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希芝：“小资本主义”的道德图景

帝制时代，中国人对鬼神的焦虑体现了她们对孤独和经济不安全感的恐惧。在小资本主义的影响下，金钱被赋予魔力，象征着生产与再生产的增加，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对传统制度的挑战。

“小资本主义”的道德图景

文 | 葛希芝

残酷的、无休止的竞争是限制商业关系在宗族之外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商会试图限制市场过程导致的压力，但是即便如此，生活在各自社区群体中的业农者、工匠和商人对这些压力仍没有多少防范措施。每一个生产家户的所得都会威胁另一个家户，商品化的长期趋势是在市场的非个人化中消解人类关系的纽带，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市场里买进和卖出。此种社会经济除了让人们对专制权威有所顾忌，也是孕育邻里之间担忧和不信任的温床。

不信任、害怕陌生人，甚至害怕所有亲戚圈之外的人，是帝制时代中国人的显著特点——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也有类似特点，比如挣扎在资本主义经济边缘的乡村的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福斯特［G. Foster］，1967）。这种不信任很戏剧性地表现为帝制时代中国人对鬼神的普遍焦虑。

鬼可能代表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即在充满横征暴敛、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孤苦伶仃、生计无着。它们缺少与物质资源相连的人情纽带，因此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或乞丐，一种无产状态的终极表现。（焦大卫［Jordan］，1972；武雅士［A. Wolf］，1974b；魏乐博［Weller］，1985，1987）很多生动的仪式和信仰都是这些形象的投射，比如婚丧嫁娶等仪式强调，家是这个险恶世界里唯一安全的港湾。家户和外部经济的巨大裂痕根植于帝制时代中国的最高道德伦理，也嵌入该时期的中国人最深的恐惧之中。

在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活的人们创造出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象征和仪式，通过它们，普通民众清晰地表达出他们对所在世界的感知，教导年轻人和彼此教导，并把这些感知变成现实世界的行为规则。这些意识形态覆盖范围广大而且边界不定，它们负责回应的问题包括生产实践、生态平衡、政治权力、性别定义、终极意义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复杂文化事项。（参见姜士彬［D. Johnson］等编，1985；葛希芝、魏乐博，1987）

总的来说，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和由普通农民创造出来的这一套意义体系很相似。比如“丰产”，不管是人、动物、植被或是土地本身的这种能力都被强调，被符号化并神圣化。

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某些意识形态的主导观念（preoccupations）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小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在中国民间生活中，钱是具有魔力的，它是一种献给神明的圣物，用于净化并象征生产和再生产的增加。在商业头脑发达的广东人中流传着一些民间传说，其中提到拜物的金钱是如何选择“到一个新的家”或“从［它］的旧家逃走”的。（宋学彭［Sung Hok pang］，1974：163—166）民间仪式支持致富、还债和为营利而投资的这些美德。

那些小资本主义平民反对苛刻的贡赋模式，同雇佣劳工和部分商品化了的宗族的劳动力一起为了市场而生产。他们创造的道德图景使阶层向上流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势在必行。往上流动的人先得在崎岖的小资本主义之路上耕耘致富，然后其中一些有才华的幸运儿或许会畅通无阻地进入贡赋制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