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的效率困境，根源在何处？

1998年，我和妻子刚搬到波士顿郊区不久后听说我们镇的中心区计划修一条自行车道。我在参加关于这个议题的一场公开会议时得知这个项目推进得相当顺利：明确了社区目标，提出了路线规划，还出具了可行性报告。虽然还有很多程序有待完成，但我在离开聚会时心中充满了身为一名公民的自豪：这是一个当地社区，我的社区！在齐心协力完成一件好事。

各位读者，25年多过去了，我们还没看到那条自行车道。

有三本新书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为什么在美国，即使我们有意愿、资源和专业技术，却似乎仍然无法完成任务。高铁？改造能源基础设施？经济适用房？我们已经讨论这些目标几十年了。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成功实现了美国农村地区的电气化，建立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还修建了州际公路系统，完成其中每项任务所花的时间都比我们镇修建那条小小的自行车道所花的时间短，问题到底出在哪？

《为何诸事难成：谁扼杀了进步，以及如何恢复》（Why Nothing Works: Who Killed Progress—and How to BringIt Back）一书作者，布朗大学研究员马克・邓克尔曼（Marc Dunkelman）认为，进步派——他自认也属于这一群体——虽然不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他指出进步派运动核心中有一个矛盾：进步派一方面希望权力向上集中，汇聚到某个能自上而下解决问题的人或机构手中（比如应对气候变化），但又希望权力下至民众（比如保证没有权威能对女性身体的自主权指手画脚）。

自信奉中央集权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希望对权力加以制衡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时代起，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治理方式就一直是美国政治进程中的阴阳两面。邓克尔曼写道，在20世纪上半叶，汉密尔顿式的理念占据上风，但到了下半叶，由于改革者开始意识到统治阶层应对如“清理贫民窟”、国家对外国石油的灾难性依赖、严重污染以及……猖獗的腐败等权力滥用行为负责，天平开始向杰斐逊式的理念倾斜。作为回应，进步派制定了对政府的制衡机制，旨在赋予民众更大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却也造就了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几乎所有人都能提出反对并叫停项目。我们陷入困境：许多原本为防止公职人员作恶而推行的改革，如今却阻碍了他们做对的事情。邓克尔曼总结道，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转变思维方式：“简而言之，这意味着赋予社区发言权，而不是否决权。”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执行副主编约尼·阿伯鲍姆（Yoni Appelbaum）在其引人入胜的作品《陷入困境：特权阶层和有产者如何打破美国的机遇引擎》（Stuck: How the Privileged and the Propertied Broke the Engine of American Opportunity）中得出了相关结论。他写道，长期以来，美国成功的秘诀就是流动性，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然而，今天美国的流动性正在急剧下降：数量惊人的人根本负担不起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搬迁。他们在地理、社会、职业和经济上都陷入了困境。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根据阿伯鲍姆的观点，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建筑规范、限制性契约和分区条例交织成的复杂体系上。过去几十年间，改革者（同样主要是进步派人士）表面上为了将权力下放给民众，都在推行这些措施。无论初衷是真诚或是排他，这些政策都导致了“否决政治”的出现。正如阿伯鲍姆所说：“如今，美国几乎所有新建筑都需要政府审批，而任何有足够时间、资源和知识的人实际上都能否决这一审批，或者至少造成巨大的开支和延误。结果就是，在最急需住房的地方，建房变得极其困难。”

因此阿伯鲍姆认为，“如今说我们面临经济适用房短缺”的说法并不准确。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共和党执政的州中现有住房充足，新建住房成本也相对较低。但这些地方缺少就业岗位，这就导致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情况。阿伯鲍姆写道：“如今提供最多机遇的地方变得排外起来。那些以开放、包容、多元以及致力于社会正义而自豪的进步派社区……恰恰是最严重的违规者。”

阿伯鲍姆提出了许多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最终建议却很简单：和日本人在东京的做法一样，我们需要大大放松和简化建筑规范和分区限制，这样建筑项目就可以按照一套明确规则向前推进，而不需要特别许可或耗时的审查。他写道，我们一旦做到这点，就可以“建造足够供应的住房，使其恢复为消费品而不是一种投资资产。”

记者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和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在《丰富》（Abundance）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们写道：“旨在保证政府考虑行为后果的法律，使得其难以采取相应行动。”他们将其追溯到了所谓的“被选择的稀缺性故事”（story of chosen scarcities），在这个故事中，两个主要政党联合使得在社会范围内进行建设和发明变得非常困难。他们认为，几十年来，右翼一直在与政府斗争，而左翼一直在阻碍政府，结果美国人不再拥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可负担的能源、医疗保健、住房和公共交通。

克莱因和汤普森提出，前进的道路在于摒弃稀缺叙事，因为这种叙事要求美国人彼此之间并与新来者竞争有限的商品和资源，这样不仅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还会使民众对政府信任崩塌。相反，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接受一种新的富足叙事了——在这种叙事下，我们要打破已然失效的否决政治，着手重塑制度，让我们能够再次建设和规划所需之物。“我们需要更多住房、能源，更多治疗方案和更多建设项目。” 他们写道，“这是一个必须用砖块、钢材、太阳能板和输电线路构建的故事，而不仅是停留在语言上。”

托比·莱斯特（Toby Lester）| 文

托比·莱斯特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DeepL | 译 DeepSeek | 校 孙燕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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