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死于1688年，她的绯闻却传到了2025年

1688年1月，一个名叫布木布泰的蒙古族老太太，走完了她75年的人生路。

大清帝国朝野哀痛。

这名老太太是当时在位的康熙皇帝的祖母，后来，人们根据她的谥号，习惯性称她为“孝庄太后”。

临死前，孝庄抚摸着一直伺候自己的康熙说：“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

康熙并未安葬孝庄，而是将孝庄生前居住的一座殿宇拆了，运到顺治帝的陵墓风水墙外重建，称为“暂安奉殿”，孝庄的棺椁被送至那里安置。

一直到37年后，雍正三年，孝庄的棺椁才被葬入地宫，称为“昭西陵”。昭西陵与孝庄的丈夫皇太极落葬的盛京（今沈阳）昭陵，相距几百公里。

一起经年的绯闻，因为孝庄的下葬问题再次传播开来。人们传说，孝庄入关后曾下嫁皇太极之弟、摄政王多尔衮，所以死后不敢和皇太极葬在一起，只能以不忍远离儿孙为由，留在了清东陵。

至今，300多年过去，人们谈论最多的，仍然是围绕在孝庄身上的绯闻。

但很少人知道，这个辅佐了两任少年皇帝的太后，实实在在是“大清第一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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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孝庄与皇太极的婚姻本身就带有不可思议的色彩。

皇太极一生娶了15个后妃，孝庄是这庞大的妻妾队伍中的一员。她13岁嫁给34岁的皇太极，嫁过去的时候，皇太极已有3个妻室，其中一个是比孝庄大15岁的亲姑姑，即后来成为皇太极正宫皇后的孝端。也就是说，孝庄实际上是嫁给了自己的姑父。

不仅如此，孝庄有一个姐姐海兰珠（即宸妃），后来也嫁给了皇太极。

姑侄三人同嫁一夫，这种婚姻关系在当时的汉人社会中早已被认为有悖人伦。但蒙古、满族等游牧民族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婚姻禁忌，只要男女双方来自不同的氏族，一段婚姻就可以成立，辈分不在他们的伦理范畴之内。

孝庄之所以姑侄三人都嫁给皇太极，更根本的原因是部族间的婚姻联盟需要。

努尔哈赤晚年统一女真各部后，开始着手缔结蒙古部落，合力进攻明朝。孝庄出身的部族——科尔沁蒙古部落，因为最为靠近建州女真，最早与努尔哈赤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而婚姻，成了稳固军事同盟的重要纽带。

据统计，在清朝入关前，科尔沁蒙古与满族皇家联姻多达33次——有21女嫁给满族皇家，娶回满族皇家12女。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国号大清。随即建立后宫制度，15个后妃中，仅有5人拥有独立的居住宫殿，称为“五宫制”。来自科尔沁蒙古的姑侄三人均为五宫成员，其中，孝端高居正宫皇后之位，可见这个蒙古部族与满族皇室的关系有多么铁。

不过，孝庄在五宫中的排位是最低的。反倒是她的姐姐宸妃，倍受皇太极宠爱。1637年，宸妃为皇太极生下一个男孩（皇太极第八子），立马被定为“皇嗣”。一年多后，这个男孩不幸夭折，没几天，孝庄之子福临（皇太极第九子）降生。这个像是来“冲喜”的皇九子，却没有得到皇太极太多的好感。

孝庄此后再未生育过，而她的姐姐宸妃则在1641年早逝。

关于孝庄的第一个绯闻式传说，大概在此时诞生。1642年，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一度宁死不降，民间传言是孝庄出马，以美色、人参汤和动人言语最终说服洪承畴降清。

事实上，稍微了解一下清朝入关前的政治运作，就会知道，在以军事为主导的制度中，任何女人（包括皇帝的女人）都不可能有介入政治的空间和机会。与之相反的例子，在努尔哈赤病逝后，为了防止强悍的皇妃干政，努尔哈赤的大妃，即多尔衮的生母，被包括皇太极在内的满洲诸王逼着去殉葬。所以，至少在皇太极在位时期，后宫参与军事、政治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人们根据孝庄后来在顺治、康熙两朝的作为，认定这个女人不简单，因而倒推她在皇太极时期必定也不甘寂寞，甚至说她辅佐皇太极打天下很给力。说白了这些都是脱离历史情境的胡说罢了。

与此同时，人们相信这个女人有能力，却又对女性带有天然的偏见，因而只能一次次在女性的身体和姿色上做文章。表面是在赞扬这个女性，细想却是对她最大的贬损。

客观地讲，在清朝入关以前，孝庄并无参与满洲皇族政治的可能。更何况，她也不是皇太极最宠爱的女人，离决策的核心就更远了。

她唯一的做法，是积蓄力量。用现在的说法，叫利用闲暇时间给自己充电。

史载，孝庄天资聪慧，“无它好，独嗜图史”。爱读书，是她的一大优点。当时，满洲皇族都爱读《三国演义》，她也跟着读，从中学习一些谋略。

可以说，有天赋、爱学习，这两大品质才是她在后来的历史机遇中崛起为帝国“女强人”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传统所编造的美貌和美色。

2

1643年，皇太极在清军入关前夕猝死，死前并未指定继承人。这使得大清皇位继承人，成为八旗内部争夺的焦点。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是由孝庄的儿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顺治帝）继位。一些史学家据此认为，孝庄母子成为最终的赢家，说明孝庄在这场皇位争夺战中施展了手腕，不愧是个厉害角色。有些人则继续在她的绯闻上做文章，猜测她与同样30岁出头的皇太极之弟、皇位有力竞争者多尔衮产生了感情，并通过感情攻势让多尔衮退出皇位争夺，转而支持年幼的福临继位。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怎样呢？

由于孝庄身处后宫，加上入关前满洲皇室对后宫干政的排斥，这一时期关于孝庄的史料几乎为零。

从当时的八旗制度来看，各旗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推举自己的旗主为皇位继承人，各方势力平衡不下，以致皇太极死后6天，八旗旗主都开不了会，无法决定继承人。最后只能采取折中方案，让剑拔弩张的内部权斗缓和下来。

根据已故清史学家商鸿逵分析，皇太极死后，他的第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他的长子、肃亲王豪格都正当盛年，而且得到各自所主旗的拥戴，故两人为了皇位相争不下。

豪格有皇太极生前自将的两黄旗和正蓝旗的支持，多尔衮则有两白旗的支持，而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势力最弱，因此，拥有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代善是皇太极之兄，早年有资格与皇太极争皇位而推让不争，这使得他的威望极高。当代善的儿子跟他说，“众人已定议立睿王（多尔衮）”，代善只是“嘿嘿”了两声，不置可否。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得到多数旗主、大臣的支持，遂退而求其次，转而在皇太极的儿子中选择年幼的福临继位。这个提案，可谓一箭三雕：一是选皇太极的儿子，代表了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利益，他们不会反对；二是以皇太极的幼子，来逼迫其长子豪格退出帝位争夺；三是幼主继位需要摄政，多尔衮可以进一步谋求摄政王之位。

果然，这个折中方案一提出来，就得到广泛欢迎。福临幸运地被拣选中，成为大清入关的第一任皇帝。

但皇太极一生总共有11个儿子，为什么偏偏是福临被选中呢？这难道真的如人们所说，是福临之母孝庄与多尔衮发展感情促成的结果吗？

很遗憾，真实的历史并不能满足你的八卦欲。

细究皇太极的11个儿子，除去长子豪格和当时已去世的二子、三子、八子，以及由庶妃所生的四子、五子、六子、七子、十子，真正有资格成为嗣君的“五宫”后妃之子只有两个：孝庄所生的九子福临，麟趾宫贵妃所生的十一子。

然而，麟趾宫贵妃的身份比较尴尬，她本来是满洲的政敌——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妃子，林丹汗被皇太极击溃后，她作为战利品被皇太极纳入后宫。基于这样的身份，她的儿子很难获得各旗旗主的认同。

所以到最后，也就只有福临是唯一的合适人选。

可见，福临继承大统这件事，是八旗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孝庄并没有也不可能出力。

人们在赞颂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将他/她的所有过往经历加以重构，要么高大化，要么神化。孝庄被一些史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在儿子继位过程中施展了不凡的谋略，正是这一历史书写定律的体现。但其实没必要如此，一个人的伟大，并不一定要从头到尾伟大，只要在某个时段，甚至某个时刻彰显伟大，这就足够了。

如实地写出他们在伟大之前的无能或无力，并不会损害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相反，会让这个人物更加真实。

3

即便在孝庄以皇太后身份进驻紫禁城后，很长时间内，她仍然没有太大的作为。

多尔衮摄政的7年间，这名政治、军事强人取得大清统一大业的一系列胜利，个人的威望和权势随之抬升，封号也从“叔父摄政王”一路提到了“皇父摄政王”。他将政治对手豪格幽禁致死，将共同辅政的济尔哈朗罗织成罪。

多尔衮权倾天下，实际上已是大清皇权的唯一代理人。

在这7年间，孝庄被迫与年幼的福临分宫而居。这显然是多尔衮防止孝庄利用皇帝干政的一个举措，但孝庄母子无力反抗，唯有隐忍顺从。

也就是在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顺治七年（1650年），江南传出了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绯闻。迄今，史学界关于这件事，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大清入关后的第一疑案。

绯闻源于南明反清斗士张煌言那一年所写的一首诗：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诗里说的是孝庄太后住所慈宁宫举办婚礼的场景，人们由此相信这是孝庄下嫁多尔衮的证据。另外的证据则包括：

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说明孝庄下嫁了，顺治才称其为“皇父”；

满族入关前，尚有弟娶寡嫂的婚俗，因此孝庄下嫁多尔衮也不稀奇。

这一连串证据，几乎把孝庄下嫁之事坐实了。连清史名家商鸿逵都认为，“孝庄曾和多尔衮结婚，这件事固然缺乏确证，然蛛丝马迹也有可寻”，并说若果有此事，正好说明孝庄为了儿子的皇位安全，能够随机应变，是政治手腕高明的表现。

但是，孟森、郑天挺等著名历史学家则认定孝庄下嫁绯闻纯属子虚乌有。他们指出，张煌言是反清志士，诗据传闻而嘲讽清朝乱伦，并不能作为历史证据。顺治尊多尔衮为“皇父”，类似于古代“尚父”的尊称，也不是顺治认父的证据。

其实，我们从一些历史的细节，可以论证孝庄并未下嫁。史载，孝庄居住的慈宁宫迟至顺治十年（1653年）才修葺完毕，这之后，她才搬进去住，而此时多尔衮已死去3年，可见张煌言所说的慈宁宫大婚的情景纯属虚构。

有一种可能性是，多尔衮在顺治七年正月强娶了豪格的遗孀，而这桩婚事传至张煌言所在的浙东，早已变形成多尔衮娶皇太后的绯闻了。张煌言未加求证，根据传言就写出了孝庄太后下嫁的诗歌，用以嘲讽清朝。这或许是最逼近真相的一种解释。

顺治七年，冬天，39岁的多尔衮突然死于塞北狩猎途中。

多尔衮死后，孝庄作为一个隐忍多年的女强人形象才真正开始彰显出来。

这一年，顺治只有13岁，还是一个少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针对多尔衮的清算，虽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实则出自孝庄之手。

按照孝庄的安排，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后，顺治先是下诏为他举行国葬，接着下令从他的王府里收缴回玉玺，10多天后便宣布亲政。仅仅两个月后，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告发多尔衮有篡位嫌疑开始，一场针对多尔衮的历史清算案拉开帷幕。多尔衮最终被剥夺封号，并遭掘墓。在这个过程中，孝庄雷厉风行，通过打倒多尔衮，帮助少年顺治重新树立了权威，巩固了皇权。

这个时候，举朝才发现，这个原先沉默不语的皇太后，竟然如此果断、厉害。

1659年，郑成功联合张煌言北伐抗清，一度攻陷南京。据说顺治听闻消息，作出退回关外的打算，而孝庄则叱责顺治不应懦弱。由此可见孝庄的强悍。

孝庄当年是作为婚姻结盟的一个环节，从科尔沁蒙古嫁到满洲皇室的，如今，她继续操持起这张联姻网络。在顺治朝，她指配的满蒙婚事不下20起。顺治先后两名皇后，都来自孝庄娘家的侄女和侄孙女。

此外，孝庄还以联姻形式笼络一些权臣。比如她将自己一个侄孙女嫁给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子济度，这就使济度与顺治成为连襟，让济尔哈朗家族更加尽心辅佐刚刚亲政的少年顺治。对于当时手握重兵的几个汉王，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孝庄亦以联姻的手段进行控制。这一张张联姻网，在日后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孝庄也开始咽下政治联姻的苦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长起来的顺治却与母亲孝庄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爆发点是顺治并不满意孝庄为其指配的皇后，彼此没有感情。他爱上的人，是自己弟弟的遗孀董鄂妃。因为这起感情事件，顺治长期不去看望母亲孝庄。

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孝庄与顺治的母子矛盾，儿子的婚事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人的政见分歧。顺治长大后，热爱儒家文化，并在朝廷中推行汉化改革，这引起了以孝庄为首的守旧派的警惕，母子关系因此僵化。

1660年，董鄂妃不幸早逝。在感情和政治上遭受双重打击的顺治，心灰意冷，一心想皈依佛门。

第二年，顺治在郁郁寡欢中感染天花病逝，年仅24岁。

孝庄悲痛至极，在顺治的丧礼上“哭极哀”。她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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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感情上的悲痛并未阻止孝庄在理智上的行动。大清再次面临权力交接，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是局外人，而是话事人。

经过与亲王们的统一意见，她迅速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确定皇位继承人。顺治病逝前想让自己的一个堂兄弟继位，但孝庄最终选择了顺治的第三子、年仅8岁的玄烨（即康熙帝），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终生对这种恐怖传染病具有免疫力。

第二，发布顺治遗诏。这是一封“诡异”的遗诏，长达1000多字，洋洋洒洒历数了顺治亲政以来推进清廷汉化等14条“罪状”，仿佛是顺治临终前的一封忏悔书。官宣称这份遗诏是顺治临终口述，由大臣垂泪记录。但从内容来看，应该是被孝庄做了大幅度修改。孝庄借儿子之口，否定了儿子的作为，从而为这对母子的政见分歧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难看出，时年48岁的孝庄的确是一个有魄力而刚烈的女强人。

随着她的孙子玄烨登极继位，孝庄从皇太后变成了太皇太后。

史学家普遍认同，孝庄在顺治朝和康熙朝颇有作为，但她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培养出了一个康熙大帝。

康熙幼年患天花被迁出宫外生活，但凡饮食、语言、读书、生活习惯，都在祖母孝庄的督促下养成。孝庄爱读书的习惯，感染了康熙，使他自小就保持着“早夜读诵，无间寒暑”的良好作风。孝庄亦时时要求年幼的康熙要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

有一次，她当着众人问小康熙：“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

康熙朗声回答：“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乂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康熙日后成长为颇有作为的皇帝，离不开孝庄的教导和培养。正如后来康熙自己所说，“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

不过，日渐长大的康熙要“成立”，首先必须攀过辅政大臣尤其是鳌拜这座山峰。

顺治驾崩后，有个江南的秀才进京上书，请孝庄垂帘听政。但孝庄并无此意，终其一生，她只是在紧要关头以太后身份适度参与政治，她并不愿走到前台临朝听政。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满洲祖宗之法的限制、汉族社会对所谓牝鸡司晨现象的非议等等，但孝庄爱惜羽毛，唯恐陷入声名之争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此，孝庄和亲王们为康熙设置了四个辅政大臣。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此次四个辅政大臣没有一个宗室，谁也不具备争夺皇权的威望和资格。此外，四人的思想倾向也经过孝庄的检验，确保他们与孝庄的保守政治倾向保持一致。这样，康熙继位之初，在四辅臣的操持下，朝廷尽废顺治在位时的汉化措施，恢复满族制度。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四辅臣中的鳌拜强势崛起，凌驾于其他辅臣之上，俨然成了第二个多尔衮。这让孝庄变得焦灼——相同的政治倾向，并不能阻止权臣的诞生。

康熙年满12岁时，孝庄为他操持婚姻大事——记住，婚姻联盟是孝庄最为擅长的一个政治手段。她决定册立四辅臣中索尼的孙女为皇后，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而鳌拜家族的女子一无所获。孝庄借此拉拢和分化四辅臣，同时孤立和敲打鳌拜。

而就在康熙擒拿鳌拜的前两年，孝庄做主将康熙的二姐嫁给鳌拜的侄子，以此麻痹鳌拜，让他仍以为自己大局在握，放松警惕。

接下来的康熙七年（1668年），顺治的陵墓建成，康熙在为其父撰写的碑文中，颂扬其在位期间“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变相肯定了顺治帝的汉化措施。这种重新评价，跟当年孝庄定调的顺治遗诏对顺治的全面否定截然相反。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根据历史学者刘潞的分析，康熙这份碑文，没有孝庄的允诺是不可能出来的。而对顺治的重新评价，彰显了孝庄态度的改变。康熙初年四辅臣否定汉化，推行旧制，结果社会不但没有趋向稳定，反而更加动荡，孝庄应该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她在借机为顺治“平反”的同时，是对自己，更是对四辅臣独崇满洲、贬仰汉臣做法的否定。碑文的撰写，明眼的朝臣从中是不难看出太皇太后态度的变化的。

数年后，60岁的孝庄让康熙为她找来满文翻译版《大学衍义》（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著），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孝庄思想的转变。

难得的是，孝庄并非顽固不化之人，当年她与儿子顺治的政见矛盾几乎不可调和，如今，她选择了支持年轻的孙子康熙继续改革朝政。康熙与孝庄的感情一直很深，除了早年接受祖母的教育和培养外，祖孙两人的政治观念趋于一致也是重要因素。

而孝庄态度的转变，当时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宣告了她与守旧权臣鳌拜不是一路人。

第二年，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康熙的“少年摔跤队”擒拿，下狱论罪，囚死牢中。

16岁的康熙自此开始亲政。

四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孝庄当年构建的婚姻联盟对于吴三桂的叛乱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平叛的8年间，孝庄还直接参与决策，打赢了另一场来自察哈尔蒙古的内乱。当所有的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对祖母的远见和支持非常感激，两次称她为“宫中尧舜”。

而孝庄看到康熙已经成长为有魄力、有能力的帝王，内心欣慰，此后遁入内宫，她再未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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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1月，75岁的孝庄病逝。病重期间，康熙精心侍奉，日夜不离。但孝庄病逝后，如何安葬祖母，则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

孝庄的遗愿是不忍远离顺治、康熙两代儿孙，希望在顺治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然而，以母陵陪子陵，既不合满族的礼制，也不合汉族的礼制。

孝顺的康熙颇为纠结，最后选择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侧一座殿宇，拆建到孝陵风水墙外，把孝庄的棺椁运到那里安放。这一放就放了37年，直到雍正继位第三年，才葬入地宫，称为“昭西陵”。

由于孝庄死后的异常安排，那起陈年绯闻又被传播和解读。人们认定，孝庄曾经下嫁多尔衮，死后无颜见皇太极，故不敢与皇太极合葬。

历史学者刘潞则指出，孝庄下葬的非常规操作，主要源于康熙时期满族的丧葬改革。满族的传统是火葬，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到顺治，三任皇帝都被火葬。但到康熙时，儒家的土葬观念深刻影响到康熙，1674年，他让自己病逝的皇后成为第一位土葬者。到孝庄病逝时，土葬的观念已经盛行，如果用火葬，连康熙自己都难以接受；但如果土葬，则无法让她与皇太极合葬（土葬用棺椁，火葬用骨灰坛）。康熙只好采取了修暂安奉殿的做法，留待后继者解决这个问题。可见，孝庄独葬昭西陵，与多尔衮根本无关。

终其一生，孝庄是一个既能隐忍又有魄力、既有作为又能隐退的女政治家。她辅佐两任少年皇帝，两度帮助大清度过危局，却始终没有被权力欲控制，一直都是来去自如，能进能退。自始至终，她连一个垂帘太后的名号都不要，她只是两任皇帝的母亲和祖母。

一个人的伟大，有时候不在于他/她做了什么，而在于他/她不做什么。

她可以玩弄权力，奢靡度日，但她没有；她可以走上前台，垂帘听政，做真正的帝国女主，但她没有；她可以顽强地刷存在感，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高贵的背影，但她也没有……

这或许正是孝庄高于历史上其他女强人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清朝的一头一尾出现了两个太后——孝庄和慈禧，这两个太后的经历、资格和寿命都很相近，人们喜欢拿她们做对比。

但我从她们身上却发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思想轨迹。

慈禧早年借着朝廷中革新派（比如恭亲王奕訢）的势力，凶狠打击辅政八大臣为首的守旧派，从而上台，也算是改革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但到晚年，她却日趋保守，最终扼杀了光绪的变法事业。这是一条思想由趋新而守旧的常规轨迹。

孝庄刚好相反。她早期的政治取向是复旧，反对顺治的汉化改革。但到后期，她转而支持康熙锐意改革。这是一条思想由守旧而趋新的非常规轨迹。

可见，慈禧是一个被权力欲望日渐侵蚀堕落的人生，而孝庄则是一个控制权力欲望、知错能改、主动提升的人生。两人高下立判。

至于那些附加在孝庄身上的绯闻，尽管真真假假至今仍是历史的疑案，但这无损于她的美名。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孟森：《清代史实六考》，故宫出版社，2012年

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郑天挺：《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4年

刘潞：《孝庄——名满天下的清朝睿智皇太后》，《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辑，2011年

姜相顺：《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地位及其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