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然，想当侦探的戛纳入围导演

李蔚然

李蔚然是居住在柏林和北京的中国电影人、作家和喜剧演员。她曾经参与柏林天才项目、柏林Nipkow项目，IDFAcademy 项目并且是欧盟奖学金获得者。 李蔚然拥有DocNomads 的纪录片导演硕士学位和曼彻斯特大学戏剧和电影研究荣誉学士学位。 在过去的 10 年里，她生活在欧洲、南美和亚洲的各个国家，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 她的电影曾在IDFA、TIFF、银眼奖等获奖并放映。她目前正在制作她的首部长片作品《The Two Mountains Weighing Down My Chest》和小说《朦胧的浪漫》。

《我在家中逐渐消失》观影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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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CathayPlay华语艺术电影

CathayPlay:感谢您参与我们的采访，我们今天主要聊一下您的第一部纪录短片《我在家中渐渐消失》然后会延伸到您最新的片子《在水一方》。我想问一下您创作《渐渐消失》的契机是什么？什么想让您记录回乡的过程，然后拍成一部影片？

李蔚然:其实我拍这个片子是很早以前了，19年年底吧。当时我还在上学，在读纪录片导演的研究生。我们研究生是每个学期在不同的地方拍作业，有在里斯本，也有在布达佩斯。然后当时是在布鲁塞尔吧。我在布鲁塞尔那个学期作业我就怎么也做不出来，就是很堵。所以我当时心情特别特别不好，我当时就想远离布鲁塞尔回北京待一段时间，所以我当时看到了一个特别便宜的机票，9天才4000块钱，所以我就订了。

我当时就带着我的相机，就回国了。我记得我当时对纪录片有一种很撕裂的感觉。因为我当时已经上学一年半了，但是每个学期的作业都做不好。因为我要就是和真人接触，然后去拍摄它。别人都拍的很入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抓住主角私密的空间。所以我当时就想回家了，一开始我其实只是想试一试我的相机，所以我在回家前两天的时候就把相机一直摆着，所以无意间拍了很多家里的内容。然后我就觉得，拍的这个东西反而比较有意思，所以我就继续这么进行下去了。然后我就这样拍了9天。当时也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可以拍成一个真正的短片，但是就想记录一下，再加上试试我自己的新相机。结果拍完之后，我回到比利时，把我所有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给老师看之后，老师就说，其实你这个应该是一个片子。所以我才把它剪下来，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巧合吧。其实这个短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做这部片子之前，我一直在试着想拍一个好的纪录片，就是觉得纪录片怎么样好就怎么去拍，学别人怎么拍。但是这个短片之后，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拍摄方式，有自己看待艺术作品的角度。所以之后我就更专注于自己想做什么了。

CathayPlay:聊到片子本身，我认为这部片子是一个非常回归纪录片的本真的片子，它记录了生活中那些有戏剧性和灵气的瞬间。因为片子是您自己摄影，也有亲朋好友的出镜，有时候相机甚至放在的是比较公共的场合，想问一下您拍摄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怎么解决的？

李蔚然: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拍摄都比较顺利，因为和自己家人嘛。然后我长期在国外，所以回去一次的话，大家都会很激动，见到我也不会想那么多。而且我当时还在上学，所以拍什么东西大家也不会特别的在意，觉得就是学生作业。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可能最大的就是大家不停在看那个相机，那就会想这一段就没法用了等等。但是后来有几个地方我也打破了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其实去acknowledge摄像机的存在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

李蔚然在十年前离开北京前往国外学习艺术，当她在圣诞假期期间回家探望家人时，却出乎意料地产生了如外人般的疏离感受——文化差异让她与家人和前男友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重重困难。李蔚然身处异乡时对故土的思念和重返家庭的不适让她产生了强烈的撕裂感。

CathayPlay:这部片子的主旨是表现一种疏离感和不在当下的感觉。片中很多构图也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想问这点是您在拍摄的时候就想到，还是说后期剪辑才去整合的？

李蔚然:这最我最开始拍那一两天没想那么多，但是当你没有摄影的时候，你要把相机摆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因为我怕我们会走来走去嘛。所以就是这种拍摄方式让我的构图有一些局限，结果最后这些局限其实也成了好的一个guidebook。片中看到的很多镜头都是都是广的嘛，因为我在人物上面留的空间比较多。因为如果有人站起来了我不想让他离镜，所以这个虽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偶然，但是后来我决定把它坚持下去就变成了一个style。

《我在家中渐渐消失》剧照

CathayPlay:我觉得从片中的素材里我能感受到一种很强的非主体性，你在跟亲朋好友的互动中经常是一个被盘问者或者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想问您是以什么思路去整合和剪辑这些素材才得到这一部情绪很到位的片子的？

李蔚然:我其实最开始看到所有材料的时候，我剪了很长时间。你知道作为一个剪辑，你就想把情绪啊，什么时候是高潮啊等等都剪出来。所以我剪了不同的版本，最后我发现都不是那么的自然和舒服。我觉得我在做纪录片，包括后来做剧情片学到的最大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太想跟现实对着干了，但其实你是永远都无法超越现实的。你可以去创造一个东西，但是你无法超越现实带来的那种完美的感觉。所以我最后剪完之后，我又回到了每一天，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而你看到片中每天的顺序就真的是事情发生的顺序。因为我再怎么把它换来换去，我觉得都没有现实发生的那个过程那么微妙，那么完美，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纪录片导演和剧情片导演我们其实都在面对的一件事情是怎样去真正的面对现实，面对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如何不跟他打架，而是去顺从他。包括我现在在剪一个新的片子，头很大，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去顺着现实给我们启发的灵感走吧。

CathayPlay:聊到您学习纪录片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什么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有帮助到你这部短片的创作的？

李蔚然:我们那个学校叫 DocNomads ，它是一个奖学金项目。我们班有大概 25 个人，来自 20 个不同的国家，大家都是（申请）奖学金来的，有很多人是从一些可能我们都没听说过的国家来的。因为我之前在英国上学，我觉得身边的人是同一类人，大家是从同一个社会阶级和生活环境走过来的。有时候可能眼界并没有给我打的特别开，我并不觉得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反而是在我研究生的时候，发现，你和来自巴西一个小镇上的人交流可以给你带来更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学校最大的可能就是大家不同的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地方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我一个北京中产家庭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做电影就发现其实电影就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你要和不同的人去工作，所以上学的时候学到的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和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去打交道。

CathayPlay:影片的字幕处理是比较有想法的一点，你没有选择逐字翻译，而是用自己的内心活动来解释每个画面，这样子的选择是有什么用意？

李蔚然: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来不及做字幕，所以我没有时间把它弄那么好。所以我把我那些内心想法的东西贴上去之后，是想之后去做字幕的。然后我把它给大家放了之后，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有一个外国朋友跟我说：哎，这就好像我跟着你一起去了中国。因为你如果有一个外国朋友跟你一起回家的话，他不可能每个字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可能就会给他就是解释总结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外国人看到我们生活的一种比较真切的感觉吧。我当时想如果大家觉得这样有意思，那我就想更加的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然后去还原一下这样的感觉。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是一些小的细节。然后我想如果大家不需要去读字幕的话，可以更关注那些小的细节。最后我也做了一个逐字的字幕版，我做了一下测试，发现还是前面的版本更加的突出这个疏离的感觉。

CathayPlay:您在CathayPlay的影片简介导演阐述里面也有提到，您想让观众去看这个画面里面的细节然后自己琢磨。看您别的访谈发现这个想法一直也延申到了您最新的短片《在水一方》，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特别喜欢让观众主动参与到影片里。

李蔚然:我这个人可能有未确诊的多动症，因为我发现我的精神特别不能集中。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如果我能猜到这个电影下面会发生什么，我就会特别的无聊。如果看到一些告诉我我马上要看到什么的镜头，我就觉得特别没有自主的感觉。其实作为一个观众，我还是希望能够坐在电影院里面，能够去解谜，像一个密室逃脱一样发现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故事，这点让我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看诺兰的《记忆碎片》我就觉得特别的带劲儿，我可以看好几遍，然后可以有自己的版本。所以我在拍《在水一方》，里面我埋了很多很细微的东西，可能你一下子看是看不到的。尤其是里面有一个特效镜头，我们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很多人都看不见那个镜头，制片人就会觉得很亏。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个观众，他找到我说他看到了这个东西，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激动，可能这一个人看到了，比大家都看到，都能让我觉得兴奋。就是有一种他和我当年一样，也是在电影院里面很无聊，然后突然觉得这个电影可以深挖一下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电影的话，我可能会想去当警察或侦探欸。

《在水一方》海报

CathayPlay:您在一些其他访谈里聊过《在水一方》的灵感来自于你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我在家中渐渐消失》也是你拍着拍着，后面才成为一部电影的。想问您是自己比较喜欢这样随性的创作过程？还是都是比较巧合。

李蔚然:其实我认为所有的创作都是巧合的，只是很多人没有把灵感的起点告诉你而已。我觉得所有人的灵感都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一定是生活。就算是他凭空想出来的，也是由一个什么事情所激发的。我就是喜欢把这个说出来，也很大方的承认它就是个巧合，因为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一个巧合。《在水一方》虽然是巧合，但是我们也不断的花了3年工作，把这个巧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电影。

《在水一方》剧照

CathayPlay:《我在家中渐渐消失》是一部讲出去的人回来的一个片子，而《在水一方》是一个在里面想出去的人的一个片子。想问一下这两个故事有没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

李蔚然:其实我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会想那么多。我会先从故事的角度出发。然后我发现每次拍着拍着的时候，就会回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么多年在中国和外国之间游荡的这样一个感受。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渐渐消失》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拍回家，但是没想到拍出了疏离感。然后《在水一方》，我想拍这个女孩受到音乐的启发，想出去这样一个故事。但是结果最后我就很想加去到那个司机的房间那场戏。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申请啊基金啊等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跟法国一起合作嘛，然后法国人就跟我说觉得啊，这就好像象征了很多人想出国。但我觉得他们这么想只是非常片面，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大家都想移民出国，但我自己个人经历是，包括我前两天刚从北京回到德国，我回来之后就生病了。然后我生病之后吃什么都吃不消。我就会觉得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单一性的那么简单的。我出国了这么多年，其实现在就觉得国外没什么，很多地方都让我觉得很别扭。所以当时在拍《在水一方》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去到那个男生的房间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女孩对外面有无限的憧憬，但是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女孩儿她来到那个城里面，她的生活环境可能会跟这个男孩儿一样，可能从某种角度讲还不如她原来生活的地方。所以我就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吧。我现在拍的另外两个片子也是孤独感很重，总是在探索归属感和对未知的一些憧憬和对另外一侧的那种向往。

CathayPlay:听说《在水一方》之后您马上会有一部新的纪录长片到来是吗？

李蔚然:对，我现在有两个片子，一个片子我在剪，是一个剧情短片，我们去年刚刚拍的。纪录长片叫 Two Mountains Weighting Down My Chest ，中文名字没想好。这个纪录长片其实又延伸了《我在家中渐渐消失》这样的拍摄方式。主要讲的就是我在柏林这些年在酷儿环境的一些探索，然后同时在探索之后和中国的一些关系吧。现在进入了剪辑状态。那个短片是一个科幻片，很激动，因为用的是 16mm 胶片拍所以就很激动。希望今年能够出来吧.

CathayPlay:从纪录片到虚构片，现在再回到一个即将完成的纪录片，您有吸取到哪一些经验，特别是在《渐渐消失》的创作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有没有运用到长片上

李蔚然:当然有当然有，其实我在做《我的家中渐渐消失》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因为即使有学校的一些压力，但它毕竟是一个学生片，所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我应该干什么，或者没有人试图去扭转我的想法。但是《在水一方》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founder，有各种各样不同人的意见，我要和不同人的合作。所以这从这两个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是比较喜欢拍纪录片，因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我自己拍这个长片也是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但是我后来发现在这样的过程中会觉得有些孤独，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和剧情片，作为一个导演来讲吧，很多地方它是一样的。它就是讲一个故事，然后最后怎样把它剪出来，呈现出来给观众，但是最不一样的就是纪录片的团队合作不如剧情片更加immediate，你要和30个人在现场一起去做一个东西。但是纪录片大部分的时候是灵光一现，然后你可能突然一下想到了，然后就做了，但是你在虚构片上面，如果你突然想到的话，你要和大家一起协作，把它呈现出来。这就是这两个区别最大的吧。然后在现在再做，就会更加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吧。我们新拍的剧情片中国方面几乎是《在水一方》原班人马，大家都合作过的话就非常的顺畅，所以我们拍的就很开心了。而且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在现场搞笑的人。小时候看到有些导演在现场骂人，然后就觉得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么不开心。我就特别喜欢在片场待着，然后也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

CathayPlay:您去年入围戛纳之后，您感觉到就身边的机会多了很多吗？

李蔚然:我没感觉到，哈哈哈哈，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生活在德国，戛纳入围，好像对于中国导演还有中国媒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在德国完全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是我还是住在德国嘛，然后我身边的环境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其他朋友说，你如果在中国生活，入围戛纳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啊，然后拍摄广告啊什么的，我完全没有。我就是还是拿着我的文化基金在拍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入围戛纳的时候，我们剧组的10个人都来到了戛纳，有些人从来没出过国。我们当时非常开心，开心之后就立马就进入了下一部短片的拍摄，所以算是比较幸运吧，因为能有事情去转移你对于fame啊这种东西的一个注意力。我回想起来的话，戛纳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剧组的一个大聚会，就觉得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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