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吹哨人”已去世，她被开除公职，却拯救了上万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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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吹哨人”

2019年9月21日，在美国犹他州一所普通的医院里，一个59岁中国妇女因心脏病发作默默去世。

她的死，在世界上没有掀起任何一丝波纹，仿佛她从来就不曾来到过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为她祭奠，除了亲友外没有任何人为她悲伤，国内媒体没有半个字的报道，甚至没有任何人为她“正名”。

因为敢说真话，勇于揭露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王淑平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甚至被迫流落海外，但换来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临终前一个月，王淑平还向亲友们坦言：我当年没有考虑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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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的后果，很严重

1991年，王淑平31岁，生活宁静，家庭幸福美满。对一个女人来说，或许正是她所需要的生活吧。

但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也让她由此开始了多灾多难的命运。

彼时，王淑平在河南周口地区卫生局下属的某血站工作。不久，她发现当时在河南盛极一时的“卖血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安全漏洞——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由于没有任何预防污染、交叉感染的措施，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

更可怕的是，当地还存在很多没有任何卫生资质的民间私人血站，一个会计、两个护士、几个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采血点”。

出于高额利润的关系，这样的“黑血站”还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越冒越多。有人统计过，1993年，仅驻马店地区就有33个。

1991年间的河南周口地区，经济尚不发达，很多急需用钱的村民，就通过卖血这一途径去完成对金钱的需求，这种现象在当地比较普遍。

许多人卖血求生，但对这个过程中的病毒感染危险没有丝毫概念。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血站，都没有肝炎和艾滋病毒排查机制。

这名29岁的男子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从16岁开始卖血攒钱，为家里盖房子

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必须得堵上，要不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上艾滋病和肝炎病毒，会害死很多人的。王淑平这样想。

随后，王淑平成立了一个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在卫生局，财务自理，主要工作是筛查血液样本。很快，她又发现一个更为恐怖的漏洞：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卖过血。

这个发现太惊人了，出于职业的道德感和良知，王淑平将此发现写成了详细的报告，请求各血站排查艾滋病毒携带者。

有人提醒王淑平，这样做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吗？

但王淑平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作为医生，她觉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病人和公众的利益，所以决定为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毒的无辜的人站出来。

但结果是被有关方面被告知：太费钱。

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后来，王淑平又从收集到的400多份血液样本中发现，超过10%有艾滋病毒。

工作越久，良心越受煎熬。但王淑平只是个“小人物”，她根本无力改变这种让人痛心的事实。而且，她还明白，自己的行为还涉及到权力金钱和无钱无势者之间的冲突。

1995年12月，王淑平最终做了一件在很多人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事：她将血站中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和血色漏洞写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上交到周口地区卫生局。

1995年12月，王淑平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的报告

其结果，很失望。

王淑平期待中的有关部门快速采取雷霆并没有如期而来。此刻她才明白，有的人明明还活着，但良心早已变黑了。

王淑平不甘心也不忍心看着越来越多的无辜者继续遭受“血祸”的毒害。次年，她又把调查报告和检测数据上交卫生部。

王淑平的“吹哨”，后果很严重。

她最终被开除公职。她当时的丈夫在卫生部门工作，因为妻子“吹哨”揭露“血祸”，在机关也受到排挤，最后两人离婚。

03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1996年，王淑平的“吹哨”终于见到了成效，在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国内各地所有的血站都被关门整顿。

血站恢复工作后，增加了抽血前必须查验艾滋病毒（HIV）这一项。将有多少人因此而免于无辜感染艾滋病病毒？这个数字无可估量。

但这些，已经和王淑平无关了。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荣誉。有的是凄凉的孤身一人流落江湖。

其时，网络在中国刚刚起步，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在血站被整顿增加查验艾滋病毒（HIV）这件事情的背后，还有着这样一位被开除工作，被离婚，被流落江湖的“吹哨人”。

此处不留姐，自有留姐处。

2001年，王淑平只身一人移居美国，英语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就在那一年，华中地区艾滋病危机获得承认，至少XX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艾滋病毒，其中河南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一个省。政府后来为此专门开了一家专科医院，治疗与艾滋病相关的病患。

多年后，王淑平和美国人盖瑞·克里斯滕森（Gary Christensen）结婚，到盐湖城定居。她则在犹他州大学当研究员。

王淑平去世前留影

就在王淑平去世前不久的一天，她在接受《女性时光》节目采访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谈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地方卫生官员在一次公共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开抱怨，说哪个家伙那么大胆，居然把这事报告到中央。我站起来说，报告是我写的，我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