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序

近几年，学界关于“最早中国”或“早期中国”的讨论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之所以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最重要的原因是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不同理解。我是持庙底沟时代“最早中国”说的，所说“最早中国”实即最早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而“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间交融联系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又称“早期中国文化圈”，简称“早期中国”。需要说明几点：一是我所说“中国”指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致对应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而非特指中原或中原王朝的狭义“中国”；二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可分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我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文化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早期中国；三是“文化上的中国”本质上和“中华文明”这个概念有一定的同一性；四是在历史上，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的时候向往统一、统一的时候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对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发展机制、文化格局、文化基因、文明化进程，以及黄河中游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等，都做了一番思考和研究，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的陶寺或二里头“最早中国”说，其实都指政治上的“最早中国”。政治上的“最早中国”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但至少必须说清楚其范围大小和政治格局。如果陶寺和二里头确为当时某“古国”甚至“天下”的统治中心，那也只能说它们是“最早中国”的都邑，而非“最早中国”本身。

我关于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初步认识，最早见于我 2000 年完成、 2003 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

具有历史意义的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或“中国文化圈”，显然不能完全以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为限。它还必须具有在地域上彼此连成一片并相对独立、文化上彼此联系并自具特色等条件。不过至少在仰韶前期甚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现代的黄河长江流域已具有文化上的相对 统一性，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或“中国文化圈”。

我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已经说过，我的这些想法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这样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严文明先生“重瓣花朵式”格局理论和张光直先生“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的继承和发挥。受严文明先生“重瓣花朵式”格局理论的影响，我很重视黄河中游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并将其起伏发展与气候演变相联系，在 2004 年、2005 年发表文章进行过阐述：

至少在“早期中国”的形成这个意义上，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区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可以说中原文化不但在其发展的高峰期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总体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

早期中国文化存在大约 2000 年的高峰准周期。表面上看这只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韵律，深层次原因可能为受气候环境周期性影响的结果。（《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

到了 2009 年前后，我对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认为距今 80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时代为起源或萌芽阶段，距今 6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庙底沟时代为正式形成阶段，黄河中游尤其是中原地区在这一大范围文化整合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引领作用：

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中期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

庙底沟时代的这个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

2010 年我申请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2011 年我还组织召开了一个“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赵辉、许宏、何驽、李新伟等许多学者在会议上发表了他们关于“早期中国”或者“最早中国”的看法。此后兴起的关于“早期中国”问题的比较热烈的讨论，与这次会议多少是有些关系的。严文明先生在会议最后对“早期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特点及其背景原因做了深刻阐释。他指出“早期中国”文明的特点，在于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这是中国文明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文化上“早期中国” 大家谈——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5 年我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出版，算是对文化上早期中国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严文明先生写的书序里说我“很早就注意到在先秦乃至史前时期就存在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算是对我在这方面研究的肯定吧。近几年的重要进展，一是对文化上早期中国文化基因的归纳，二是提出早期中国具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三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的梳理，四是关注到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是否能从物质遗存归纳出精神文化层面的特质或文化基因，“一元多支一体”的提法是否比“多元一体”更合适，距今 8000 年前、6000 年前是否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两个关键阶段，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是否起源于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夏代，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也有不少人表示认同。这类问题牵扯甚广，有些也许会是新的学术增长点。

还有一项重要进展，就是在文化上早期中国年代和文化格局方面认识上的深化。随着近年测年技术的进展，似乎庙底沟期至龙山时代的绝对年代都比以前的测年有所偏晚，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这里面存在一个区域性差异问题。按照我现在的认识，仰韶文化初期——零口期的年代上限在距今 7000 年左右，零口类型的形成及其东向扩张对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整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期的年代上限仍在距今 6500 年左右。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期的上限仍在距今 6000 年左右，下限各区域并不一致：大约距今 5300 年晋、陕、豫交界地带仍被庙底沟类型晚期人群占据的时候，西面陇山东西、东面郑洛、北方岱海等地，都已经率先进入仰韶晚期阶段；而晋、陕、豫交界地带脱离庙底沟期的年代可晚至约距今5100 年。（《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年代的区域性差异》）仰韶文化晚期——半坡晚期的下限，或者庙底沟二期的上限，则统一在了距今4700 多年，原因是发生过一次黄土高原地区文化强力东扩事件，造成较大范围的文化整合。（《中国北方早期石城兴起的历史背景——涿鹿之战再探索》）各地区进入或者脱离龙山时代的年代更加复杂，上限最早在距今4500年左右，下限最晚可到距今3500年以后。（《龙山时代：新风尚与旧传统》）年代从来都是考古学的关键，现在年代研究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基本都不是出在测年技术，而是由于相对年代框架的不完善。希望我们对此有清醒认识，继续在完善相对年代方面下大功夫。

本书所收论文，大致能够反映我在文化上早期中国研究方面的主要收获和心路历程，而且大部分论文都是在《早期中国》一书出版后所发表，其中包含不少新认识，但也难免浅见错误。希望学界同人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最后一篇会议纪要包含了参加 2011 年“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的诸位先生同人的真知灼见，也一并收录进来，以便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感谢大象出版社惠允出版，感谢编辑部主任管昕和责任编辑杨兰！

内容简介

本书涉及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发展机制、文化格局、文化基因、文明化进程，以及黄河中游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作者认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前，形成于大约距今6000年前，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有着“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的文化格局，积淀出“敬天法祖”观念和整体思维、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这也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

韩建业，甘肃通渭人，1967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已发表《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等学术论文约200篇，出版《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等专著约20部。

目 录

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

仰韶文化零口类型的形成及东向扩张

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

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年代的区域性差异

中国北方早期石城兴起的历史背景

——涿鹿之战再探索

龙山时代早期中国的文化格局

龙山时代：新风尚与旧传统

二里头—二里冈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

文化上和政治上早期中国的起源与形成

从史前遗存中寻找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

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从考古发现看八千年以来早期中国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嵩山文化圈在早期中国文化圈中的历史地位

文明化进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地位

附录：文化上“早期中国”大家谈

——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