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谈读古书

昨接L·K·C 先生来信，说我强调青年莫读古书，未知所指之古书是哪些书籍而言？何解？是否嫌他们之思想太古板？

抑或落后？他又问我：年轻人读何种书籍为最适合？反正是闲谈，待我慢慢说来。

我所说的古书，便是封建社会科举时代父师们所要我们读的“古书”，大体说来，便是今日台湾当局所要“复兴”的文化，属于四书五经一类的书。我所说的不要读，并不是如吴稚晖所说的，把线装书丢入毛坑三十年再说之意。而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这批腐儒们，口口声声要读的古书，乃是专家之业，让他们整理好来再说，年轻人不必在这一方面枉费心力。一方面，我倒主张四十以上的中年人，眼界广了，思想成熟了，那批古书，倒不妨看看；因为这是东方的古代学术思想，可能别有会心的。换句话，就先看读者有没有消化的能力。

这个问题，过去半个世纪，我也曾讨论过好多回；真如吴稚晖所说的：“老狗教不会新把戏！”吴氏死了，台湾人士又要读古书了。我记得三十年前，在一处座谈会中，有人问我：“你说，我们该不该读四书五经？”我说，在科举时代，不读四书五经，那还了得？考不到功名，谁给你官做？谁给你饭吃？在那时期，卖稿子的事是不会有的；即算要誉墓，也得有了功名才行。到了今天，这问题就得分开来说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算不得两种书。而朱子所改编的《大学》，不独陆王派不同意，即颜李派也不同意。朱熹把原来的“亲民”改为“新民”，陆王派断然否定，一直说是“在亲民”，这是一千年中未成的论争，青年们是摸不着头脑的。此其一。

五经中的《周易》，自古至今，一直成为争论的课题。清代经学家，研究得颇有成果，却是没有贯串起来。焦循《易》学，独步古今，却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底。如今懂得一点唯物辩证法，讲起易理来，或许会有新见；可是年轻人懂得了吗？此其二。五经中的《尚书》，是一部古代的史料，经过了清代经学家的考证、辨伪，今古文大致有了眉目；加以近半世纪，殷墟甲骨文字与之相印证，比前人了解得多。

但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青年学生懂得了吗？我看一般文史教师，也未必通这一专门课题，此其三。其次讲到了《礼经》；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门。前人主今文学的读《仪礼》，主古文学的读《周礼》，争论得很久。假使有了政治学社会学的基础，读三《礼》一定有点用处。一般中学生，又何必去读呢？

此其四。又其次，该说到《春秋》了；前人也不会有人读那部断烂朝报的。今文派就一直读《公羊传》，古文派就读《左氏传》；我读《左传》比较熟，但不相信，那样的传记，对现代青年会有什么用处，此其五。《诗经》，我读得最熟；除了《小戎》，我都统背过好儿回，后来在大中学教国文，也教了许多篇。有几首古诗，我自信教得还不错。我曾在大夏大学讲演过“《蒹葭》苍苍”，周氏兄弟颇为赞许，谓得诗人之情。但如《小戎》那样的诗，似乎不必读。

我有一位老友记陶行知兄，他本来名叫“知行”，即“知而后行”之意，后来他觉悟了，认为“行而后知”乃是真知识，所以叫做“行知”。他提倡乡村教育，重实践，和颜李学派颇相近。他嘲笑那些读古书的人，既是死读书，又是读死书，终于读书死，只是一种废物。这不是故意讽刺，事实正是如此。

我知道有人总以为“开卷有益”，而不知“开卷有害”的比数，跟“有益”一样的高。我年幼时，那时还是必读四书五经的时代，我们家乡有一位姓陈的乡亲，他读了一肚子的经书，有书箱之称，可是要他写文章，三四行都不成器。后来，我听说金华有一位郭秀才，他所读的古书，真多极了，他的记忆力又好，一部御批《通鉴》，从头背得烂熟。有一回，他写了一张便条向友人处去取伞，就五千多字，却不见一个伞字，朋友看了，莫名其妙。这一类笑话，到处都有。我偶翻《明斋小识》，其中记清代汪凝载故事，说他年少聪明，读书一二遍，便能成诵。因此，十三经、《汉书》都读得滚瓜烂熟。谁知他执笔写文，做了两三小时，只写得“然而”二字，老是写不下去。一时传为笑谈。可见，读了古书，并不见得比不读的好一些呢。而且，我一生的师友，许多都是负一代盛名，其中学问博通的，文章却不一定怎么高明，而文章写得好的，学问又不一定怎么博通，此中消息，也值得我们体会的。

清代那一位性灵派的文人袁枚（子才），他问过一句妙话：“你们说吟诗作文，要以古人为法，请问那些古人，又以谁为法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古人以自然为师法，我们又为什么不师法“自然”，倒去师法古人，师法那些古书呢？

英诗人波布（Pope）说得更好：“我们要是永远念人家的作品，那就永远不会使人家念我们的作品了！”多念古书，对自己写作上的用处并不很多。鲁迅曾经译介了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其中有一篇叫做《徒然的笃学》，说到英国博学政治家亚克敦卿（Lord Acton）的故事，这位政治家在政治上毫无成就，或许由于他过于博学的缘故；可是，他的博学，有如沙漠一般，吸尽了所有的水，却生不出一根草、一朵花来，如鹤见所说的徒然的“笃学”呢！鹤见慨然道：读书这一件事，和所谓用功，是决不相同的，这正如散步的事，不一定是休养一样；读书的真正意义是在于我们怎样地读书。我们往往将读书的意义看得过重，只要说那人喜欢读书，便即断定那是好的，于是本人也就这样想，不再发生疑问。也不更进一步，反问那读书者是否全属徒劳了。

从这没有反省的习惯的努力中，正不知出了多少人生的悲剧……。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学生，她大概在某种歌唱比赛中得了×小姐的头衔，于是到某歌厅去客串了一星期。客串终了，她刊登了一条谢宾启事，说是“××检袄鞠躬”，这当然是一位读古书的文人的代笔。试问：穿了“迷你”衫的歌女，裣起衽来，会如何了？

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在广州知用中学讲演，题为《读书杂谈》。他说：“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为了应科举考试，而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也就是这一类）。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是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例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前人也何尝爱读四书五经？为了作为敲门砖，就勉强读了算了）。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抓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不过，鲁迅接着又说：他并非说大家都该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他并不劝大家在国文课时，在抽屉里看《红楼梦》。他说，爱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来。他是讲年轻学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他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谈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这话说得好极了。他劝他朋友的孩子不要专看他的小说，便是这个意思。

鲁迅谈一大段文学研究之后，他又说到印度的一个比喻：“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桥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个抬着驴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