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4分，首作拿下票房冠军，她值得！

电影《还有明天》正在院线热映，

这部意大利电影罕见地出现口碑逆袭——

豆瓣评分由最初的8.4一路飙升至9.4，

引发热议不断。

该片的导演、编剧、主演，

是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女演员的宝拉·柯特莱西（Paola Cortellesi）。

这部导演首作拿下了意大利2023年票房冠军，

斩获五项有着“意大利奥斯卡”之称的大卫奖。

故事发生在1946年的罗马，

围绕主角迪莉娅——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有关家庭暴力、性别歧视

与女性觉醒的议题展开，

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呼应。

影片有着精巧的叙事结构，

尤其是结尾的反转，

让许多观众大呼“神来之笔”：

“我以为她想要爱情，没想到她选择战斗！”

柯特莱西接受一条采访

《还有明天》编剧曾在采访中形容，柯特莱西在片场时常常像个士兵，执行力超强

3月8日当天，一条在上海见到了柯特莱西导演。

她向我们聊起电影创作的细节，

和其中的女性议题：

“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显然需要讨论的话题，

我很高兴是我来讨论这个话题。”

编辑：陈必欣

责编：鲁雨涵

柯特莱西在中国首映礼现场

1946年，意大利罗马，一个寻常早晨，家庭主妇迪莉娅刚从睡梦中醒来。身旁的丈夫伊万诺一扬手，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迪莉娅的表情却没有丝毫波动，她照常起床，梳洗更衣，为全家准备早饭。

影片中，迪莉娅常年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

这是电影《还有明天》的开头一幕。只需要再往下看几分钟，观众便不会再为迪莉娅的反应疑惑——在这个底层家庭里，丈夫是绝对的主导和权威，妻子早已习惯丈夫的暴虐，她忙碌于照顾一家老小的琐碎家务中，还要打零工贴补家用。

“这是来自那个时代的真实讲述。”宝拉·柯特莱西介绍，电影的灵感最初来源于她听祖母、曾祖母讲起的故事，而自己是最后一代，还能听见亲历那个时代的长辈回忆的人。

“这些女性一直在为他人服务，她们的付出却从未得到感谢。她们在历史上，甚至在自己的家庭中都被忽视，仿佛从未真正存在过。”

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兴起，这些电影注重纪实性，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为了还原时代背景，柯特莱西选择将电影拍成了一部黑白片，与意大利电影的新现实主义传统相呼应。

这段曾被沉默掩盖的历史，在近80年后迎来了声势浩大的回响。2023年，《还有明天》在意大利上映，一举拿下全国年度票房冠军，超过了当年全球大热的另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芭比》以及《奥本海默》等好莱坞大片，进入意大利影史票房前十。

2011年柯特莱西曾凭借《没有人可以审判我（Nessuno mi può giudicare）》获大卫奖最佳女主角（左），2024年她凭借《还有明天》再次获此奖项（右）

这一年，柯特莱西恰好50岁。她的演艺生涯从13岁当歌手开始，之后转向表演，逐渐成为意大利最广为人知的女演员，收获大卫奖、银丝带奖、意大利金球奖等诸多奖项认可。这部《还有明天》让她再次荣膺大卫奖影后，同时获得最佳新导演奖。

今年妇女节，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上海首映礼现场，座无虚席的影院里，柯特莱西在一片欢呼声中出场。她一路小跑，穿过观众席，这幅画面也仿佛与电影结尾迪莉娅奔跑在街头的一幕遥相呼应——

当柯特莱西站在台上，握住手中的话筒，影片中的迪莉娅同样攥紧手中的信件，那是一张选票。1946年，是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的重要历史时刻，这是影片令人振奋的转折点，也是无数真实的迪莉娅们为自己追寻“明天”的开始。

迪莉娅奔向投票现场

“这是一部以过去为背景的当代电影，”柯特莱西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拍摄初衷，“我想把一颗鹅卵石扔进水里，看看涟漪会把你带到哪里。”

这片涟漪如今向我们涌来。

遥远的年代，异国的场景，黑白的色调，都没有阻碍这部影片传递出真挚而强烈的情感力量，柯特莱西的发言不时引发掌声雷动。

首映礼结束时，柯特莱西动情地感谢中国观众的支持

中国观众的回应让她倍感惊喜：“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起初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结果，我就像收获了来自成千上万人的拥抱一样，非常美妙。”

面对一条的镜头，柯特莱西细致讲述了她对电影创作与女性主义的理解，关于呈现暴力的方式，关于独立意识的觉醒，关于捍卫权利的必要，关于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的当下。

2023年11月，意大利民众在游行活动中反对对于女性的暴力行为（图源美联社）

2023年11月，《还有明天》在意大利上映期间，一位名叫Giulia Cecchettin的22岁女性被前男友谋杀，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柯特莱西也参与其中。

那一年，意大利已经发生了100起谋杀女性的事件，“在意大利，每72小时就有媒体报道有一名女性被杀害，”柯特莱西报出一个数字，并向我们解释了一个名词：“femicide”：“这就是‘针对女性的谋杀’。”

“所以我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谈论现在的现实。”她说道。‍‍‍‍

电影里迪莉娅被伊万诺殴打的过程被呈现为一段交谊舞

伊万诺的暴力行为被表现为舞蹈动作

电影里，迪莉娅每日遭受的家庭暴力，被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迪莉娅脸上的血迹用特效制作，出现后又迅速消失；她被伊万诺殴打的场面更是直接变成一场交谊舞，搭配节奏明快的背景音乐。

“在那个年代，家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想把这些场景表现为一种经常发生的仪式。”柯特莱西解释如此设计的用意。

正如影片开头迪莉娅面对那一记耳光时的淡漠，她希望让观众感受到这个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对她来说，“（经历家暴）是一件循环往复的事情，就像一支舞蹈。”

柯特莱西曾在采访中感谢演员马斯坦德雷亚的支持：“他从一开始就愿意参与这个项目，这个人物如此负面，只有像他这样勇敢而有能力的演员才能扮演他。”

在写作剧本时，柯特莱西脑海中的伊万诺是一个更为残暴的男人形象，但她最终推翻了这个设定。银幕上，由瓦莱里奥·马斯坦德雷亚扮演的伊万诺穿着有些皱皱巴巴的汗衫，挺着啤酒肚，留着意大利男人标志性的胡须，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男人——

“他是一个正常人，却表现得像个怪物，因为这就是他所受到的教导。”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喜剧元素的加入，也绝非许多观众担心的对暴力的美化。恰恰相反，柯特莱西谈到，自己警惕的是影视作品将暴力画面呈现为一种奇观：“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血腥的细节，以至于越来越麻木，但这并不好。面对暴力，我们应该始终感到震撼。”

对于女性遭受的暴力，柯特莱西不希望它们一再被猎奇的“偷窥欲”所掩盖。“如果我专注于描绘暴力的细节，比如那挥拳一击，那些血迹或伤口，这可能会让观众忽略更重要的核心，那就是暴力行为的本身及其残酷性。”

80年过去，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仍是反复上演的现实，“时至今日，这种将爱情视为占有他人的心态依然存在着，也依然压迫着女性。”柯特莱西认为，这正是这部看似老旧的电影能够引发如此多共鸣的原因。

“现在女性可以离开，可以报警，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拥有了权利和保护，”柯特莱西说道，“但还不够，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听到问题后，柯特莱西幽默可爱的反应引发现场笑声一片

上海首映礼中的一个小高潮，来自一位观众的提问：“我对这个结局有一点小小的可惜。当我们以为迪莉娅会追随自己的爱情去逃亡，但没有，她去投出了自己的选票。她回到家后，她的丈夫会如何对她？这张选票对她个人有怎样的改变？”

在诸多采访和现场互动中，结局的设置大概是柯特莱西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意大利观众看到最后，还在期待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来到中国，她也再一次给出坚定的回答：

“我希望那些曾期待迪莉娅能被一个男人拯救、带她逃离的观众们，会因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和遗憾。她是靠自己得救的，她获得了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没有什么比这更强大的了。”

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有许多两性不平等的规定，例如对于电影中丈夫对妻子施暴的行为，法律常予以淡化，甚至视为“纠正行为”；而妻子但凡对丈夫有轻微伤害，则可能被判数月监禁或罚款

“我并不是在讲述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而是在讲述现实。”在这个现实主义的故事里，迪莉娅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她不是一个叛逆者”，柯特莱西不断强调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这位家庭主妇在处理家务与工作的过程中，又展现出她其实具备过人的能力。“即使是现在，许多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我们每天做着数以万计的事情，只是自然而然地去做，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

所以重要的，是女性要拥有“对自我价值和重要性的认知”。

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89%的女性参与了当年的意大利国体公投，在2500万选民中，有1300万是女性

“伊万诺在身体意义上始终是比迪莉娅更强大的，”柯特莱西冷静地说道，“比起简单地向伊万诺回击一拳，形成这份认知更加意义重大。”

比拳头更有力的回击，是权利。“国家第一次用她的姓名告诉她，她拥有权利，她的声音是有份量的，她的投票是有意义的。”

“意识到自己能自救，找到勇气，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和人类的价值，我相信，这种自我觉醒远比希望一个男人来拯救她，要强大得多。”

这段问答结束后，现场响起了首映礼开始以来最激烈而长久的掌声与欢呼。

电影里，已经工作多年的迪莉娅拿的工资还比不上一个刚来的年轻人，老板只撂下一句解释：“因为他是男的。”

类似的情节也曾真实发生在柯特莱西身上。在作为演员的从业初期，她收到过一份报酬合同，上面写着这样的备注：“（这个薪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不错”。

电影《人艰不拆》中，柯特莱西扮演的建筑师Serena假扮是男性朋友的助手，才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不是柯特莱西第一次在作品中讨论职场中的性别歧视。早在十年前，柯特莱西首次担任联合编剧的电影《人艰不拆（Scusate se esisto!）》中，她扮演了一位建筑师，在英国拥有成功的事业，回到罗马后却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直到在一位男性朋友的帮助下，承包商才认可她的项目。

这段故事的灵感同样来源于柯特莱西的亲身经历。在一次剧本会议上，柯特莱西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但其他人却只看向她的两个共同编剧——两个男性。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隐形的，好像一个好的想法不能来自于女性一样，”柯特莱西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我有点生气，但也有点想笑，所以我们写了一部电影来谈论这个话题。”

柯特莱西凭借电影《最后一个》提名大卫奖、银丝带奖最佳女主角

在之后的作品里，柯特莱西延续了这样的批判意识。2015年的电影《最后一个（Gli ultimi saranno ultimi）》中，她扮演了一位因怀孕被工厂拒绝续签工作合同的女性Luciana；她还曾评价意大利的MeToo运动是“肤浅且有误导”的：“它几乎只关注职场性骚扰和暴力，只点名那些非常知名的肇事者。但它没有触及女性本来就遭受的那些病态的权力不平等。”

在北京路演场，柯特莱西再次提到这些根植于父权文化中的隐蔽现象：“社会进步有很多层面，制度性的层面往往会走得更快一些，比如这些年有更多法律保护女性的权利。但思维与心理层面往往走得更慢。我们今天仍然要严阵以待。”

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柯特莱西坦言：“这也是我仍在学习的事情，自我认知和自我尊重。”当初在剧本会议上，为他人的目光而产生的“内耗”早已不再困扰她：“我们许多人，尤其是我们女性，往往会去取悦他人，想让别人高兴，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柯特莱西在社交媒体为抗击乳腺癌活动“Race for the cure”宣传

在《还有明天》的末尾，一行字幕出现：“献给Lauretta”。有中国观众问起柯特莱西这是谁，她温柔地笑了笑：“Lauretta是我的女儿。”

女儿也是柯特莱西的创作灵感之一。在编写剧本时，编剧团队研读了大量杀害女性的案件和女性权利研究的书籍。有一天，柯特莱西和女儿在睡前一起读一本名为《妮娜与妇女权利（Nina e i diritti delle donne）》的儿童读物，读到关于女性离婚权、堕胎权、投票权的历史，当时才8岁半的女儿在一旁非常惊讶：“她不敢相信，过去女性竟然没有任何权利。”

女儿的反应让柯特莱西既感到欣慰——“她生活在一个这些权利已经被认可的时代”——但同时也感到担心：“我认为她应该知道这些权利是如何得来的，正是因为那些曾经为之奋斗的人，她今天才能享有这些权利。

“她也必须明白，这些权利并非是永久不变的，它们随时可能被剥夺。因此，她必须对此保持警觉，并且有能力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影片结尾，迪莉娅和女儿玛塞拉相视一笑

柯特莱西将这部电影献给女儿，同时，“也献给所有必须关注这些问题的女孩和男孩”。

在电影结尾，迪莉娅意外遗落的选票，最终是由女儿玛塞拉带到现场交还给母亲。改变在发生着，也将继续延续，从母亲到女儿，从今天到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