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高墙出现前，大明皇帝会如何处置有罪宗室？据说还有留京指标

凤阳高墙，这个名字听上去就透着冷峻和威严。

明代中后期，这里成了那些犯了错的宗室成员的最终归宿，外界的消息进不去，里面的声音也传不出来。

可是在这座“皇族监狱”诞生之前，大明的皇帝们是怎么处理这些有罪的宗亲的？难道他们真的能靠着一纸祖训，一直躲过刀剑和刑罚？如果真是这样，那些曾经桀骜不驯的亲王们，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囚禁的结局？

朱元璋当年立下规矩，宗室成员不论犯了多大的错，都不能随意处死，最重的惩罚不过是削去爵位，贬为庶人。

而且，这些被废的皇族成员还有机会回归，比如靖江王朱守谦，两次被废，两次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最后虽死于囚禁，但他的子嗣依旧得以承袭爵位。

这种处理方式，看似仁义，实则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隐患——这些被废的宗室该如何安置？如果不把他们集中管理，难道要让他们四处流窜，继续制造麻烦？

皇帝们最初尝试的办法，是把有罪宗室安插到各自的封国，由当地的亲王监管。

晋王朱济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因“谋为不轨”被废，但并没有直接被关进牢里，而是被送去守护自己的祖坟。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既能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又能交给各地的亲王自行处置，可问题也很明显——如果这些宗室本身就掌握权力，或者背后还有势力支持，那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更麻烦的是，有些宗室的罪行过重，已经超出了“削爵了事”的范畴，比如秦藩的安定王朱尚炌，他是真的带人策划了叛乱。

像这种情况，皇帝就不能再把他交给地方处置，而是直接送到了泗州，去守护明朝的祖陵。

这种安排既符合“不能杀宗室”的祖训，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监视他们，确保他们无法再掀起风浪。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宗室人口越来越多，类似的罪犯也在增多，光靠祖陵根本装不下这些人。

于是，到了宣德年间，处理宗室的方式又发生了变化。

汉王朱高煦是朱棣的次子，曾经非常嚣张，甚至公然反叛。

他的结局与前人不同，他被废为庶人后，直接关押在北京宫城内，皇帝亲自看管。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随时监控，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些宗室仍然住在京城，依旧能接触到朝廷的消息，甚至可能暗中结交官员，继续搅动风云。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晋王朱济熿也被废，皇帝干脆不再让他回封国，而是直接押往凤阳，守护皇陵。

这个决定可以看作是凤阳高墙制度的雏形——将有罪宗室集中安置在一个固定地点，由专人看守，杜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方式逐渐成型，最终发展成了一座真正的“皇家监狱”。

到了景泰年间，凤阳高墙的轮廓已经清晰。

岷王的两个儿子因为勾结苗民造反，被押送到这里。

他们的住所被特别修建，高墙围绕，门禁森严，外人无法接触。

朝廷甚至专门派人来管理这里的钥匙，确保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守备太监的眼睛。

这种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不管宗室们曾经多么显赫，一旦被送进凤阳，基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到了明孝宗时期，凤阳高墙的制度彻底确立，甚至出现了“西高墙”“中高墙”的区分，说明这里关押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对于朝廷来说，处理宗室的方式从最初的“让他们自生自灭”，到后来的“分散软禁”，再到最终的“集中关押”，完全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但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到了晚明时期，凤阳高墙的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原本这是一个惩罚宗室的地方，可到了后期，穷困潦倒的宗亲们竟然开始主动想办法进去——因为在外面，他们可能连饭都吃不上，而进了高墙，至少还有口饱饭。

这种局面，正好映照出明朝后期宗室管理的混乱，也预示了皇族制度的衰落。

有人说，凤阳高墙的存在，既是大明皇帝对宗室的“仁慈”，也是他们的无奈。

毕竟，不能杀，又不能放，关起来才是最稳妥的选择。

但从那些被圈禁的宗室来看，这座高墙不仅是他们的牢笼，也是他们命运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