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前2月，居民贷款同比降86%！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

• 2025年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月金融数据显示：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14万亿元。按照分部门来看，住户贷款增加54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23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785亿元。但是，如果从过往10年来看，1-2月中国居民累计新增贷款同比下降则是86%。那么，出现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居民债务收入比已达全球最高水平，负债能力触顶。

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2023年达到144.8%，远超美国（114%）、日本（103%）、欧盟（88%）等主要经济体。这一比例意味着居民收入中近1.45倍用于偿债，债务压力已接近极限。

高负债率导致居民进入“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主动减少借贷以降低风险。2020年居民新增贷款8.56万亿元，2025年前两月仅547亿元，累计下降96.1%。

也就是说，普通家庭负债率远超收入，每月工资大半用于还贷。即使利率再降，人们也不敢轻易借钱，因为“借了也还不起”。

2、收入预期不稳与通缩环境抑制消费信贷需求。

收入不确定性，2024年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7%，灵活就业占比从2019年的8.4%增至2024年的15.2%，就业稳定性下降直接影响偿债信心。

灵活就业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无社保、收入波动大，更倾向于存钱而非消费。数据显示，98%的普通人人均存款仅2.65万元，但这点钱只够应急，不敢乱花。

通缩压力，2023年二季度以来GDP价格缩减系数持续低于100%，资产价格（房价、股市）和消费品价格全面下行。2025年1-2月CPI同比下降0.1%，PPI下降2.2%，通缩预期增强现金持有意愿。

3、法律与社会文化对负债者相对严苛，抑制借贷意愿。

房价、手机、汽车等价格下跌，反而让人推迟消费，等待“更低价”。这与通胀时期“越涨越买”形成鲜明对比。

制度限制，当前我们仍然缺乏个人破产制度，债务违约可能导致唯一住房被拍卖、养老金被查封，甚至社会性死亡。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债务豁免机制缓解负债者压力。

法律对负债者的相对严苛惩罚如查封养老金，会让普通人视贷款为“高风险行为”。社会舆论压力也加剧了“无债一身轻”的心态。

现对严苛环境下，居民对新增债务的恐惧加剧。2025年前两月居民存款增加6.13万亿元，同比增长6.8%，而贷款仅增547亿元，形成“存多贷少”的避险模式。

4、政策刺激效果边际递减，信贷结构失衡。

政府主导的社融增长，2025年前两月新增社融中政府债券占比75%，私人部门（企业+居民）贡献不足。居民贷款占比仅0.9%（547亿元/6.14万亿元），企业贷款占94.7%。

利率工具效应减弱，尽管5年期LPR从4.65%降至3.6%（降幅22.6%），但居民新增贷款持续萎缩，显示利率弹性已趋近于零。

可见，当前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其实不是鼓励贷款，而是从“刺激负债”转向“提高收入”：

• a、短期财政发力：减免社保费、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直接补贴居民收入。
• b、长期制度优化：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如灵活就业者医保），降低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
• c、结构性改革：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如提高富人资本利得税），缩小贫富差距。招商银行数据显示，2%的富人持有77%的存款，而98%的普通人存款仅占23%，收入不均严重抑制整体消费。

最后，我们再通过物价与社零数据做下对比，其中，2月居民部门贷款边际变化确实出现明显的变差，2月社融数据里居民短贷和中长期贷款，同比分别下降2741亿和1150亿。同时，物价和社零数据的前两个月的变化，也都出现了明显弱于同期的表现；不包含在校学生的16-24/25-29岁的失业率也明显高于同期和前值，而且处于短期的高位。现在还没看到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估计很可能继续之前的大型/小型企业利润下降、甚至大中小型企业利润均下降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就业/收入预期均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其贷款是不太可能增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