集系列纪录片《非遗探中华》，探索存在于非遗传承手艺中的华光和痛点：一方面，面向内部传承手艺人，非遗传承的“家族使命”与年轻一代“个体价值”存在天然的代际冲突，其中也关于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碰撞。另一方面，面向市场时，非遗传承需要从“宏大叙事”转向“价值共鸣”，让年轻一代真正看到技艺背后的文化尊严与市场潜力。

“人” “艺” “场”，三重消失。这是非遗项目正在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即缺乏传承者、手艺的消逝、外在环境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非遗传统手艺要如何活下来？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我感到矛盾的地方。我希望去探讨，传统技艺‘当下性’的问题。比如，想实现自身造血，就需要商业化，而商业化的前提是量产。作为传统手艺，工业化量产是可被接受的吗？”总制片人方奕晗希望通过纪录片《非遗探中华》带着观众们思考。

徽墨、汝瓷、金石篆刻、汉绣……非遗技艺承载着千年的文化沉淀，然而在现代社会，它们如何在工业化和商业化浪潮中存续？年轻人如何看待这些古老的手艺？非遗影像如何在创新中吸引更多观众？

非遗的生存挑战、历史魅力的再现，以及非遗如何走进当代生活，这三个维度恰是《非遗探中华》正在探索的。

主创们在做这部纪录片的过程，融入其中，成为了接力的一环。

【二】影像接力古今：在快时代拿起摄影机对准非遗手艺

当镜头捕捉到汝瓷开片的瞬间，清脆的“bling bling”声穿越千年，让人回归宋代余韵。那种头皮发麻的体验使《非遗探中华》的主创无法忘怀这个时刻带给他们的震撼。

那种跨越时空，超过固有经验的体验，使导演李京霖明白一件事：拍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做对了。同样，她想把这种体验，传递给观众。

河南汝州，汝瓷大师李廷怀为复烧最佳釉色，背着身，面对着成片的瓷器，沉浸于他精益求精的匠人世界。为了以更好的精神面貌、清晰的判断去做手艺，他每天五点起床，练功两小时。

曾经的皇家“高定”瓷器，想要“活下来”，需要走入寻常百姓家？李廷怀深知这一点，在耗费大量时间复原传统的同时，他开始学习年轻人，接受一些当代的内容，比如在直播间直播，比如对汝瓷进行创新。

然而技艺创新带来了舆论的困境，非遗技艺既要承袭传统，又需要在创新层面“破局”得以存活，两者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

“我们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并非帮助非遗传承人连接市场。”担任制片人兼摄影指导的刘昊翔如是说，实际上，《非遗探中华》的传承人在各自领域已是顶级，广为人知。影片的目标是让更多不了解他们的人认识这些非遗项目，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这些手工制品的珍贵之处，节目组所做的，是需要让大家看到这种矛盾，并从中产生思考。

如果把非遗传承比作一个坐标系，这些传承人处于不同的位置，纪录片呈现了TA们的选择，有的偏保守，强调原汁原味地传承和保持手工状态；有的则在尝试创新和商业化，比如李廷怀老师，他选择了工业化的方式，这与那些坚持纯手工的传承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主创们并不希望去评判TA们选择的路线对错，只是想客观呈现不同传承人的状态。

总制片人方奕晗希望呈现非遗的一个谱系，让观众看到非遗传承人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传承和发展方法的过程。“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非遗在当代社会中的一种真实反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各自不同的探索和实践。“

为了更好的连接观众，在故事架构方面，开拍之前节目组便定下基调：将非遗融入人物故事中，让两者相辅相成。因为观众对人物故事有天然的亲近感，用知识性的方式可能让观众觉得是在灌输知识，而通过人物故事与非遗关键点和亮点的结合，能增强观众与非遗的天然联结。

通过具体的人物故事来讲述非遗，可以让非遗传达的内容更具体。通过一些话题和每一集暗含的与普通人有共鸣的议题点，让观众感受到非遗与他们的关系。

非遗传承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匠人，TA们也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同时也是非遗的困境，通过展现这些，可以加强非遗与普通观众的天然连接。

在复现现场之外，《非遗探中华》的摄影机在呈现一种差异和审慎的距离，这似乎是一种提问——

新世代来临，非遗传承需要坚守传统还是走出创新的一步，坚守和创新是否矛盾，各自又意味着什么？

【三】对话过去与未来：让非遗手艺走进年轻人视野

如何让这部带有传统形式痕迹的纪录片与当代年轻人产生链接？

这个充斥年轻血液的纪录片团队，在画面上抓住一些电影化的表达，如李廷怀老师的孙子与他之间的眼神交流，这其中存在着无声细腻的情感流动。

同时，真诚，是主创们一直强调的。真诚地与年轻人探讨一些话题，寻找共鸣点。

第一集中，汪爱军之子思考是否回家接班，背后暗含年轻人是否拥有选择的权利，像这样的生存抉择是普适性的；在篆刻的一集，探讨年轻人如何在追求梦想与维持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其中同样存在痛点；第三集汝瓷，讲述传承传统的同时如何进行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如何面对误解……

非遗与年轻人的生活和思考紧密相连，节目组试图建立其内容体系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从事古老手艺的年轻传承人，在现代社会中有着真实的困惑。一方面，TA们有着精湛的传统技艺，但也面临着与普通年轻人相似的生活困扰和情感共鸣，比如被“卷”、想躺平却又不得不努力等。

从人的角度出发，纪录片让古老的非遗技艺与年轻观众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非遗在当代社会中的活力与意义。

此外，非遗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内涵-匠人精神，成为了链接非遗传承人和观众的“桥梁”。追求极致、不懈怠、不偷奸耍滑，以及身体力行地投入做事，这些都是支撑非遗手艺传承至今的重要品质。对于当今的普通人来说，要想做成一件事情，也需要具备这些特质。主创团队找到一种对话古今的话语体系，来激活年轻人的思绪，真正进入关于非遗的场域。

最难得的是，《非遗探中华》直面传承中的阵痛与希望。它既为观众祛魅——展现非遗的艰难现实，又通过鲜活的故事为文化赋魅——让观众在感动中自发成为传承的参与者。

正如片中所言：“非遗不仅是技艺，更是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技术解构一切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精神高定”提醒我们-文明的延续，终要回归人的温度与手的记忆，关于传承与创新真实的痛点，需要每个人参与思索与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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