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少人有社保？真相超乎想象了

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有社保？

2025年春节后，美团、京东、饿了么纷纷宣布将逐步给骑手交社保的好消息，近日刘强东还在朋友圈罕见发声，呼吁更多灵活就业者获得五险一金待遇，期待各阶层一起幸福生活。

在舆论欢呼声中，不少人出现了“社保幻觉”——连外卖骑手都交上社保了，全民社保的时代快要到来了。

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先抛开舆论的干扰，先对社保体系做个基本科普。

先简单介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

1951年2月，中国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并经1953、1956年两次修订，全面建立了适用于中国城镇职工的劳动保险制度。以劳动保险为主要标志，中国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有了新发展。

与之对应的，农村建立了 “五保”制度，这也是第一项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集体福利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后，伴随企业制度改革、城乡统筹发展等一系列变化，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加速。1993年开始，中国明确“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任务，并提出“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至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大家口中所说的“五险一金”，具体指的是城镇职工保险体系，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由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与城乡居民保险（新农合\新农保）这样针对无单位“居民”的保险区分开来。

仔细观察会发现，中国的社会保障模式不是摊大饼，而是一个兼顾不同需求的多层次结构。

先来看底部基础层，由基本医保承托。缴纳无门槛，上至80岁老妪，下至呱呱坠地婴儿，都能交，而且与每个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大家缴纳热情最高。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约13.26亿人，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绝大多数国人的最先交的社保就是医保。

腰部中间层则更多样化。是养老、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后与职工医保逐渐合并）等进阶保障，并不是全民“基础款”，未成年人和已退休人员就不在其中。这也是灵活就业群体与单位职工的分水岭，职工社保则是单位为员工强制性缴纳的，否则就违法。

塔尖，则是“五险一金全配套”，部分职工能够触及。长期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是社保的主要参与者，直到2011年开始实施《社会保险法》要求单位为职工缴纳职工社保，私营单位、外资企业才逐渐参与其中。

中国就业人员总数有7.34亿，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分布的呢？

笔者查了今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截至2024年年末：

《晚点LatePost》此前文章分析，由于只有城镇职工社保需要交齐五险，参照社保参保人数最低的失业险一项，可推导出——拥有完整社保（即五险）的人数最多为2.46亿，占到就业人员总数的33.5%。

换句话说，如果你拥有齐全的社保，那你已经超越至少67%的打工人，跻身社保“腰部”往上位置，是打工人中的“高配”了。

以上数据，至少说明“全民社保”的愿望固然美好，但却道阻且长。

社保覆盖不是轻飘飘一句话，需要意识到背后的现实难题。

近40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经历了从被动变革到主动变革、从自下而上探索到自上而下推进、从个别地区试点到全面总结经验推广、从单项改革到综合改革等漫长而复杂的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以维系和促进社会公正为己任的渐进发展路径。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已经构建了全球最大社保体系，如果算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保障已经覆盖10.75亿人，这放在任何一个欧美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换句话说，2.46亿人有完整社保这件事，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是再分配的奇迹。

那么，为什么拥有完整社保的就业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多？

或许我们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同类型劳动者对社保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以外界最为关心的灵活就业群体为例，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家政人员等等，这部分劳动者规模约在2亿人左右。

这部分群体，很大一部分来源是进城务工农民工，从欠发达地区向大城市迁徙。其可能在家乡已经参加过新农合、新农保等城乡居民保险体系，但到了大城市面对依托单位的传统“五险一金”，也就是城镇职工保险体系时，在“想要”和“能交”之间，存在着落差。

我已经工作7年，之前并未缴纳社保。考虑到退休政策和家庭的经济压力，不希望多一笔开支，我目前需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以及还房贷的压力。

——这是骑手陈瑞的声音。

骑手这个职业我也干不长，先过渡下，后面还是会去找一份正式工作，交不交都没关系。

—这是00后骑手小张的声音，他对于社保的态度是“无所谓”。

家里人或者老一辈的非常在乎社保，如果公司交了，对他们也有个交代，在认可外卖这一行业上，可能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看法。

——这是骑手张波的声音。

以外卖骑手为例，在平台纷纷宣布逐渐为全职和稳定兼职买社保后，舆论几乎一边倒为此欢呼，但《第一财经》、九派新闻、大河报等媒体采访了不少骑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课题组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若强制要求骑手个人缴纳社保，约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38.9%的骑手仅愿将月收入的5%以下用于社保；仅不到一成的骑手能接受现行个人缴费比例。

这种预期和现实的差距，从何而来？

一方面，我国社保体系为五险合一，养老保险是五险中的大头之一，也是一个长期“投资”，要交满15年退休后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这漫长的“投资”存在不确定性。虽然现在大部分城市也放开了户籍限制，鼓励劳动者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但个人承担比例在20%，这与“新农保”每年最低百元的保费相比，落差过大。

另一方面，对于带有典型零工特征的灵活就业劳动者而言，社保支出的成本较高。按照目前现行方案，传统“五险一金” 中，企业承担比例约为26%，个人承担比例约为10%。

以外卖骑手为例，按最低缴费基准算，北京每月骑手个人部分的社保缴纳费用为716元，上海骑手则需缴纳775元。

对于不少骑手来说，要拿出每个月收入10%左右去交社保，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如果变成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养老保险，这个成本还会再翻一倍。

对于骑手们来说，最迫切的还是职业伤害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做外卖这一行，大多数骑手为了多挣现钱都很拼命，拼时间、抢速度、卡绿灯、冒雨送单都是家常便饭，随时在上演“速度与激情”。

00后骑手田文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说，比起意外本身，更让他们担心受怕的是意外之后能否得到有效的理赔和保障。

这不仅仅是骑手一个群体面对社保时犹豫，也是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小说写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的共同问题，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风险偏好。

也许有人会说，劳动者愿不愿意是一回事，用人平台为什么不主动交？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强制交社保？

一百多年前，社保制度在西方建立之初，确实有这么一个初衷，克服少数群体存在的“短视”，防止导致未来给社会带来的负担成为不稳定的风险。

但别忘了，依托中国互联网平台崛起而诞生网约车司机、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群体，也就是过去10年的事。

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岗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也同样超出了社保制度1993年在改革时的设计框架。

中国保险学会的李干、董保华等学者在《从“单雇主”到“无雇主”：新业态社会保险参缴机制的困境与革新》文章中就指出了当前的难点——我国社会保险参缴机制是以“单雇主”模式为基本框架，但新业态是“无雇主”灵活就业模式，两者的适配矛盾尤为突出。

至于政府部门为何不强制交社保，必须看到，把灵活就业群体纳入社保网络这事，急不得，慢即是快。

俗话说“旧时代的船票登不上新时代的船”，新生事物需要时间去接纳、消化、磨合，从无序到有序就是一个过程，绝不是能一蹴而的。

如果操之过急，容易出现反作用。举个极端的例子，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想必99%的人觉得是好事，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将最低工资描述成：“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最低工资对穷人是场灾难”。

为什么？因为在最低工资标准下，雇主可能对低技能工人实施雇佣歧视，或转而用机器换人，会带来社会就业机会的收缩。

回到前面讨论的灵活就业群体。毕竟，外卖、网约车、快递等行业本就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国的消费者享受了物美价廉的便利性，外卖费用不到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各平台外卖业务的利润率在3%左右，快递更是利润微薄，一个包裹只赚几毛钱。如果社保一刀切，那用人单位会衡量用工成本与效益，会衡量用人还是用机器，对劳动力市场来说无疑又是另一场“大地震”。

这一点，学界专家们是有共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在为灵活就业人群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尽量不要给就业机会带来负面影响，不要影响就业，牢记就业是第一福利，其次才是社保，不要本末倒置，不要为了社保而减少就业。

对于每一个骑手、每一个快递小哥、每一个滴滴司机来说，“保住饭碗”是第一位的，且不论它是“金饭碗”还是“瓷饭碗”。高质量充分就业，“充分”与“高质量”同样重要。

扩面不是易事，日拱一卒，向前的每一步都值得肯定。

尽管道阻且长，但我们也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已经迈开了好几步。

比如，灵活就业群体呼声最高的职业伤害保险，2021年国家制定了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并在7省市启动试点。截至2024年11月末，1022.64万人都纳入了保障。今年试点范围将继续扩大。

不同于传统工伤保险，平台为骑手办理工伤职业时，不需要以绑定劳动关系为前提，不再以工资工资作为缴费基数，而是采取一种新的计算方式——按单缴费、每单必保、每人员工必保，由平台按照上月总单量缴费。这可以看作是“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解绑”的开荒之举。

从外卖行业的实践看，目前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改革，也分为两种路径：

一种是京东等平台沿用传统劳动关系，将灵活就业者转化为“全职骑手”，为其缴纳传统的“五险一金”，这也是在现有政策框架之下的有益探索。最新的数据是，已新签约了1万名全职外卖骑手。

另一种是饿了么、美团等平台，在人社部等相关部门指导下，探索“不完全劳动关系”下的解决之路。比如美团以“按单缴费”方式，由平台为骑手补齐了新型职业伤害险，解决了骑手最为需要的工伤险难题，接下来也在逐渐向养老保险等关键险种改革推进，整体预计覆盖的规模在百万量级。

两种方法，都值得肯定，也各有优劣。

如果套用现有的社保方案，给全职骑手上“五险一金”，保障力度强，但受成本制约，规模存在上限，而且“企业包办劳动者个人社保成本”的可持续性也有待市场检验。

如果按灵活就业的职业特征，逐步补齐工伤险（新兴职业伤害保险）、养老保险，虽然在单独的险种范围上不如“五险一金”，但胜在更灵活普适，而且对用工方来说，同样的成本投入之下覆盖范围也要更广。

“让1万人吃好”和“让100万人吃饱”，方案差异的背后，是不同改革思路的体现。

所以，试点的意义很重要，它可以探清前路的荆棘，避免“转大弯”带来翻车的风险，这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的公共制度改革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一旦骑手交社保的试点成功，那它很可能会超越骑手群体，影响8400多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乃至2亿灵活就业群体的未来，做强社保金字塔的“腰部”。

正因为如此，我们反而希望它慢慢来，稳一点。我们都知道，路虽远，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