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丧子·李翊云的哀歌与救赎

【留美学子】第3517期

12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光与影的挽歌

一位母亲的悲剧与不朽见证

【陈屹视线】导语

2025年3月《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篇令人心碎的回忆录，标题为《A Matter of Facts》，作者是著名作家李翊云。

这篇文章的电子版标题是《The Deaths—and Lives—of Two Sons》（暂译为《两个儿子的生与死》），记录了她作为母亲失去两个儿子：文森特和詹姆斯的悲痛经历。

我含泪读完了这位母亲的追忆。

这是一个浸透悲恸的故事，其沉重程度几乎令人窒息，泪水不断涌出，视线模糊，心灵被无形的巨石压迫得喘不过气。

然而，在这字字泣血的文字深处，我惊异地发现了一种更为震撼的力量：那是一位母亲穿透死亡阴霾的精神光芒，是人性在最黑暗时刻迸发出的璀璨星火。

李翊云不仅用文学的永恒性为逝去的生命筑起不朽的丰碑，让文森特与詹姆斯在文字中获得永生；更以惊人的勇气和哲人般的洞见，将个人的苦难淬炼成关于存在本质的深刻寓言。

这已不仅是一位母亲的私人悼念，更是对人类情感边疆的勇敢探索，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

在此，我向李翊云，这位用灵魂书写的母亲，献上我最深的敬意。

她的文字犹如黑暗中的灯塔，既照亮了丧子之痛的无尽长夜，也为所有在苦难中跋涉的灵魂提供了温暖的庇护。

这样的文字，必将永远镌刻在人类共同的情感记忆之中。

文森特：短暂而绚烂的光芒

文森特是李翊云的长子，出生在一个温暖的五月。他从小就带着一种耀眼的光芒，像个天生的表演者。

他的母亲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文森特五岁时曾在客厅的墙上用蜡笔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恐龙。

她假装生气地责备他，他却咧嘴一笑：“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那幅画最终留在了墙上，成为家中一段珍贵的记忆。

文森特的性格如风般自由。

十岁那年，他决定穿一条粉色的二手裙子去学校。

李翊云问他是否担心被嘲笑，他歪着头回答：“笑话我的人是他们的错，不是我的。”

那天，他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出门，裙摆在阳光下晃动。他的勇敢让母亲既骄傲又不安，而他回来时满不在乎地说：“他们不懂时尚。”这成了他个性的一种象征——张扬、自信、不受拘束。

他热爱文学，尤其是诗歌。

十三岁时，他迷上了《悲惨世界》，常缠着母亲给他读冉·阿让的故事。

一次，他突然停下来问：“你觉得冉·阿让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等回答，他自顾自地说：“我觉得他就是他自己，不需要别人定义。”

这番话让李翊云意识到，文森特已经在用文学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然而，这道光芒在2017年戛然而止。

那年秋天，十六岁的文森特在普林斯顿交汇站附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警察上门时，低声说：“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说这件事……”

李翊云手中的围裙滑落在地，烤箱里苹果派的香气还未散尽，世界却已崩塌。

她后来在文森特的房间里找到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首诗：

光在风中跳舞， 影子却抓不住它。 我是光，也是影， 别为我哭泣。

这首诗成了李翊云的慰藉，也成了她的动力。

她为文森特写了一本小说，书中一位母亲与逝去的儿子跨越生死对话。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本书既是为文森特而写，也仿佛是文森特与我一同完成的。”

文森特的朋友乔伊读完后泪流满面地说：“他在书里说话的样子，真像他活着的时候。”

人们不禁感慨，这本书不仅复活了文森特的声音，也为那些爱他的人提供了一个缅怀的空间。

詹姆斯：沉默中的深邃灵魂

詹姆斯是李翊云的次子，比文森特小三岁。

他不像哥哥那样光芒四射，而是像一潭深水，安静而神秘。

他出生时没有哭，只是睁着大眼睛看着母亲，仿佛在审视这个世界。

李翊云曾回忆，她抱着他说：“你好，小家伙。”他只是轻轻抓住她的手指，用沉默回应。

詹姆斯从小就沉默寡言。

幼儿园时，他曾戴着一个自制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不说话是因为我不想说！”老师对此束手无策，而李翊云只是笑笑。

她问他为什么，他用一个“哦”敷衍过去，然后继续低头折纸。他的书桌上摆满了折纸动物：企鹅、兔子、青蛙，每一只都精致得像艺术品。

她曾问：“这些小家伙会说话吗？”他抬头看她一眼，低声说：“它们不用说话，我懂它们。”这句简短的回答，让母亲隐约感到他的世界深不可测。

詹姆斯爱哲学胜过一切。

高中时，他几乎只读维特根斯坦的书，书页上满是他密密麻麻的笔记。

一次，李翊云试着和他聊《逻辑哲学论》，他说：“维特根斯坦说，‘凡不能言说的，应当沉默。’我觉得他是对的。”母亲点点头，却不知如何接话。

2024年初，他迷上了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常坐在窗边看书。李翊云问他为什么喜欢西西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他知道推石头没意义，却还是推了。”这话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安的回响。

那年春天，十九岁的詹姆斯在普林斯顿车站附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警察再次上门，重复着七年前的那句开场白。

李翊云在詹姆斯的背包里找到一本《西西弗神话》，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我推不动了。”

她抱着那本书哭了很久，想为他写点什么，却始终无从下笔。

她在回忆录中坦言：“为詹姆斯写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沉默和哲学化的内心，像一片迷雾，让语言无处落脚。

一个母亲的悲剧与坚韧

文森特和詹姆斯的离去，让李翊云的生活变成了一片废墟。

当人们走访她位于普林斯顿的家时，看到墙上挂着文森特的画作，架子上摆着詹姆斯的折纸动物。这些物品沉默地伫立，像在等待主人归来。

她站在后院的花园里，指着紫色的风信子说：“文森特说它们有‘紫色的味道’，詹姆斯会轻轻碰一下花瓣。”她的声音平静，却藏着无尽的悲伤。

她曾带孩子们去海边旅行，文森特在沙滩上追浪花，詹姆斯用沙子堆了一只乌龟。

那晚，他们围着篝火烤棉花糖，文森特讲着夸张的故事，詹姆斯在一旁露出难得的微笑。

这些幸福的瞬间，如今成了她最珍贵的记忆，也成了最深的刺痛。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命运，我的命运，是一种极端的存在：当面对极端时，任何形容词都显得无关紧要。”

这种对命运的认知，是她承受双重打击后得出的深刻体悟。

文学与生活的交融：语言的力量

李翊云是一位作家，文学是她与孩子们连接的纽带，也是她面对悲剧的依靠。

为文森特写书时，她仿佛又听到了他的笑声。

那本书从他去世的9月底到11月底完成，创作的紧迫性显示了文学对她的疗愈作用。

乔伊的泪水证明，文学不仅属于她，也属于每一个爱文森特的人。它让逝者的声音在文字中回响，让记忆中的人格得以复活。

与詹姆斯的文学联系则更像一场哲学对话。他读《安娜·卡列尼娜》时，他们讨论过列文的烦恼。

他曾说：“列文和我一样，总是想太多。”

李翊云试图通过这些讨论走进他的内心，却发现窗口太小，只能窥见一角。她引用莎士比亚《约翰王》中康斯坦丝的悲叹：“我没有疯；我能感觉到悲痛。”但她随即写道：“那些悲剧中的母亲们，声调比我更高。”文学为她提供了情感的参照，却无法完全承载她的痛苦。

2011年与10岁的儿子在一场获奖典礼聚会上

语言的局限：沉默的力量

尽管文学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李翊云却反复强调语言的局限。她开篇写道：“事实是，无论我选择以何种方式表达自己，都无法承载这些事实的沉重：文森特死了，接着詹姆斯也死了。”

这话奠定了回忆录的基调：语言在极端事实面前的无力。

记者注意到，她没有用华丽的修辞掩盖这种无力，而是坦然面对，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揭示。

为詹姆斯写作是语言局限的极致体现。他的沉默和抗拒隐喻让李翊云无从下手。她写道：“我为詹姆斯写的任何东西注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失败。”

朋友布里吉德建议她需要“学会一套新的字母表”，这个隐喻道出了语言的匮乏。文森特的外向让他的形象可以通过文字复现，而詹姆斯的深邃却让语言望而却步。

詹姆斯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幼儿园时的牌子、他用“哦”敷衍的回答，都显示了他的内心世界拒绝被语言捕捉。

去世后，他的背包和书沉默不语，无法揭示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李翊云没有像古希腊悲剧中的母亲那样高声哭号，而是选择了克制。她写道：“很少有物品会‘说话’。”

这种沉默不仅是詹姆斯的，也是她自己的一种超越语言的情感表达。

母亲在追忆着什么

这篇回忆录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生命的脆弱与人性的复杂。我以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感悟：

尊重个体的独特性

文森特和詹姆斯截然不同：一个张扬如光，一个沉默如水。

李翊云尊重他们的个性，甚至尊重他们结束生命的决定。这提醒读者，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沉默的人，可能藏着最深的挣扎。学会倾听和理解，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面对悲伤的复杂性

李翊云的悲伤不是单一的泪水，而是愤怒、困惑和爱的交织。她引用文学却无法完全表达，这种多重层次告诉读者，悲伤是复杂的，不应被简化为单一的情绪。接受它的全部，才能与之共存。

语言的力量与局限

文学让文森特的声音复活，却无法捕捉詹姆斯的本质。李翊云写道：“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说这件事。”这提醒读者，语言可以连接生死，却无法承载所有痛苦。珍惜它带来的安慰，同时接受它的边界。

自由意志的重量

孩子们选择离开，母亲选择尊重，这引发了对自由意志的思考。爱有时不是掌控，而是放手。读者可以从中学会在爱与尊重之间找到平衡，即使这意味着面对痛苦的后果。

对李翊云的钦佩：一位伟大的母亲

谨此对李翊云更加钦佩，她能将如此沉重的悲剧记录下来，与世界分享，这是一种伟大的行为。
她不仅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更是一位用文字为儿子们立碑的见证者。
她为何能这样做？答案藏在她的坚韧、智慧和无私的爱中。

首先，她的坚韧令人动容。面对两个儿子的相继离世，她没有崩溃，而是选择用写作直面悲伤。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没有从梦中醒来，因为我一直醒着。”

这种清醒的承受力，让她能在废墟中重建意义。记者看到她站在风信子旁，平静地回忆孩子们的模样，那一刻，她的韧性如同一盏微光，照亮了黑暗。

其次，她的智慧赋予了她力量。

作为作家，她用文学与孩子们对话，用哲学反思生命的无常。她引用加缪的“人终有一死，且并不幸福”，却拒绝简单的答案。

这种智慧让她超越了个人的痛苦，将悲剧升华为对人性的探究。正是这种智慧，让她能以理性和情感并存的方式记录这段历程。

最重要的是，她无私的爱。她尊重文森特的张扬和詹姆斯的沉默，甚至尊重他们离开的决定。

她写道：“比爱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尊重他们。”这种爱超越了占有，愿意承受自由的代价。她将这份爱写进文字，不仅为自己疗愈，也为读者点燃希望。我不禁想，这种无私，是她能与世界分享这份悲痛的根本动力。

李翊云能记录下这段心路历程，源于她作为母亲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作为母亲，她无法让孩子们回来，但可以用文字留住他们的影子；作为作家，她懂得语言的力量，也接受它的局限。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小说往往关注的是那些无法解释、不合逻辑的事情。”她试图解释孩子们的选择，却发现这些选择最终不可解释。正是这种对文学本质的理解，让她能坦然面对语言的失败，继续书写。

她的勇气也至关重要。她坦诚自己的无能为力，质疑自己的直觉，甚至分享童年的脆弱。

这种自我剖析需要极大的勇敢，而她选择将其公之于众，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悲伤的真实面貌。记者认为，她这样做，不仅是为文森特和詹姆斯立下纪念碑，也是为所有在沉默中挣扎的人发声。

与此同时，我们在李翊云的回忆中，见证了文学与生活的并存：
她用文字复现文森特的光芒， 却在詹姆斯的沉默前止步；
她用语言疗愈自己， 却承认它无法承载所有沉重。
这种双重性让读者看到， 文学是生命的镜子， 也是生命的延伸， 但永远无法取代生命的真实。

这篇回忆录不仅记录了两个生命的逝去，更揭示了一个母亲如何在失去后寻找意义，李翊云的伟大在于，她用自己的伤口为世界点亮了一盏灯。

祈祷世人去学会尊重、去理解悲伤。

她的文字是对儿子的挽歌，也是对人性的颂歌，值得每一个人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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