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丨拿下建筑界“诺奖” 他用建筑书写诗和远方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成都玉林，这个当地人普遍认为最具烟火气的老社区，因“白夜”“小酒馆”等文艺地标，以及歌曲《成都》火遍大江南北。新晋“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琨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就藏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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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琨的事务所位于一个8层居民楼的6层，临近饭点，浓郁的火锅味时不时从街道飘进小区。

记者：以前你搬来的时候是什么样？

刘家琨：以前搬来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土路，现在变成了网红路。我觉得是因为尺度。很多城市的街道只有道、街、路，有些连街都没有，更别说巷子。而这个地方，外边有道、路、街、巷，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这种街和巷里，很多事情才能发生。这都是真实的居民点，它是成都市日常烟火的原真标本。

刘家琨摘下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是全球建筑界最高荣誉，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刘家琨是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第54位获得者，也是继王澍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2025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审辞中有这样一段话：面对快速演变的社会和环境挑战，全球建筑界正在苦苦寻求着应对举措，刘家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他的答案颂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彰显着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

刘家琨：我觉得我没有刻意追求朴素，我还是比较关注项目的精神层面。鹿野苑博物馆，我就觉得它是一首诗；西村大院就是社会学；胡慧姗纪念馆，我觉得是一滴眼泪。朴素只是最终呈现的美学表象，朴素还是有很多技巧在里边的，并非高屋建瓴的一个理论，而是蛤蟆功，我得把它干出来，而且要达到我追求的水准。

坐落于成都市青羊区的西村大院是刘家琨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座融合了体育、文化、商业等多元功能的建筑综合体，从外观上看，西村大院是一座五层环形建筑，有一大两小共三个球场，通过4个过街楼式的入口和北面跑道的架空柱廊连通内外，呈现出一种既围合又开放的状态。

西村大院独特的设计，使其成了市民的共享空间。散步的老人、打卡的网红、踢球的小孩……在这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相聚在一起，运动、休闲、交流，形成了浓厚的社区氛围，它就像一个“市井乌托邦”，让人们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土。

记者：在设计的时候，要把谁的利益考虑进来？

刘家琨：建筑就是为了人的。为什么盖这个房子？就是因为人需要。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想了很多。我的做法好像是不符合一般的商场的做法。如果人爱去，一切才会发生。

建筑为人的理念，是刘家琨在他4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一点一点感悟到的。几天前，西藏那曲的一位朋友专程到成都来拜访他，并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刘家琨：他千里迢迢给我带来了他从档案馆影印的设计制图。

1984年，当时在成都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刘家琨，自愿短期外派到了位于世界屋脊之上的西藏那曲，参与援建西藏的43项基础设施工程之一——那曲市群众艺术馆。遗憾的是，他未曾真正亲眼见到建筑落成。

刘家琨：过了几年，当年第一任群艺馆的馆长嘉措给我写信，开始说了一些挺好的，后面半段把我骂了一通，说有很多缺点。我们想象的群众艺术馆，就要这一个健身房、那一个舞蹈室。后来，他们又跟我说那个地方用起来了，里面都是羊。

刘家琨：我觉得也挺好，因为草原上风太大了，人虽然不到房间里跳舞，羊到那个院子里避风，也是挺重要的。我就知道这么设计是不行的，一定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行为模式，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启迪。

从那曲市群众艺术馆到西村大院，刘家琨的建筑设计之路看似循序渐渐，实则却是一个“半路回家”的故事。1956年，刘家琨出生于成都，他的亲属几乎都是医务工作者，然而，他本人却对绘画和写作有着浓厚兴趣。1978年恢复高考后，刘家琨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对他而言，成为一名建筑师更像是一场意外。

毕业后，刘家琨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他白天干建筑设计，晚上则是作家，全神贯注于文学创作。1984年，他的小说《高地》被收录进《四川文学》，在当时的文学圈引起了一定关注。他的心思游离在建筑领域之外，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自我探索。

刘家琨：到1993年的时候就想改行了，干脆不要做建筑了，也许可以职业写作，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同学汤桦在上海美术馆办了个个展，邀请我们去。我在那个展览上看见建筑可以呈现某种精神性，可以做得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就击中了我。

刘家琨对建筑的激情，在那一刻突然被唤醒。

刘家琨：在那个展览结束以后，我的知觉好像就被打开了，我到处看乡村里边的那些房子，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会有说不清楚的状态，其实这个问题无数人都问过我，后来我想了一句话，生命会自己找到方向。

刘家琨重新审视建筑，决心回归建筑领域。随他漂泊了十几年的职业种子也终于在此刻落地发芽。20世纪90年代，以画家罗中立、何多苓的工作室为开端，刘家琨开始了在川西平原的建筑实践。这种实践是在农村开始的，为节约成本，刘家琨决定由当地农民兄弟来施工。

为了避免大片墙面抹灰不平整，刘家琨干脆让工人用乱抹掩盖瑕疵，并规定抹平拿不到工钱，最终效果竟取得了始料未及的艺术美感。刘家琨将其总结为一个词，“低技策略”，也就是以低造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质。

1999年，刘家琨在成都成立了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回归或许源于一瞬间的唤醒，但要将这份觉醒转化为图纸上的每一根线条、工地上的每一处细节，则需要经历无数个日夜的沉淀和坚守。事务所一共20多个人，大多是年轻人，在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时代，刘家琨始终坚持做实体模型。

记者：现在我们的科技都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你为什么不顺应这个潮流？

刘家琨：我并不排斥，但是它确有不能触及的地方，因为图像容易骗人，容易骗到自己。关系在电脑上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是被压平了的一个平面，你永远看见的是在一个压平了的平面上呈现出来的一个虚拟三维。缺一步就少一些感知力，有些事情别人看不见，但是自己心里能看见。

职业生涯里，刘家琨和他的团队在全国各地打造出三十多个项目，涵盖了学术和文化机构、城市空间、商业建筑和城市规划。

委托刘家琨来设计西村大院的，是他相熟20多年的好友杜坚。这块性质为社区体育用地的70亩土地，是周边2800亩开发用地的配套。西村大院的建筑主体结构是用当地盛产的竹子作为模板来浇筑清水混凝土，不加任何粉饰的多孔砖直接砌筑外墙，连外廊的栏杆都是混凝土栏板里直接抽出的钢筋，以至于在它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附近居民仍然认为它是座尚未完工的“烂尾楼”。

刘家琨：如果你的美学过于强悍，你的造型或者材料语言又带有拒绝性，那人去了感觉自己渺小、多余。但如果有容让性，让人轻松自在。包括新旧问题，如果很新颖、很崭新的这么大一个东西，人会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如果让它比较朴实，甚至有点旧，旧就是和时间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建筑有它的无声的语言。

屋顶跑道再加上空地中心架高起来的二层跑道，形成了长达1.6公里的慢跑系统，连同球场和绿地，构成了可供市民休憩与活动的巨型场地。西村大院里还有大大小小、种满竹子的院子、廊道，供人跳广场舞、打麻将、吃火锅。

竹下生活是四川人的记忆，刘家琨将国人的一个共同记忆，搬到了西村大院的天台上。再生砖来自“灾难”，是刘家琨在汶川地震后一个月自主研发的，利用破碎的废墟作为重建灾区的材料。

“再生砖”承载着灾难的记忆，也见证着从废墟中崛起的力量。在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的小树林里，有一座胡慧姗纪念馆，是刘家琨为纪念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15岁女孩胡慧姗而建的。

胡慧姗纪念馆以地震灾区最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作为原型，外部红砖铺地，墙面采用民间最常用的抹灰砂浆；内墙刷成粉红色，墙上陈列胡慧姗短促一生中留下的少许纪念品：照片、书包、笔记本、乳牙、脐带等。参观者不能进入房间，可以透过一个反装的猫眼，窥见女孩短促的一生。

刘家琨：如果我用再生砖盖胡慧姗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就会变成我个人的一个样板房。后来我体悟到，当你剔除掉自我表现的时候，那其实是更大的力量，别人就可以没有障碍地拥抱这件事情，就是为了一个最普通的小女孩盖一个小纪念馆，那就是给她的一个少女的天堂。后来它变成一个广为流传的事情，那不是我的本意，也许这件事也击中了其他人。

近年来，刘家琨一半的项目都在四川省外，但如果不是出去看项目施工、参加圈里的文化活动，他大部分的时间仍然在成都待着，在玉林的办公室里画图，和艺术圈、文学圈的老友约火锅局。

记者：你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建筑设计师跟这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什么关系？

刘家琨：紧密相关的，因为建筑就是社会的合力的呈现。如果社会的基本支撑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也就不一样，所以说它可以书写和凝固这个时代。比如我现在做的东西要是不改它，过一百年，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很多状态。

制片人丨刘斌

记者丨董倩

策划丨黄瑛

编导丨丁芳

摄像丨王扬 王忠仁 高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