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翌霖 | 技术的起源

▲蒸汽机火车头

作者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0.意向性技术的起源是一个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问题，但首先是一个哲学或现象学的问题。当考古学家努力在原始人的遗迹中寻找技术起源的线索时，他们早已对何谓技术胸有成竹，当历史学家从石器时代开始撰写技术史时，他们也早已把石斧与蒸汽机归入同类。那么哲学家的问题就是：作为观念的“技术”是从哪里“起源”的？

雅各布·克莱因诠释了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他认为“胡塞尔的思想终身都导向起源问题”。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就是悬搁某一对象之客观性，然后追究“意向起源”，即再现其“构成”的“沉淀历史”，这一沉淀历史并非在客观时间中发生，而是在内时间意识中构成。

这一套思路听起来晦涩难懂，但简而言之其实还是延续了先验哲学的问法：“……是何以可能的”？因而克莱因所主张的“意向历史”也称作“先验历史”。

在现象学看来，人的意识活动绝不像表象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现成的外部世界向头脑内部的一块现成的幕布进行投影。现象学首先悬搁了“外部世界”——跳出人的视角以上帝的立场谈论一个绝对客观的外部世界是无意义的，至少对哲学的反思没有意义。进而，现象学认为意识“内部”绝非一个扁平的幕布，意识是有“厚度”的，每一个意识对象的呈现都有一定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前提沉淀下来，才构成了相应对象得以呈现的舞台。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同时，他也是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

这种“哥白尼式的旋转”，亦即把知识的确定性基础从“物自身”转向“意识的结构”，源自康德哲学。但与康德不同的是，现象学认为意向性的结构并非只有时间与空间这两种固定的形式，每一种事物都有各自不同的意向结构，我们既不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保障一切知识的确定性的基地，但也不是无处追寻确定性。

例如克莱因发现现代数学以“符号抽象”为前提，这不同于古代人理解数字和符号的方式，而符号抽象的代数思想又为解析几何奠定基础。在实际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历史事件来佐证意向历史，例如从欧几里得到韦达在不同阶段上作出的贡献例示了意向历史逐步沉淀的不同环节。

从意向历史的角度追问现代数学之起源，我们能够发现某些必然性，例如“符号抽象”的思想是必要的前提，但实际上究竟做出关键贡献的是欧洲的韦达还是中国的韦小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因此实际的历史写作工作当然更多地依赖史料整理而不是哲学思辨，但这些具体史料最终需要在某种意向历史的结构中才能得以安置。

例如如果没有意向历史的线索，韦达的工作的意义难以显示出来，历史学家之所以认定韦达的工作值得书写，从而把韦达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中突出出来，是因为他的工作填补了意向历史中的相应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意向历史要先于实际的历史学工作。

“意向历史”呈现出某种必然性，但这必然性却也并不是某个一旦构建完成就确定无疑的现成结论，就好比理论科学为与之相关的应用科学奠定基础，但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往往同时发展，互相佐证或互相纠正。在这个意义上，实际的历史学工作又“先于”意向历史，我们经常在不断更新的史料的刺激下反审并重构“意向历史”。

另外，在胡塞尔和克莱因那里尚未明确的是，“意向历史”虽然一定是一种“观念史”（intellectual history），但却不一定是一部“观念之历史”（history of ideas），观念史探究“某物作为观念的先验条件”，但这些“先验条件”却未必仅仅是观念的东西，也可以是媒介或技术环境。

正如人类不可能绝对精确地把握“客观世界”，对意向性的把握也不可能是万无一失、绝对掌控的。“意向历史”并非旨在提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模式”，而是旨在给出一条叙述历史的线索，或者一条理解我们当下处境之历史性的线索。

这样的历史线索无穷无尽，每一个观念都不是凭空降临，观念都有其“历史”，有其“起源”。因而每一部《……的历史》都蕴含着一种意向历史。

《技术史》当然也不例外，当我们把某物看作技术时，这种观念何以可能？下面我试图从“观念前提”的角度分析“技术的起源”，并与实际历史相印证。

在今天，“技术”这个词“大体包含着四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与个人身体实践相关的技巧、技能、技艺、技法；第二，体现在行动和做事情之中的方法、手法、途径；第三，物化了的工具、设备、设施、装备；第四，工业技术、工程技术、应用现代科学的现代技术。”其中前两个意思是较古老的（中文技、术和希腊文techne早已包含的），后两个是现代转义或延伸出来的。

但现代的延伸含义并非偶然，它们皆有其“起源”，新的含义建筑在更原始的含义之上，其延伸与曲解或许不是偶然，下面我们试图追究“技术”概念的构成以及现代技术世界的形成的内在逻辑。

1.有限性

诸如技巧、技能这样的意思得以可能，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的有限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如果说有“技术”的人能够以更巧妙、更快捷或更省力的方式完成某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本只能以笨拙、缓慢和费力的方式完成这些事情，甚至根本无法完成。技术的意义在于增强我们的能力，但这恰恰是以我们的“无能”为前提的。

全能的上帝不需要“技术”，他心想事成、言出法随，他“要”什么于是就有了什么。但人不是全能的，有限的人想要些什么，就需要吃苦受累，需要劳动，因而也就有了减轻劳累亦即运用技巧的余地。

在实际历史中，人类这一物种最初就表现出缺陷的特征。

斯蒂格勒引用爱比米修斯的神话故事：众神创造各种动物的时候，爱比米修斯负责给每一种动物分配一种技能，结果爱比米修斯一个疏忽，忘记给人类分配技能了，结果发现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速度，没有尖牙利爪，连保暖的皮毛都没有，实在是太可怜了，普罗米修斯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偷来火种送给人类。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语：Προμηθεύς；英语：Prometheus），在希腊神话中，是最具智慧的神明之一，最早的泰坦巨神后代，名字有“先见之明”（Forethought）的意思。泰坦十二神伊阿佩托斯与海洋女仙克吕墨涅的儿子。普罗米修斯不仅创造了人类，给人类带来了火，还很负责的教会了他们许多知识。

这个神话颇有象征意义，它暗示人对技术的倚重恰恰缘于人的欠缺，人的肉体缺乏技能，笨拙、缓慢，天性上敌不过其它动物，就只好靠取巧致胜了。

2.外在性

既然因为人个体的“无能”因而需要技术，这就是说，技术是某种原本不属于这个人的东西，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技术强化了人的能力，但这种强化并不是作用于人的基因，而是作为“外加的”、“额外的”东西起作用的。

技术的这种外在性呈现出某种悖谬的状况：一方面，技术强化了人的某种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强化始终若即若离，人随时可能失去他所依赖的技术，此时该能力反而更弱了。

比如说，弓箭技术加强了人与野兽搏斗的能力，然而一旦剥夺了猎人的弓箭让他徒手与野兽搏斗，那么他的能力恐怕要比从未拥有弓箭的人更弱。

这种悖谬性造成了技术史一方面是人类的力量愈来愈强，但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越来越软弱。把一个善于运用电子技术的现代成年人抛到原始丛林去，其生存能力也许还不如原始部落的五岁小孩。

那么技术究竟是让人变强还是变弱呢？这种提问方式预设了人可以脱离技术被单独衡量。

然而，技术的“外在性”恰恰不体现为人与技术的分离性，如果仅仅是说技术是某种身体之外的东西，那么树对于鸟，土对于虫，都是相互外在的关系。这里所谓外在性与其说是技术与人相外在，不如说是技术让人“外在”了。正如斯蒂格勒所说：“人类的存在就是在自身之外的存在。”

衡量一个人与衡量一个动物大不一样，虽然我们也可以像衡量一个动物那样从体质、肤色、皮毛等角度去衡量人，但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方面恰恰是在外在于其肉体的地方体现的，例如他在做什么、做过什么、将要做什么。英雄因其功绩而成为英雄，作家因其作品而成为作家。通过技术，人类可以向外投射自己的存在。

在实际历史中，纹身、服饰、图腾、塑像等是人们通过外物标识自己的古老方式。

3.传承性

以上提到了人的“欠缺”与“溢出”，因为欠缺，所以需要借助技术，而借助于技术，人可以向外延伸自己。

这种内化与外化的交替就构成了人与技术的发展史，人需要去学习那些并非天生就会的技术，同时，人也通过把自己的知识和经历映射到技术之中，而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延续自己。

于是，技术总是可“传承”的。私人语言不可能，私人技术也不可能，技术一定是可传承的，当然，由于师傅的表达能力欠缺，或徒弟的学习能力不够，造成技术无法有效地传承，这是另一回事了。但如果我们假定所有人的智能和身体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某一项在某时某地被某人学会的技术，在原则上总可能在另一时刻被另一个人再现。

也许有一些诀窍、技巧，是某个人灵光一现的发明，但再怎样灵光乍现，诀窍之为诀窍，总是可以反复运用的。只发挥一次作用从此再不灵光的技术不是技术，只是运气和偶然。只有当这些技术能够被“记住”并重现时，才称得上技术。

正如斯蒂格勒所揭示的，技术无非就是外在化的记忆，人们可以把记忆滞留在我们之外，以便随时召唤回来。

每一种人工物都是某种能力的延伸和固定，例如在每一把锤子中都沉淀了人类数千年来关于锤打的知识，每一个能够用拳头锤打的人都可能学会使用铁锤，学习的过程就是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内化成自己的行为或习惯，同时也会把自己的身体外化出去，例如我可能根据自己的身体习惯调整锤子的重量和长度，我可能根据自己的偏好为电脑安装软件和升级硬件，我也随时可能把我的使用经验反馈给其他人，包括器物的制造者和教会我使用它的老师，在收到反馈后他们又可能把新的东西传达给我或下一个学习者……整个学用技术的过程是一个由内到外由外而内的双向的交互磨合，我手边的锤子的形状和材质也正是经过无数代人使用和学习最终沉淀下来的产物之一。

在实际历史中，人的生物特性促进了传承性，人类相对其他动物而言，存在漫长的童年和漫长的老年（几乎只有人类存在绝经现象），人的一生可能有一大半时间是没有生殖能力的，那么儿童和老人的进化优势在哪里？无非就在于技术的传承。老人和儿童虽然都没有最高的觅食效率，然而这两个阶段之间的交互恰好最适合于传承觅食的技术。

最古老的石器都表现出地域性特色，同一区域的几十代人可能都在用相似的方式制作石器，这展示出传承的存在。当然，技术的传承性还要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之后，才变得日益显著，纪念碑、墓穴、文字以及建筑技术等等，传承性都非常突出。

4.因果性既然技术是被无能的人借助而把自己向外延伸并且可以在代际传承间被重现的东西，那么，这里就要求一种对某种因果关系的模式识别。也就是说，我应当领会到：我是因为通过这一技术才完成了这一目的，进而，当我再次要达成同一目的时，我能够借助同一种技术。只有在不同的境遇下辨识出形如“通过……技术而达……目的”的因果关联模式。

“工具制造过程已经需要一种‘超前预见’。工具制造者在制造工具之前，必须对欲制造的工具形状有一个表象，按照这个表象对工具材料进行加工。这种超前预见也成为工具制造过程的一部分，经过多次重复而固定下来，并随着工具制造模式一同向后代传递。”

刘易斯·沃尔珀特从生物学角度提出技术的起源与因果性的信念相关联，他认为动物几乎没有因果性的概念，他们只能理解一些即时的关联性，比如按下按钮就有食物掉下，但按下按钮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机制”促成了食物掉下，动物无法理解，所以对于直接体验到的两个关联事件之间的中间环节，动物往往毫无作为。而人类则不同，人类对因果关联的领会不只是应激性的而是解释性的，例如一个人类幼儿可能发现按钮启动了一个杠杆，而杠杆把食物推出来，那么他们就把握了一种机制，于是当杠杆卡住导致按钮失灵时，人类会立刻绕过按钮直接推动杠杆，而动物往往对此毫无办法。

理解了因果机制的人类更善于改进和组合技术，因此人类很早就会制作“复合工具”（例如固定在长木柄上的石斧），也会制作制作工具的工具（例如专门磨制石斧的石臼），还会从10公里之外采集石料并堆积起来以备将来的制造。

海德格尔也从因果性切入追问技术，他指出技术即解蔽，是真理的发生方式。通俗地说，技术就是对事物的同一性的把握，每一种行之有效的技术都是抓住了某种同一性，每种技术都储存了一种“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技术的一种，区别只是科学在把握因果机制时更多地运用了文字符号和数学的助力。

5.专业性

分工是技术的必然趋势，只要技术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就总有人学得多，有人学得少，一些人擅长或精通特定技术，另一些人则完全不能胜任。于是，人与人按技术专业进行分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石器时代的许多遗迹都能发现“手工业专门化”的迹象，那就是有一些人制造了超出他们应用需要的大量工具。

另一方面既然技术总是把握了某种可重复的机制，而这种把握又是可以外化传承的，那么这就将在具体的人之外建立某种固化的标准。

例如，武器越具有相似的结构，武技就也能以相似的方式施展和传承。武技的再现和传承越是有效，就越促进武器的标准化，反之亦然。而制式武器与标准化武技相配合，就形成了训练有素的军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军人就容易因为相似的经历和生活规律而从其他人之间区分出来。

人的专业与技术的模式相互固定，因此技术的秩序反过来又约束和塑造人。

比如说城市是秩序的固化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的构建把不同街区的不同功能以及等级结构传承下来，而这种在物质世界中固定下来的秩序又反过来制约着人：随着城市形成的封闭空间，权力的集中和阶层的分化成为发展趋势。阶层的分化和职业的分工开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这些阶层或职业的分割，又在城市中形成了贫富不均、功能各异的区域，从而使得社会分工和分层被固化保持下来。

固化和限制不总是坏事，正是因为被相应的秩序限制着，人类文化才有机会更稳定地传承下来。有继承才有发展，有局限才有自由，如何营造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恰当张力，对现代人而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6.自主性技术的专业性和外在性都蕴含了技术的自主性，技术的自主性并非现代技术的专利。

技术的因果机制的复杂性，以及专业分工的可能性决定了人对技术的把握可以被分化为许多相对独立的环节。例如，既然可以把木棍和石斧组合起来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么也就随时可以把木柄的制作与石斧的磨制分拆为两门不同的专业，由木匠与石匠分别负责。

而问题在于，木棍与石斧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木匠与石匠之间的关系是两回事，这两群制造者又与运用斧子的人（例如砍柴人或斧兵）毫无关系。也许木匠和斧兵是上等人，而石匠和砍柴人是奴隶，器物之间的关系与人之间的关系遵循不同的逻辑。

石匠还需要制作工具的工具来磨制石器，而这石匠赖以工作的“车床”或许又设计另一系列的技术。随着技术复杂性的增加，越来越难有某些人能够独力把握从制作到运用的每一个环节，那么技术的改良是如何可能的呢？

如果技术的环节日益复杂，以至于制作者根本不知道最后的成品究竟是如何应用的（甚至流水线中某一环节的制作者根本不知道最终的成品是什么），另一方面运用技术的人又完全不知道技术是如何制作的，那么他们提出的要求可能南辕北辙。例如使用者也许希望兵器能长能短、坚不可摧，但他不知道根本没有材料能够制造这样的武器；而手柄制作者也许希望采取更松软的材料，以便更省力地塑形，而不管最后做成的武器有没有杀伤力。

当然，就石斧的情况，也许几类人坐在一起聊两句就能澄清误会，但面对更复杂的情况时，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意见难以协调，甚至他们根本不能聚到一起交流时，技术的改进又应当遵循谁指明的方向呢？最后的结果恐怕是，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知识和权威来指引技术的演进，而是技术的许多种演进方向同时在社会环境中竞争，像生物那样优胜劣汰，最适应环境的技术胜出。

更重要的是，技术所需适应的环境，无非也是由各种技术构成的环境，比如板斧与盾牌搭配，长枪与骑马搭配，在缺乏战马的环境中板斧更有用武之地，但在战马充足的环境下长枪显然更有市场……

也就是说，技术的演进将由技术环境去“选择”，而不是由具体的某些人去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技术自主性是必然的。

作者言：“这篇文章的缘起是我试图为即将写作的《技术通史》勾勒线索，而试图应用“意向历史”的策略。在讨论班上交流之后，我发现在4因果性之后还有许多逻辑缺环，本想补完再贴，然而现在感觉很难补充，恐怕需要整个重新整理才行，于是先把未完成的文章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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