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经过

1949年2月25日，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光荣起义，次日安全驶到解放区烟台港。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极大震动，受到全中国革命人民的欢呼，对妄想抗拒解放战争车轮的国民党反动派无疑敲响了又一次丧钟。

“重庆号”军舰的起义经过，我国报纸杂志及电台上已有多次报道，但是这些文章或广播，显然仅是向个别参加起义的士兵或有关单位采访的情况，既不全面，也难免有偏颇，因此引起了许多参加起义的官兵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我曾参与“重庆号”军舰起义的策反工作，后来又参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此事所进行的调查，看了许多有关档案资料，现在我就我所知的具体、真实情况，作一些介绍，以澄清若干史实，并以此纪念亲身参加起义的官兵们。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向人民解放区疯狂发起进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重申：要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斗争的发展，1947年毛泽东指出：和全国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一条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形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是第二条战线。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指示：“国统区的情报工作的重点应转为全面搞策反抓实力。”

原中央南方局和后来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领导下的有关党委和民主人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及陆、海、空军的爱国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庆号”的光荣起义，就是上海局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产物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一批军舰，“重庆号”巡洋舰是其中最大的一艘（排水量7500吨）。为了接收英国赠送的军舰，国民党海军部事先三次招收大、中学生去英国受训。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巡洋舰由舰长邓兆祥率领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程，航行一万余海里，于8月20日驶抵上海。由于内战紧张，是年10月国民党海军部部长桂永清即命重庆舰到葫芦岛参加辽东战役，蒋介石曾亲自在这艘军舰上召见将领指挥辽东战役。不久该舰又驶回上海。

“重庆号”军舰上有从英国训练回国的士兵三百余人。他们在英国受训时受到歧视和欺侮，回国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物价高涨，部分军官和士兵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不满、苦闷和彷徨，许多士兵另谋了出路。在军官中由于国民党海军一向存在着派系之争，不少人受到排挤。舰长邓兆祥等人系福建马尾系海军人员，也受到桂永清的排挤。桂永清派了他的亲信海军青岛系牟秉剑为副舰长，监视邓兆祥和别的官兵，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牟接替邓兆祥舰长的职务。这些情况无疑是对该舰进行策反的有利条件。

早在英国赠送的军舰还未回中国之前，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就通过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国民党海军部参谋长、驻沪办事处主任周应聪（1985年去世，去世前任国务院参事），请周应聪做国民党海军江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和邓兆祥的策反工作。林遵、邓兆祥同意在时机成熟时起义。1947年3月董必武撤回延安前，将周应聪对邓兆祥的策反情况告知了原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任城工部部长，后来在上海局工作的沙文汉。沙文汉派王亚文（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同周应聪建立经常的联系。

辽东战役后，重庆舰内三个少尉军官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私下商议准备发动起义。蒋树德从已被“伏波号”军舰开除的少尉军官王淇处得知其弟金陵大学学生王毅刚，可能是共产党员，即通过他找到中共南京市委。当时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约定地点和时间将这个关系交给我（我当时在南京负责策反工作），要我同王淇谈话。我向王淇了解了“重庆号”军舰情况后，要他去上海秘密组织起义小组。一星期后王淇回来说已经有几个人组成了起义小组（实际上曾祥福等三个少尉军官已组成了小组）。由于“重庆号”军舰停泊在上海，我向陈修良建议把这个关系交给上海局，陈同意由她转去。以后王淇又来找过我两次，提出“重庆号”起义要有陆上帮助等建议，我要他同上海的同志商量。曾祥福、莫香传两人在“重庆号”起义前，因比较活跃，被当局调离“重庆号”，派往江防第二舰队工作。但他们未去报到，仍在岸上同王淇一起在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下策划“重庆号”的起义工作。舰上工作改由海军少尉蒋树德和士兵王继挺领导。起义前他们已发展志愿参加起义的官兵21人，其中少尉军官3人。

何友恪，国民党海军驻沪办事处参谋，也是1945年被国民党海军派往英国接收“重庆号”军舰的工作人员之一。是中共南京方面争取过来的，后来也是陈修良将这个关系转给上海方面，上海局让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的助手林诚负责与其联络。何友恪先后争取了少校航海官陈宗孟（建国后曾任唐山市园林局局长）、少尉雷达官张敬荣，陈、张二人在军官中又策动中校陈景文、少校刘渊、少校鱼雷官周方先等酝酿起义。

王锡珍和他的助手林诚还通过国民党“灵甫号”军舰（也是英国赠送）的士兵尚镭（曾任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电机系主任、副教授，灵甫号士兵起义后入党）和“重庆号”离舰的士兵边矢正（事后入党）对“重庆号”士兵李铁羽作策反工作。李铁羽又同主动要求起义的王颐桢（起义后入党）联系。尚镭还通过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少尉李梦华对“重庆号”士兵武定国进行策反，因李与武定国曾是汪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同乡和拜把兄弟，往来密切。

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中共大场区委，通过党员赵迈（原名赵敖远）、黄炎（原名黄跃宗），以抗日时期的南京汪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身份和东北、华北的同乡身份，对“重庆号”的士兵武定国、刘懋忠、孙国桢、赵振亚、郭书贵（原名郭汉卫）、贺志、赵宗斌等进行了策反工作。比较难得的是这批人中从汪伪陆军学校出身的人都有陆战经验。

中共上海市委江南造船厂党组织派技工张兴昌（当时已是中共党员）于1948年打入“重庆号”为水手。张兴昌在锅炉房工作。江南造船厂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配合解放上海，有条件时策动军舰起义，或将它炸掉。张兴昌一边在舰上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一边启发水手们的觉悟，同时，向组织汇报军舰的设备、性能和人员等各方面的情况。起义时，他积极团结水手在轮机舱协助起义工作。

1949年初，上海局作出正式决定：“重庆号”军舰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沙文汉参与其事，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具体领导，林诚协助。

随后，在武定国的建议下，王颐桢等秘密组织了“‘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共27人。其中包含秘密共产党员张启钰、毕重远两人。

张启钰，原中共南方局系统的党员，1938年10月在重庆入党，曾担任中共郿县县委书记，1942年奉上级指示紧急转移，后与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他在失掉组织关系后考入国民党海军留英训练班。郑伯克（曾任中央组织部顾问）那时是云南省委书记，也属上海局领导，曾派人与张联系过。但有关张启钰已被分配在重庆舰和参加起义的事，则是在1983年后才查到的。张启钰本着党员立场在重庆舰上参与了起义工作。他同蒋树德、王继挺有联系，在起义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他是发动“重庆号”起义的骨干之一。

毕重远，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员。他在1948年8月随重庆舰回国时，曾到南京同当时南京市委负责警察工作的陈良有过一次谈话。但陈良没有将毕重远的关系交给市委书记陈修良，所以上海局不知道有一个党员毕重远在舰上。毕重远以为在重庆舰内只有他一个地下党员，便本着党员立场单独发挥作用的想法，参加了王颐桢、武定国等发起的“士兵解放委员会”，起义中也起了骨干作用。

此外，上海市民盟有一位成员叫林绍禹，是“重庆号”军需官，他也想策动起义。他主要同武定国联系。

在起义前夕，林绍禹将军舰上来了两个领港人，很可能即将开往江阴的情报告诉了武定国。由于“重庆号”提前起义时，适林绍禹上岸回家，赶回港口时已无法上舰，遂遭国民党拘捕牺牲。另外，在上海中央情报部门工作的何以端所遗留的自传中，记着他曾做“重庆号”军舰起义工作的事。但他已去世，无从查到他对哪些人做了工作。

在策反期间按照地下工作原则与纪律，采取了单线联系分头进行的原则。重庆舰内虽然有3个党员，但在起义前他们互不知道，当然不可能建立起党的起义组织，工作中只是各自秘密地串连，互相交叉发展起义人员。3个党员在起义中都起到了各自在不同岗位上的作用。可是在1980年至1981年有的报刊上，记者们说重庆舰上仅有一个党员下士毕重远，并把党的领导，错误地归功于党员个人的领导，这就不符合党领导的原则和起义的实际情况了。

这样，经过上海局和所属上海、南京市委等的努力，在起义之前，“重庆号”巡洋舰已有准备起义的军官：上校舰长邓兆祥、少校陈宗孟、张景荣、周方先、中校陈景文、少尉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林绍禹等9人。士兵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已组织成“士兵解放委员会”，他们是王颐桢、武定国、李铁羽、张启钰、毕重远、赵嘉堂、洪进先等，有27人；另一部分人是由舰上军官蒋树德（已列入军官项内）、士兵王继挺领导发展的杨继和、李明阳、卢贤举、吴楚波、朱屏藩、刘耀俊、方昆山、宋刚等18人，还有锅炉房技工张兴昌。这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了。但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军舰上，有副舰长牟秉剑为首的特务监视，军官之间和士兵之间，虽然可以互相串连，但只能在小范围内互相串连，即使“士兵解放委员会”，也是分几个系统联系的。两部分准备起义的士兵各有起义计划。好在蒋树德为争取洪进先，将他领导的起义人员等情况告诉了洪，所以王颐桢等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几个骨干比较了解蒋树德、王继挺他们准备起义人员情况，但蒋树德他们却不知道另有士兵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对其情况更所知有限。但这两部分士兵事先总算有了一定的联系，对起义是有利的，特别是地下党对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时机成熟就能一呼百应的形势。

1949年2月间，曾祥福、莫香传、王淇、蒋树德、王继挺等再次研究了起义问题，他们决定3月起义，并将计划报告了王锡珍。

另一部分士兵即“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进行了秘密串联，但他们提出起义必须坚持“士兵路线”，这与党的政策不符。早在1944年周恩来在总结有关白军工作问题时就指出：“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中国雇佣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有很大作用的。”在军舰上，指挥作战和航行都是军官的职能。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准备起义的士兵是不了解这一原则的，特别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那两个党员都不了解。在起义时他们推举王颐桢、武定国为总联络人，在驾驶台负责全舰总的联络工作。李铁羽事先还上岸向尚镭报告，但因联系不方便，没来得及上报王锡珍。

1949年2月20日以后，两部分起义人员都认为已到了可以起义的时候了，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在“二八一雷达室”多次开会，决定25日晨起义。王继挺听到他们将发动起义的消息，便通过李铁羽约王颐桢谈话，两人商谈合作发动起义问题，王继挺提出要王颐桢他们改定2月26日夜发动起义，王颐桢同意了。之所以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是因为王继挺要从吴淞口上岸向上海地下党报告，并要通知曾祥福、莫香传带领在岸上的8个离舰士兵下舰协助起义。

当时，重庆舰在起义前已补充了弹药、燃料、用水，还装上大量银元，并奉命驶往吴淞口外停泊，有人估计其可能将驶往台湾。2月23日牟秉剑专程去了南京海军总司令部。大家猜想：上面可能准备让牟取代邓兆祥任舰长，也可能对官兵间的厌恶内战的情绪有所察觉，准备对某些官兵采取镇压措施。正在此时，海军派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下舰，林绍禹负责接待，林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重庆舰将开赴江阴，以防人民解放军渡江，林立即将这个情况告知了武定国。与此同时，大家又听到舰上有士兵在传说“有人要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去”，这说明可能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

经过分析，大家认为不应等到26日了，推迟时间可能出问题。于是大家决定在25日晨行动。

士兵解放委员会在25日晨1时发动起义。在他们拘禁了包括邓兆祥舰长和所有在舰的军官、上士及夺取了枪支以后，王颐桢才通知王继挺。王继挺本着实现起义共同对敌的目的，无条件地接受起义行动，提出将被禁闭的少尉军官蒋树德释放出来，并通知他们所领导的士兵采取一致行动，一起参加警戒、起锚、值更、航务等工作。

两派起义力量事先都不约而同地要争取重庆舰舰长邓兆祥。邓兆祥原有起义的思想基础，但不知道下层士兵在酝酿起义。邓一时不敢相信这样就能够起义。王颐桢、武定国、李铁羽、杨际和、王继挺、赵嘉堂等人先后和他谈话，给他分析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重庆号”起义后的形势。邓问：“你们有把握吗！”王继挺向他说明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邓在询问了轮机准备情况后，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邓还要求释放一些军官协助起义。他让少校航海官陈宗孟绘就航海图，要上校芦东阁等人协助他指挥航行，让少尉军官王菊根负责起锚工作，让中尉郑光模在航行中值更。在重庆舰驶往解放区烟台港途中，邓兆祥采取重要措施，改变航线摆脱驻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的注意，军舰顺利地驶向了解放区。由于有邓兆祥和其他军官参加，形成了官兵一致起义的局面。原先，士兵中思想相当混乱，有个别士兵还乘机酗酒胡闹。

王继挺向王颐桢建议，召开了起义人员大会，会上由王继挺报告这次起义的目的，要求大家一致共同对敌，说明曾祥福、莫香传现在的行动是得到上海地下党指示的（曾、莫在英国受训时担任士兵教练员，同士兵关系比较好），王继挺还向起义士兵交代了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最后两部分士兵一起成立了统一的“士兵解放委员会”，王继挺被选为主席，王颐桢为副主席。通过这一工作，某些怕事的士兵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重庆号”军舰胜利到达烟台后，准备派武定国、赵嘉堂、蒋树德三人上岸与烟台党、政、军联系。这时毕重远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也要求上岸联系。在王颐桢同意后他们一起上岸。毕以党员身份（虽然当时还没有组织证明）向烟台党、政、军单独汇报起义经过，促使烟台的岸上首长同意他的意见，决定解散舰上才成立的统一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只认原来27人为士兵解放委员会委员，由这27人新选王颐桢为主任，李铁羽为副主任，这样缩小了起义官兵的团结面。3月4日“重庆号”军舰驶抵葫芦岛，受到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的欢迎，后来中央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对全舰官兵进行了慰问并与他们会面，还单独接见了王颐桢并谈话。

由于“重庆号”是桂永清直接指挥的，基地无权过问其行踪，因此25日早晨，基地的供应舰还按时驶往吴淞口外向其输送补给物资，可是找不到“重庆号”军舰了，只得返回基地报告，直至“重庆号”到达解放区烟台港之时，国民党海军还没弄清情况。桂永清得知起义消息后在惊慌之中不知所措，命令电台不断呼叫，劝“重庆号”军舰“赶快回来，不要上人家的当”，还说“弟兄们生活清苦，我对不起大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已“引退”在奉化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立即叫桂永清偕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来见。蒋介石作出三项指示：

（一）责成周至柔派空军炸毁“重庆号”军舰；

（二）所有在北方海上的国民党军舰南撤，免遭“重庆号”军舰袭击；

（三）内部加强“防变”措施（实际上“防变”措施效果不大，解放军渡江时，又有以林遵为司令的江防第二舰队起义；再后还有“长治号”军舰起义……）。

英、美方面对此也十分震惊：美国顾问团赶忙同国民党海军部研究“重号”起义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密谋配合炸毁“重庆号”军舰，掩护国民党在北方海面上的军舰南撤；英国武官奉命向国民党提出马上收回另一艘军舰“灵甫号”。由国民党海军部下令“灵甫号”军舰开往广州，再以“修理”名义命其驶进香港船坞，然后由英国宣布收回！

自3月14日至19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探知重庆号停泊在葫芦岛，便对“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3月19日国民党的B29轰炸机的一颗重磅炸弹炸中了军舰右舷侧部。造成多人伤亡。为避免再遭轰炸，“重庆号”巡洋舰不得不于3月20日夜间放水自沉。

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电慰问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电文如下：

邓兆祥舰长并传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海、空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憎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　德

194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