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背后一定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1、

经过《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两件大事，周朝权威进一步沦丧，卿大夫家族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各诸侯国君被夹在中间，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纷纷开始奋发图强，试图在这个大争之世保存国祚。

魏、楚、齐的《明君人治》，即是三国为适应大争之世而做出的探索。

但三国的明君人治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仍然在既有框架里寻找出路，故而有浓厚的春秋遗风。

真正突破时代枷锁，要到秦国崛起了。

围绕着秦国崛起，各诸侯国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周边事件，君臣将相为应对危机、捕捉机遇，便发生了激烈碰撞，将人的智慧、谋略、算计展现的淋漓尽致，为世人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从此以后，礼乐恭谦的春秋时代彻底远去，崇尚法术诈力的战国时代正式到来。

2、

秦国崛起的前提，是三晋分裂以及魏国衰败。

公元前371年，魏武侯魏击薨逝。

因为魏武侯生前没有册立太子，此时便没有法定的接班人，于是公子罃（ying）和公子缓（huan）在魏国群臣的支持下，围绕国君之位的最终归属，爆发了长达两年的激烈争锋。

见到魏国爆发内乱，赵、韩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

公元前369年，魏国大夫王错投奔韩国。史书里没有写他“奔韩”的原因，但他在这个时间点离开魏国，极有可能是深度参与了魏国的政治斗争，然后被敌对势力抓住把柄，为了保住性命，便离开魏国投奔韩国。

这件事让韩国君臣做出判断——

堂堂魏国大夫都无法自保，说明魏国内乱已经白热化，朝野人心惶惶，正是介入魏国内政的最佳时机。

于是韩国大夫公孙颀向韩懿侯说：“魏乱，可取也。”

韩懿侯非常认可公孙颀的意见，便和赵成侯联络，组成韩赵伐魏联军，一举击败魏军，包围魏国都城安邑（山西运城）。

如果韩赵联军直接攻城，魏国必然灭亡，不可能再有翻盘的机会。

但就在这个时候，韩懿侯和赵成侯在如何处理魏国的问题上，有了严重的分歧。

赵成侯认为，诛杀公子罃，册立公子缓为魏国国君，然后逼公子缓签订城下之盟，向韩、赵两国割地。这样一来，赵韩得到实际利益，魏国实力削弱，日后三晋依然可以互相依存。

韩懿侯认为，册立公子缓是赵成侯提出的意见，事成以后，公子缓定然以赵成侯马首是瞻，那么赵国便有可能成为新的三晋领袖，压倒韩国。于是他坚决不同意赵成侯的意见，要求同时册立公子罃和公子缓，把一个魏国分成两国。

赵成侯想立魏压韩、统领三晋，韩懿侯想分魏抗赵、壮大己身，两人的根本目的不同，自然无法说服对方。

就这样争执一段时间，韩懿侯见战略目的无法实现，大怒，直接统兵回到韩国都城新郑。赵成侯见状，考虑到赵国的实力不能单独决定魏国命运，也撤兵离开，回到赵国都城邯郸。

不过，韩赵伐魏事件，仍然间接改变了魏国的走向。

因为赵成侯要册立公子缓的想法，肯定派人和公子缓谈过，并得到公子缓的认可。虽然赵成侯已撤兵回国，但在魏国朝野看来，公子缓和赵成侯的关系已经确定，一旦公子缓成为魏国国君，必然亲近赵国，难以确保魏国的独立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国朝野便放弃公子缓，逐渐向公子罃靠拢，最终，公子罃在魏国朝野的支持下诛杀公子缓，成为魏国国君。

公子罃，即魏惠王。

从个人层面来看，魏惠王击败公子缓继承国君之位，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但从国家层面来看，魏惠王的成功，不仅没有满足赵国的诉求，也不符合韩国的利益，导致魏国和赵、韩出现难以缝合的裂缝。

可以说，随着魏惠王成为魏国国君，魏国就失去重新统领三晋的机会，而赵韩两国受制于国力、历史矛盾等因素，同样无法统领三晋。

三晋，彻底分裂了。

然而，魏惠王全面继承了魏武侯的“武力征服”路线，继位以后，立即开动魏国的战争机器，四面出击——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 三年，齐败魏观（观津）。 五年，为秦所败。 六年，伐宋取仪台。

这份出自《史记·魏世家》的史料说明，魏国能击败韩、赵、宋等国，却对矗立东西的老牌诸侯国齐、秦无可奈何。

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不知用什么理由，说服韩、赵两国和他联合伐秦，结果大败而归，被秦献公斩首六万级。两年后，魏惠王为挽回颜面，决定以魏国一国之力独自伐秦，再次大败，统兵伐秦的魏国丞相公叔痤，都做了秦献公的俘虏。

魏国三次伐秦、三次大败，给各诸侯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魏国并没有强到横推一世的地步，魏军并非不可战胜。

至少，秦国就可以和魏国抗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国的“武力征服”路线便遭遇挫折，很难再推行下去，而秦国通过大败魏国的战绩，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潜力。

自此以后，魏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秦国则迎来改变命运的转机。

3、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薨逝，其子嬴渠梁继位，时年21岁。

嬴渠梁，即秦孝公。

秦献公三次败魏，给秦国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秦孝公的历史任务，便是在此基础上，将秦国国力和影响力推向新高度。

但秦孝公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时，各诸侯国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为最强，其中前六国都在函谷关以东，唯独秦国僻处西陲，和戎狄部族混在一起。淮河流域的十余个小诸侯国，虽然在关东六国的夹缝中求生存，但他们都地处中原，社会风俗和文化礼仪没有明显差距。

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国就显得非常另类，各诸侯国都认为秦国是蛮夷国家，没资格参与“中国”的事务——“皆以夷狄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秦国的疆土，偏偏又和魏、楚接壤。

为了封锁秦国，防止秦国东出，魏、楚都耗费巨资，修建起绵延千里的长城。魏国长城起于洛阳一带，横跨黄河，直抵陕北。楚国长城起自汉中，一直通到巴蜀。

魏国和楚国的两条长城，就是他们构建的一道封锁线，试图把秦国堵在西陲。

既有文化差异，又有军事封锁，秦孝公要想开拓秦国国力和影响力，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打破封锁，秦孝公继位不久，便下达了一道招贤令，并提出一条所有人都难以拒绝的条件，即只要能给秦孝公出谋划策，让秦国强盛起来，就能得到秦国的官职和爵位，荣耀己身、传及子孙——“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国按劳分配、论功行赏、绝对公平，来吧。

魏国相府中庶子卫鞅，亲身经历了魏国的三次大败，亲眼见证了秦献公俘虏公叔痤的景象，再加上在魏国不受重用，早已心灰意冷。

现在见到秦孝公的招贤令，立即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并通过秦孝公亲信景监的关系，给秦孝公提供了一整套法家富国强兵之术。

所谓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其实就是改造政府机构、铲除地方豪强、颁布严密的法律，把国家打造成一台暴力机器，保证国君的政令能传到最基层。通过这台暴力机器，国家可以把全社会的利益集中起来，用来练兵、养士、救灾、征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利出一孔。”

秦孝公迫切要开拓秦国，卫鞅迫切想位及人臣，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随后，秦孝公命令卫鞅，用他的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把秦国彻底改造一遍。

秦国变法，就此拉开帷幕。

秦国变法，共有两次。

第一次变法的目的是重整社会秩序，确立政府和法令的权威，打破阶层固化，调动社会经济的活力——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一句话，秦国人民要互相监督，降低政府的统治成本，日常努力种田，服从政府管理，不要斗殴闹事，想得到官职爵位提升社会阶层，就到战场上博军功。

第二次变法的目的是移风易俗，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秦国的精神文明层次——

筑冀阙宫廷于咸阳，徙都之。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废井田，开阡陌。 平斗、桶、权、衡、丈、尺。

通过这次变法，秦国的大家族都拆分成原子化小家庭，小乡村整合为大县城，政府得到明确的田地数据，市场有了统一的度量衡。

稍晚一些，卫鞅又废除井田制配套的什一税（十份田地的产出，九份归私一份归公），改为计亩纳税（每亩田地明确税额，按时征收）。

卫鞅的这套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如果是在物质和文明发达、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的关东诸侯国，大概率是施展不开的。

但在秦国就不一样了。

秦国也有既得利益集团，但秦国的物质贫瘠导致秦人选择空间较小、文明落后导致秦人思考深度不够，用几次血腥屠戮，让变法成为秦国的政治正确，秦人就容易驱使了。

可以说，卫鞅的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和秦国的现状，简直是一对绝配。

而经过十年变法，秦国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景象。

秦国，变法初成。

4、

秦国的国力蒸蒸日上，自然要深度参与各诸侯国的事务，开拓秦国的影响力，实现东出大业。

秦国东出的第一道门槛，以前是晋国，现在是继承晋国汾河盆地的魏国，而此次秦国东出遇到的神助攻，便是远在东方的齐国。

公元前356年，发生了两次重要会盟——

“赵、燕会于阿。”

“赵、齐、宋会于平陆。”

赵国横跨山西北部和河北中部，燕国在河北北部，齐国在山东北部，宋国在河南西部，可以看出来，这四国连在一起，就是一个针对魏国的C型包围圈。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赵国为首的两次会盟，目的就是在外交和军事上包围魏国，直至组成联军一举灭魏，重新整合三晋。

赵国的目的，魏惠王显然看出来了，于是在公元前354年，魏惠王出兵伐赵，直取邯郸，准备以力破局。

齐国和赵国是达成盟约的盟友，邯郸被围，齐国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于是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共同统兵救援邯郸。

按照春秋时代的战术原则，战场在哪里，兵力就投放到哪里，堂堂正正的战一场，胜利者得到外交主导权，失败者愿赌服输，回去准备下一场战争。

田忌也是这么想的，接到命令，便准备直奔邯郸。

但孙膑认为，战争以取得胜利为目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具体用什么手段，其实是无所谓的。救援邯郸，为什么一定要到邯郸和魏军决战呢？

孙膑向田忌提议，魏军倾巢而出包围邯郸，那么魏国都城安邑必然空虚，我们与其到邯郸和魏军硬碰硬，不如批亢捣虚，袭击安邑。魏军为保卫安邑，肯定要撤围回师，到那时，邯郸之围不就解了么——

“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内。子不若引兵直走魏都，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以自救。”

孙膑的军事理论，犹如一道超越时代的火光，照亮田忌。

田忌这才明白：“原来战争还能这么打”，随即接受了孙膑的意见，统兵直奔安邑，并在沿途散布消息，希望魏军知道他们的行军计划。

战场的形势转变，果然和田忌、孙膑预料的一样。

他们刚走到半路，魏军就收到“齐军入魏”的消息，为保卫魏国都城，魏军直接撤离邯郸回师安邑。最终，两军在桂陵（山东菏泽东北）相遇，齐军以逸待劳，大败魏军。

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战。

而见到魏军败给齐军，秦孝公立即做出决定，趁魏国元气大伤的机会，继续削弱魏国。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命卫鞅统兵伐魏，次年，卫鞅又统兵攻克魏国的固阳（内蒙古包头），通过两次大战开拓了秦国疆土，并解除秦国的北部威胁——

“秦大良造伐魏。”

“秦卫鞅围魏固阳，降之。”

5、

魏国遭遇大溃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理环境不好。

魏国地处中原，表面上看是四通八达，魏国的军队、使者、商人到哪里都很方便，但反过来看，魏国方便出去，周围的诸侯国也方便进去。

桂陵之战前后，魏国相继遭到齐、秦的讨伐，根本原因就是齐、秦都和魏国接壤。

然而，魏惠王不总结经验教训，改变魏国的外交和军事路线，直接导致他在十年后，又遭遇了一次非常相似的大溃败。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命庞涓统兵伐韩，韩昭侯想起“围魏救赵”的故事，认为齐国曾经击败魏军救赵，这次一定能击败魏军救韩，便派出使者到齐国求援。

齐威王见到韩国使者，立即警觉起来——

如果魏国吞并韩国，就可以恢复巅峰实力，威胁齐国的安全。对于齐国来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必须想办法阻止魏国的军事行动。

于是，齐威王召见群臣，问道：“韩国一定要救，但早救还是晚救呢？”

丞相邹忌说：“出兵必然劳民伤财，不如不救。”

将军田忌说：“不救的话，韩国就被魏国吞并了，不利于齐国，不如早救。”

他们两人的分析都有道理，但仍然很片面，不能让齐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所以孙膑说话了：

“救是一定要救的，但现在魏、韩正在激烈交战，及早救援便是齐国替韩国作战，会极大损害齐国的实力，还会得罪魏国，甚至韩国也不会感恩戴德。与其如此，不如等魏、韩都精疲力竭，我们再出兵救韩。这样一来，魏国的实力削弱了，韩国也会感激我们雪中送炭，一举两得。”

这又是一条超越时代局限性的计谋，对时局的分析、对战局的判断以及敌我双方的利弊得失，都把握的非常精准，远超同代人的平均水平。

最终，齐威王被孙膑说服了，决定晚救。

等到韩国五战五败，被迫把韩国都托付给齐国的时候，齐威王才命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统兵直奔魏国都城安邑，以此来调动庞涓的伐韩大军，解救韩国的危机。

庞涓见齐军故技重施，随即撤围回国。

与此同时，魏惠王被“围魏救赵”打出心理阴影，担心齐军真的奔袭安邑，便在魏国境内大肆征兵，然后命太子申统帅新兵赶赴前线，和庞涓会师，试图以狮子博兔之势一举打垮齐军。

此时，单论兵力数量的话，齐军是不如魏军的，但谁都没有想到，孙膑又有了新计谋——

齐军在魏国境内行军作战，必须挖土灶烧火做饭，普遍来说，凭借土灶的数量，便可以判断齐军的数量。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逐渐减少土灶的数量，让庞涓和太子申以为齐军逐渐崩溃，放松警惕，然后齐军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孙膑认为，这是可行的。

于是孙膑建议三将军，第一天挖十万土灶，第二天挖五万土灶，第三天减少到两万土灶，以示齐军减员严重，即将崩溃。

庞涓和太子申追了三天，自然发现了齐军的土灶数量变化，大喜，然后就真的做出误判：“齐军离崩溃不远了，建功立业就在此时，我来了，嗨嗨嗨。”

随后，庞涓和太子申抛开魏军主力，只带着少量精锐轻装前进，追击齐军。

而在这个时候，孙膑已经根据齐军的土灶遗留地、魏国山川河流、交通路线等因素，算出魏军的追击路线。孙膑建议三将军，在“马陵”这个路窄、谷深、树多的地方设下埋伏，以逸待劳等待魏军。

不久后，庞涓和太子申果然到了马陵，但他们见到的不是一支溃军，而是整装待发的齐军，以及闪耀寒光的数万支箭头。

庞涓知道中计，羞愧难当，随即自刎而死，太子申被俘，魏军大败。

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如果庞涓和太子申没有抛弃魏军主力，肯定不会战败身亡，最多是无功而返罢了。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庞涓，发现的每一条线索都在证明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是否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的真相？

恐怕也难。

只能说，孙膑把庞涓算计到骨子里了，他的军事理论和战术原则，早已不是习惯了春秋战争的将领能理解的。

而就在“马陵之战”以后，卫鞅建议秦孝公再次出兵伐魏，利用魏军大败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削弱魏国。

卫鞅的想法，和秦孝公不谋而合。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下令伐魏，统兵大将仍然是卫鞅，魏惠王则命其弟公子卬统兵挂印，迎战卫鞅。

卫鞅在魏国相府工作的时候，就认识公子卬，而且两人的关系不错。在这样的背景下，卫鞅就想到一条计策——

以朋友的名义，提出秦魏会盟的建议，把公子卬骗到秦军大营，然后趁魏军群龙无首的时机，发兵猛攻魏军。

定下计策，卫鞅就给公子卬发去会盟邀请。

公子卬以为卫鞅顾及两人的交情、感念魏国对他的培养，现在是诚心维系魏国和秦国的邦交，便选择相信卫鞅，不顾众人的劝阻进入秦军大营。

紧接着，公子卬就被捆绑起来，魏军大败......

凭借此次伐魏的军功，卫鞅得到秦孝公封赏的十五座城池，爵号商君，把招贤令中的承诺变为现实。

卫鞅，自此被人称为商鞅。

6、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秦孝公和卫鞅亲密合作，以变法的方式将秦国从上到下刷新一遍，并且数次出兵大败魏国，彻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

从此以后，秦国不再是世人眼中的蛮夷国家，也不是被魏、楚封锁在函谷关以西的西陲小国，而是雄踞西陲、文明程度直追关东六国、影响力辐射中原的强盛大国。

秦孝公和卫鞅统治的秦国，即便和秦穆公时期相比，也是不逞多让的。

魏国则在败于齐、秦之后，国势沦丧，不复往日雄霸中原的景象。

由于魏国都城安邑离秦国很近，为了避开秦军锋芒，魏惠王决定离开安邑，迁都大梁（河南开封）。临行前，他把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土地都割让给秦国，希望能满足秦国的胃口，不要渡河东征。

堂堂的战国第一代霸主，现在成了第一个割肉饲秦的诸侯国。此消彼长之下，拥有黄河以西全部疆土的秦国，便有了经略中原的资格，前景无限光明。而随着秦国崛起，那个计谋手段频出、为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的战国大世，也真正降临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