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丨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汤一介（1927.2—2014.9），男，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有人把新文化运动看成一场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场救亡的爱国运动，提出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启蒙压倒救亡，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不应该把启蒙与救亡看成是相互矛盾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政者把两者对立起来，用所谓救亡压制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诉求。

一、发生在中国明末的“启蒙”能否算真正意义上的启蒙？

“和理性开启的西方启蒙运动大大不同，中国明末的启蒙运动是一种高扬感情的唯情主义社会思潮，属于人性解放运动。但这一运动被清军入关打断。”

康德提出“要敢于运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可以说“理性”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思想家用“理性”扫除对天主教的迷信和世俗的愚昧，在欧洲发生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运动。同时，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英国的思想家等提出一整套政治科学，发展民主共和制度。

这场运动为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奠定了基础，并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法国于1793年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后颁布宪法，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有利推动欧洲各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说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最终落实到民主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等制度层面。

当代中国学术界虽然常常把16世纪明末发生的反对封建专制“存天理、灭人欲”礼教、抨击禁欲主义、高扬个性、“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唯情主义看作是新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并以启蒙思潮、启蒙文化、启蒙思想等等来解释这场社会运动，但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

根据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虽然用启蒙运动来解释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运动，但它仅仅相当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从思想上看，它并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体或者君主立宪制的要求；第二，这次启蒙运动是土生土长的，和西方启蒙运动大大不同，而是一种高扬感情的唯情主义社会思潮，属于人性解放运动。

在思想史上这一运动常常被认为是由泰州学派掀起，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提出天理即人欲，人欲就是人的天性，穿衣吃饭即是人伦。同时期的文学家像袁宏道，提出诗文的创作应该独抒性灵不拘一格，这是张扬个性的主张；汤显祖更是直接提出人性解放的唯情主义，他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萧歌，形诸动摇”，故“理顺人情”。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这一启蒙思想运动与后来五四运动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明代思想已具有新的启蒙特质。但是这一次带有某种启蒙性质的反封建礼教、张扬个性解，被清军入关打断，清朝的统治者重新提倡尊孔独君，对文人实行文字狱，使僵化的礼学再度复兴，明末一度兴起的解放人性的唯情主义思潮被压下去。

二、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运动思潮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些官员，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接受西方启蒙运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试图政治改良，最终走向革命，但中国社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运动思潮的冲击下，艰难前行。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促使中国逐渐认识到自己国力的贫弱，于是部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一步一步的接受了启蒙运动思想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制度。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著作大多有了中文译本，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逐渐引入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接触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官员，开始自觉的向西方学习，无不从西方启蒙运动中吸取思想的营养，试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以求平等地位，自立于世界之林。

中国的有识之士首先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是靠先进科学技术，据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展一场从制枪炮到造机械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并没能摆脱“中体西用”的束缚，未能动摇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因而一批更了解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提出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并于1898年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政变试图以改良主义的办法推行，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这一变革路线本身就十分软弱无力，加之清王朝的层层压迫，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认为用改良的办法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能用革命推翻清王朝。革命派追求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治体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拟定军法之制、约法之制、宪法之制的革命程序。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基本精神主要是来自西方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民主和法制精神。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但中国社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对外仍然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内则有两次封建专制的复辟以及强大的旧势力抵制，中国何去何从仍是留给人民的问题。

三、五四运动争取的科学与民主还没有实现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争取的民主、自由、人权是否真正实现？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启蒙思潮真是十分艰难，五四运动争取的科学与民主目标还没有实现。”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中国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看法，我认为不能把五四运动和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分割开，要统一来看，因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爱国运动是分不开的。有人把新文化运动看成一场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场救亡的爱国运动，提出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启蒙压倒救亡，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不应该把启蒙与救亡看成是相互矛盾的。正因为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才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用新眼光看中国为什么落后，本身就包含了希望中国富强的爱国内涵，正是因为有五四运动才深化了启蒙思想的现实意义，并唤起中国人在实际行动上实践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因此，只有不断的进行思想文化启蒙，提高中国人自生、自立、自强的觉醒，才可以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同样，只有唤起千百万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才能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思想文化的启蒙，因此救亡和启蒙本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政者把两者对立起来，用所谓救亡压制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诉求，而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或者只有救亡才能唤起启蒙的提法，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片面的。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争取的民主、自由、人权是否真正在我国实现？中国是否已经成为现代化的社会？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在上海提出“新启蒙”的倡议，认为启蒙要继续下去。旨在唤起人们争取科学、民主、自由而提出的“新启蒙”，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1988年出版的《新启蒙》创刊号发表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提出理性审视自五四以来的历史，以民主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杂志没能继续办下去。可以看出，启蒙这一有代表意义的思潮真是十分艰难，五四运动争取的科学与民主目标还没有实现。

第二，1985年夏天在深圳举办“文化问题协调会”，会议由北京、上海、武汉、西安以及深圳的20多名学者参加。学者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当政者提出四个现代化对中国社会意义重大，是对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性大转变。

但现代化问题是否仅仅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我们对此颇为怀疑。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看，如果把现代化只限于科技层面，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现代化的失败，因为没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缺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会落空。

中国必须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使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现实，这都是仍然要继续启蒙的问题。

四、中国社会的启蒙如何进行下去？

“在中国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两股思潮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社会深入开展并得到新的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的完成第一次启蒙的任务，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

西方现代化在发展了两个多世纪之后，种种弊病日渐显露，由于科学崇拜，引发工具理性一枝独秀，维护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边缘化，启蒙精神至此已经被异化。为了挽救人类社会，消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潮出现。他们所做的是对现代化的解构，反对一元化，企图粉碎一切权威，但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也没有策划过一个新的时代。

到20世纪末，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第一次启蒙（编者注：指18世纪的理性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整合，唤起第二次启蒙。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明确把生态主义引入后现代主义之中，指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他们认为，如果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目前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还是很小的，但我相信它在西方和东方都会受到重视。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两股反对一元化的思潮，一股就是来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已经进入中国，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影响，到90年代突然被中国学术界关注，相当流行。另一股是追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这两股思潮好像是不相融的，是两条路子。

在80年代中国学术界已经提出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没有能形成热潮。90年代国学兴起，人民日报刊文称国学俨然兴起，领导甚至将报纸发给每一位政治局委员读，国学逐渐形成热潮。

进入21世纪之际，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过程中，民族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因此国学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是必然的。

中国如何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又避免陷入当前西方社会的困境？关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前景并较快的使中国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接轨，也许中国的启蒙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全面得完成，对此我有一些不大成熟的看法。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意义的内容有没有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接轨？

第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和“天人合一”理论。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认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生活在生态共同体之中。这一思想无疑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它和在西方长期流行的“天人二分”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模式。早在2500多年以前，孔子就提出来要“知天”、“畏天”，要求人们认识自然界，以便自觉的利用自然界为人类社会谋福祉，同时又要求人们对自然界有所敬畏，自觉尽到保护自然的责任。

在解决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走着相同的道路。正如法国学者汪德迈所指出的，“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已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他认为人对自然的权利应该受到限制，应该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吸取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第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第二次启蒙”与儒家的仁学理论。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第二次启蒙”的口号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用中国儒家思想来表述就是仁者爱人。爱人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儒家提倡仁爱虽然是从亲亲，也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出发，但是孔子认为，仁爱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亲人层面，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说的更清楚，“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要从爱自己亲人出发来爱老百姓，进而对一切事物都有爱心。这样的思想可以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关心他者接轨。

尊重差异正是儒家思想所主张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另一种表述。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往往各有特色，但并不是一定要互相排斥。只有承认不同文化传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才能使其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共存，吸收和消化不同文化传统的优点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以及“礼”中的人权观。

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著作《通过孔子而思》曾指出，西方不应该仅仅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而应该用中国的思想文化来丰富和改造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不是从抽象个人角度来定义人；在中国“礼”文化中，包含着极富有价值的人权观念。

我认为安乐哲的这三个问题，正是针对西方哲学的根基不足而提出来的，对个人、民族或国家自由权利的滥用，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对他人、国家、民族的自由构成威胁甚至侵犯。

中国传统文化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人一出生就在各种生活关系中成长。礼虽然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但是对人的行为有着约束力。礼就是以和为贵，其作用的最重要支点就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是一种带有社会规范性的力量。儒家学说认为，在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权利和义务相互对应的关系，中国的礼正是为协调社会关系权利和义务设定的。

作为前现代的中国文化传统，需要认真吸收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例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样才能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结成联盟，推进现代社会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化。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一些学者和西方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之间，不仅有了广泛的接触，而且开始了良好合作。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从中吸取营养；同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当前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并认真关注着这种学说的发展。

在中国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两股思潮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社会深入开展并得到新的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的完成第一次启蒙的任务，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如果真能如此，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取得的成果，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将是有特别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