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的拥趸们，幡然醒悟吧

司马南四年间逃税462.43万，平均每年逃税近120万，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罚款共计926.94万元。

不知道他所逃的税，占他应缴税款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越小，说明他收入越高。

他还不仅仅是逃税，而且还虚列成本费用，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司马南一直以来攻击私有产权、攻击市场经济、攻击民营企业，结果他自己反而还有实控公司。

他鼓吹阶级斗争，原来他自己也是他口中的资本家。

他说国有资产流失，原来他自己偷逃税款。

他骂美国骂西方，结果他自己在加州买了房。

简直是无力吐槽，不过他干的事，和他说的话，对不上号，对于我们而言，倒也毫不意外。

多少人被他带偏了，跟着他一起骂企业，鼓吹计划经济，攻击市场经济，攻击私有产权。

希望司马南的拥趸们，更准确地说，是希望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们、阶级斗争的支持者们，能够幡然醒悟。不仅不要粉司马南，更不要钟情于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

以下分享一篇旧文：

我们的社会要进步，就必须要有市场经济，要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商业。

社会需要一种能够把所有人凝结在一起的粘合剂，而在这种粘合剂中，什么才是最为有效的呢？

是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因为商业能带来利益。

大家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指的“社会”，其实就是指的“商业社会”。“出入社会”也是暗指“出入商业社会”，而不是“出入农业社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不存在“与社会脱节”这个概念的，这个概念仅存在于商业社会中。没有人会与耕田犁地、放牛灌溉相脱节。

这表明，一个商业社会是复杂的，而农业社会则是简单的。理解不了商业的人，头脑是简单的。

为什么农业社会是简单的？

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人们不必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没有更多的社会规范。人们依靠传统道德行事，而传统道德是一种不可预测的规范，是一种捉摸不定的规范，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规范。

对私营商业持有真正敌意的人，往往也无法处理好他的社会关系，且抗拒商业中的种种行为规范。

传统道德来自于农业生活和宗教活动，在家长制和宗族制下发挥效力，换言之，就是传统道德与专制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初生的商业社会里，原来的旧道德和专制主义因素变得完全无法适从，它需要新道德和新规范。

所以，商业天然是反权威的。

商业活动需要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不认识的人打交道，这完全超越了以前农业生活中“熟人社会”的范畴，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带来了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就需要新的规范，新的道德，这就需要信任。

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们比20年前更愿意相信陌生人。但是，如果私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那么，我们就会回到以往那种不相信他人的地步。

当然，在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商业社会里，仍然还是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那些刚从农业社会迈入商业社会不久的地方。

商业活动摆脱了以往农业活动中的家长制因素，商业活动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平等。一个很显然的因素就是：在赚钱念头的驱使下，旧社会的身份失去了效力。而创造、获取了新财富的中下层则获得了上升的渠道。

旧社会中，人之间有着等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来源于血缘因素。而在商业社会中，由于财富是流通的，因此商业社会的流动性要远远高于旧社会。血缘不可变更，而财富是可以的。

因此，尽管商业活动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但是却促进了人们身份的平等，也就促进了尊严的平等、人格的平等。

而且，总体上而言，商业社会中的财富不平等表现为没有实现“均富”，虽然差距可能扩大，但是所有人的起点却提高了，每个人都富了，每个人都比以往生活得更好。一些人认为农业社会里，财富是平等的，姑且不论这句话的对与错，即使是对的，那么农业社会中的财富平等的表现也是“均贫”。

正如凯瑟琳·塞奇威克所说：“财富，你也知道，是平等的主要准则。”

财富不附带有家长制中的血缘关系所能带来的特性，比如：在商业社会里，穷人可以拒绝富人的要求；而在农业社会里，个体不能拒绝族长的要求。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开劳斯莱斯的与开卡罗拉的，在加油站享受的是一样的待遇，因为他们都能在加油站消费。

商业活动促进了人们的契约观念。农业社会不需要什么契约，因为所有人都是熟人，而且农业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不存在多少交易。但是在商业活动中，人们之间需要频繁地进行交易行为，人们必须信任彼此，商业活动才能开展下去。

高频交易使得每一个人都认识到：遵守契约不仅仅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也有长远的好处。

在以前，人们很难想象：可以把自己的所有积蓄交给一个钱庄，而现在，把钱存在银行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行为。

契约观念的发展，还会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国家的构建。当然，在西方，社会契约论的提出，不仅仅有商业的因素，也有宗教的因素。但是在没有基督教基础的地方，商业才是促进形成契约意识的最重要原因。

一旦契约观念深入发展，原先的国家观念，比如君权神授、君国一体，便不再有效。

因此，商业活动也是一种契约关系，理解不了商业的人，恐怕在生活中也不大遵守契约，也是难缠的人。

商业活动还促进了人们的私权私产意识。在商业中积累了财富的人，便需要保护自己的财富。而保护财富，就需要限制公权、增强私权。

农业社会里也存在私人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很少的，因为农业无法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大量增长，而且农业社会中的家长制因素，使得公权过于强大，私权过于渺小。

这样一来，农业社会中，人们的私权私产意识就很薄弱。由于要保护私权私产的前提是必须削弱公权、增强法治。而削弱公权的途径在王权社会里有限，因此，商业活动促进了革命，其表现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与传统的教化手段相比，商业活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自发的活动。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宗教活动，虽然都有教化的作用，但是却是一个中心化的集体行动。既然是中心化的，那么就需要追求一致、追求稳定。学校等场所的教化更多地是一种说教。

而商业活动中的教化则是润物细无声的、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教化。前者形成的观念容易受影响，而后者形成的观念则更加坚固。

而由商业所带来的的这一切，都是基于人们对自身财富的追求、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托克维尔曾这样评论1830年代的美国：是商业活动中的利益把美国那些多种多样、没有根基和浮躁的人们凝聚在一起。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中的商业活动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平等，促进了人们契约观念的形成，促进了人们私权私产意识的形成，促进了人们之间的自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