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历中的“我”：数字内容市场中自由节目编导的工作连结与职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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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内容行业的蓬勃发展致使创意自由职业者数量激增，国内自由节目编导群体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本土视听内容生产的情境下，该群体呈现出追逐高等级项目、“经营”个人履历的执业倾向。研究引申了职业自我理论，以质性研究方法揭示出自由节目编导在工作实践中，通过策略性地处理工作连结问题来实现职业认同和自我定位的过程：个体从业者将自由职业的差异化实践经由自雇行为汇集为集体职业想象，又通过“履历”这一可视化较强的声誉资本重新在集体中辨识和定位自身。对自由编导从差异化实践到履历依赖过程的讨论凸显了职业自我建构中动态性、过程性、内生性情境的重要性，研究就此明确了当代创意媒体自由工作者情境自我的核心作用。通过将职业自我置于社会性自我这个更大的范畴中，提升这一概念对当前数字时代不断涌现的新兴职业现象、职业问题的解释力。

作者简介

田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S20230060）资助。

一

引言

在为期两周的生产间歇后，曦子决定接受一位制片人朋友的邀约，加盟某视频平台的一档S+级真人秀节目的录制。曦子从事自由节目编导这份职业已三年，在此期间她辗转四个平台和数家卫视，分别担纲秀导、执行总导演、综艺编剧和后期导演等诸多职衔，完成了数百期节目和晚会的创作。这次她放弃了一个收入优渥的项目，选择挑战从未尝试过的艺人统筹岗位。相比高薪资或连续性强的项目，曦子倾向通过不断加入高级项目来扩展人脉并扩大行业知名度，催促自己快速成长为专业制作人。在她看来，这种模式是应对越来越不确定的业务市场的“长远之计”。为此，她一次次加入不同平台的头部项目来完善个人履历，即便有时对方提供的薪资和岗位并不如意。曦子所在的自由节目编导同业者圈子里，这种以项目质量为从业导向的自雇（self-employment）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自由编导以节目为业，这种大体量的专业内容使其无法以独立姿态完成生产活动，而“自由职业”之名又促使他们释放个性，强调自主，二者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与其他职业群体“刷简历”的现实情形不同，自由职业者将工作接续的希望、声誉以及个人对“自由工作”的反思融入从业经历，履历不仅发挥其传统功能，还凸显着“自由”和“我”的特殊关系。

在中国，自由职业者这种以“非组织化”形式出现的社会新阶层的规模人数在2008年到2019年间猛增到3900万，被认为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最出人意料的变化之一”（李培林，崔岩，2020；姚烨琳，张海东，2022）。据估计，到2036年，中国将有4亿劳动力通过网络自雇等方式实现就业，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一半。自由工作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Appelbaum，2012；Kalleberg，2011），其中节目自由导演及类似的创意自由工作更是被描述为一类脱离行业语境的、不安全的工作（Grugulis & Stoyanova，2011；Horowitz et al.，2005：5-6）。他们当前与“正式员工”一起共存于大部分媒体和创意组织中（Florida，2012）。中国视听业的自由编导群体产生于本土语境之下。过去十余年间，国内节目生产进入“大资本大制作时期”，大量电视从业者离开体制进入市场成为自由电视工作者（张舒斐，2017）。与此同时，伴随数字平台的发展，专业视频以一种快速迭代的文化商品姿态出现在平台经济中。这些趋势促使节目内容生产者在维续声望的同时不断聚焦细分优势，同时也使不具电视资历或长期处于职业底层的节目业者得以在这种交杂着传统电视业和平台经济的数字内容市场中获得新的机会。本研究中，自由节目编导指专业技能熟练的行业（skilled occupation）群体，集中于导演、执行导演、编剧、置景等创意输出型岗位，且不与影视机构存在长期雇佣关系。研究选取影视生产的中间阶层，即从事创意工作的普通人（Coleman，2023），不包括头部制作人和技术类岗位。

创意自由职业者往往集中在软件、音乐和影视领域，从业人员须通过转化专业知识和创意来展现工作价值，又因地域、视角的不同与商业（Barley & Kunda，2011；Coley，2018）和性别（Carman，2015；O’Brien，2014）等议题相联系，题旨主要聚焦自由职业不稳定结构和从业者个性发展两个方面。就前一题旨看，自由节目编导职业被认为处于多重控制之下，除了沿用、变用电视行业规制外，“用熟人”等关系型工作方式也在发挥作用（Farrell & Morris，2017）。此外，不稳定与不安全的工作状态指向了软控制（soft control），例如媒体机构调用社会资本构建一种互惠互利和“使信任”的关联市场并以此吸引自由从业者（Bechky，2006）。就自由编导个性发展方面看，尽管在全球化和数字经济中“不可知”“产品化”“间歇性”的职业问题在凸显（Dex et al.，2000；Hirsch，2000），行动者仍能够依靠自有资源接入业务网络，但不可避免地导向自我剥削（丰瑞，2019；Ursell，2000）。

自由编导是数字内容市场中的一类“灵工”，与数字零工相比，该群体更多从事脑力工作，展现出创意的“灵气”、洞察市场的“灵捷”和工作方式的“灵活”等特性（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然而正因如此，平台施展了更隐蔽复杂的策略以实现对该群体的控制。自由编导多来自电视编导，他们因葆有独占性的、难以被平台把握的专业知识和创意技法而展现出与自媒体从业者等平台“灵工”迥然相异的“专业自主性”特质。学有专长的自由职业者在享受高自由度和高收入的同时，还对工作满意度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抱有期待（姚烨琳，张海东，2022；张海东，杨城晨，2018）。实现这一愿景的过程中，各种因素交替平衡于从业者的职业观念中，自主性、专业性等要素被用于克服边缘性（崔月琴，刘秀秀，2008）。当然，自由编导也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数字灵工的共同特性：当面对低薪和无薪时，从业者需不断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来实现工作连续（Randle，Forson & Calveley，2015；Ursell，2000）。

既往研究关注了自由编导的实践策略及其背后的诸种控制关系，但并未在业务实践、工作模式和社会评价之间建立有效的关联视角，这一视角的缺失导致自由编导的生存现状被置于结构功能框架下，执业行为的生成过程被遮蔽。对该群体展开个体-社会关系的讨论，观察从业者如何处理和反思那些被指“不稳定”的具体工作问题或能为自由工作“不稳定”“不安全”“被控制”的结构化讨论提供一种补充视角。此外，面对国内自由编导群体逐渐扩大的趋势，本地视角研究乏善可陈。如何通过这种履历导向的执业倾向检视本土化创意自由职业的生产实践及从业者“在社会世界中置身他人之间”的社会性自我（social selves）（伯基特，2008/2022：53）？据此，研究聚焦下列问题：

1.自由节目编导在业务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或策略性地应对工作连续性问题？

2.该群体如何在工作连结中寻求个体到“自由编导”集体的职业认同？

3.在自由职业者“不稳定”“不安全”标签下，从业者如何从一致性的集体职业认同中辨识和定位自己，这种自我定位又如何牵引个体产生以优质履历为导向的执业倾向？进而，如何增进我们对当代创意媒体自由从业者“个体-职业社会”关系的理解？

二

职业自我：作为一种关联性理论视角

与“稳定”的职业相比，创意自由职业者的职业观是相对内眷化的。媒体和创意机构试图将自由编导纳入其控制网络，从业者则通过强调摆脱束缚、获得感等相反的职业话语抵抗并申明其社会价值（Abbott，1988：192；Bonini & Gandini，2016）。相比于身处“稳定工作”中的人，创意自由职业者对自己的处境有更多的内生性解释，这种解释不仅渗透在业务实践中，也通过生产文化展演出来（Caldwell，2008：4-18）。为此，研究尝试组织一个讨论自由职业集体如何定位自身的关联性理论视角。

“职业自我”（professional selves）提供了一个将个人职业经历与集体职业认同联系起来的理论视角。该概念重视从业者对其所在职业实践、知识及身份的反思，并以此为起点讨论专业个体如何成为“我们中的一员”（Bayerl，Horton & Jacobs，2018；Vough，2012）。这一概念平衡了从业者与社会性职业描述的差异，试图以职业认同为出发点讨论个人与职业集体的关系。职业自我关注集体意义上的“职业”和个体意义上的“自我”的关系，其理论基础来源于个人与集体的职业建构（Ibarra，1999）。职业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研究倾向讨论结构层面的职业道德、规约（Ahrens & Chapman，2007；Chreim，Williams & Hinings，2007）和能动层面的个人价值、福祉（Lammers & Garcia，2009；Mael & Ashforth，1992）。有的学者试图整合这两个方面，提出自我-职业关系间与周边要素不可分割的关系（Ashmore， Deaux & McLaughlin-Volpe，2004；Vough，2012）。此外，如何在职业集体价值中体认个体，即个人与职业之间的一致性、契合度成为另一个关注点（Vogel & Feldman，2009；Wille et al.，2014）。对“职业-自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奠定了职业自我概念的基础。

可从实践性、关联性和实证取向三个角度理解职业自我概念。首先，职业自我是一种由个体到集体的实践化认知构建过程。个体在描述和理解自己的职业时各有其表，但这些理解和认知只有在推及到集体的职业认知中时方能被识别，相对于“教师”“科员”等“被社会给定”的职业定位，职业自我强调个人与集体认同的实践过程与关系（Bayerl，Horton & Jacobs，2018；Day et al.，2006）。其次，职业自我强调职业认同构建时需协调的各种要素，职业的内部一致性亦来源于对各种实践的关联，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由其工作和生活的特定背景所塑造”（Watson，2008）。最后，职业自我倾向一种由内而外的实证思路，在关注具体工作基础上强调了职业认同因时、因势而变的自主性（Bayerl，Horton & Jacobs，2018；Fellenz，2016）。

在考察创意自由职业社群时，职业自我概念的优势在于强调内生性的认同。经由认同的逻辑，研究者可以从社群内部逐层展开对自由职业何以可为、何以可能的观察，具体工作内容和内生性的旨趣也与职业社会学中当代性、本土性部分议题相合（刘思达，2023；Abbott，1988）。但是，职业自我始终不是一个清晰可操作的理论概念。Bayerl、Horton和Jacobs（2018）利用文本分析方式尝试框定职业自我的五个范畴：人（我们是谁）、工作（我们在做什么）、环境（我们的处境）、效价（我们的获得）和职业（我们的职业），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呼吁职业自我应致力于实践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连结（P-E）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对职业群体的整体理解”。但是，多数研究使职业自我概念停留在话语分析层面，“职业”和“自我”如何在生产过程中被形塑这一问题被忽视。

本研究尝试将职业自我进一步引申为关联性较强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个体对工作的体认、职业的自我建构以及职业集体中的个人认知（图1）。第一阶段，个体对职业工作的体认是职业工作的初始阶段，对应Bayerl、Horton和Jacobs（2018）提及的个人工作及其定位问题，即通过个人工作和职业轨迹将自己的职业“主观地建立起来”的过程（Lapointe，2010）。第二阶段，职业的自我建构即通过汇集差异化的个人实践创造“我们中的我”共同意义的过程（Lefsrud & Meyer，2012）。职业集体中的个人认知是职业自我实现的第三个阶段，即“一个人在集体中定位自己”的阶段（Savickas et al.，2009）。阶段的划分试图解决“职业”和“自我”的过程性勾连问题，为职业自我概念引申出“个体—集体—自我”的关联性视角。

除了过程上的关联，还应根据具体工作和社群的差异来考虑职业自我中的实践—环境关联性。根据自由编导的工作特质，研究尝试将业务工作、自雇和声誉三个辅助的关联视角分别置入职业自我的三个阶段。首先，业务实践贯穿于第一阶段。职业是从业者在工作一线围绕工作问题（problem）的实践而展开的（Abbott，1988；Liu，2018）。业务实践不仅为职业自我提供了第一层面的经验材料，也为职业认同奠定客观性基础。其次，自雇行为是自由职业者专业技能变现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密切关联第二阶段个人的集体职业认同问题，牵系着社会普遍关心的工作不稳定、脆弱性甚至耻化问题（邹会聪，邓志强，2022；Bonini & Gandini，2016），也将本土化的自雇境况展示出来。再次，自由职业者在集体中重新“辨识”自我的第三阶段，“声誉”概念提供了一种指向职业价值观的关联。声誉资本的凝结揭示了创意工作者如何在“通过对社会做出贡献来维持生计”基础上获得执业群体的“彼此承认”（霍耐特，2010/2021：68），从而在集体中寻求个人价值的过程。

三

研究方法：以工作连结为起点的

田野调查

研究从创意自由职业者“接活”（丰瑞，2019）这一独特市场行为角度切入田野研究。与关注项目本身或内容创作生产整体状况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将关注点投向“项目之间”发生的事情，即编导们如何处理项目或合作之间的间歇、停顿，或为保持个人声誉调控各种项目合作方式的情况，反思这种解决连结问题的实践（problem solving）（Florida，2012：31）且如何以此关联职业自我。这也是研究选择使用“连结”一词的原因。

2022年3月至2023年8月，研究者以参与式观察形式持续进入三位自由节目导演的工作连结处。曦子（F1）和研究者为朋友关系。在她对个人职业问题的闲谈中，研究者意识到自由编导群体在中国影视行业及其转型中独特的位置和结构关系，遂在2022年3月至10月完成对曦子的观察后，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8月分别在北京和杭州展开了对嘉璐（F2）和杰哥（M3）的参与式观察。三位观察对象之间均不认识。曦子本科毕业后藉由实习契机进入网综行业，此前没有体制内工作经历，嘉璐与杰哥则都有媒体工作经验；嘉璐在某一线卫视工作四年后，又在某卫视旗下公司工作两年，后离职独立发展；杰哥则在当地卫视工作八年后离职成为独立编导。在这18个月间研究者完成并整理了相应田野笔记和录音资料。

研究者是在与曦子的不断接触中逐渐开始聚焦“工作连结”问题的。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研究者借鉴持续民族志（continued ethnography）思路，在曦子每次项目即将结束时介入观察，并一直持续到下个项目的开始。其间，研究者以采访者、“饭搭子”、司机等身份的便利完整记录了她联系、选择、确定工作，并签订合同、投入新团队的过程。“过程”和“所见”（郭于华，2011）构成职业自我分析第一层面的经验材料。在对嘉璐和杰哥的调研中，研究者复制了这种观察方式。后续，研究者依靠三位被观察人的资源，平行组织了16人的深度访谈（见表1）。至访谈结束时，相关材料接近饱和。研究者充分征求被观察者/受访者意见，隐匿相关信息（三位被观察者皆为化名）。由于竞业问题，笔者仔细征询了诸位对象项目名称、协议薪酬/责任、平台等涉业信息的披露程度。

四

“接活”与“选活”：自由编导生产实践
中的工作连结与发展选择

个体对工作的体认是自由编导感知其职业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从业者在差异化的工作实践中融入数字内容创作市场，在连续求“生计”的过程中完成对工作的“基础画像”。

在项目即将完结之时，有些节目组会安排短暂的休整。在这个区间内，杰哥要为“下一单”做出选择。尽管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但刚转型为自由导演的杰哥在面对选择时仍然迟疑。他约见了一位老同事，让对方帮忙把关，并在老同事的建议下做出了谨慎的选择。与此相比，曦子谈起始业阶段的“选择”时就坦然很多：“我们最开始做实习生时都是实习老师带着，你做得好他就会介绍你去朋友那里。我们节目行业还是讲广电师父带徒弟那套，在市场中其实就变成一种背书。”（F1，2022年5月6日）。

嘉璐既没有同行可以商议，也没有靠谱的行业老师。在成为自由节目导演之前，她经历了四年体制内和两年市场化节目编创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讲是“从甲方到乙方，现在做到丙方”（F2，2023年4月23日）。转行后的她从总导演位置退居执行导演，在项目转换中学习如何做一名“懂网感”的平台节目制作人。转型初期的嘉璐持续在同一平台做节目以保证工作连续不断，这种“无缝衔接”，其实是从“单位人”脱嵌成为“自由人”的一种自我开脱（邢军，2005）。随着合作次数的增加，自由编导的关注点逐渐从“连续不断的工作”转移到“选合适的工作”上来，“生计”转向“生意”。不久之后，嘉璐因接到同一档期的三家邀约而苦恼，她邀同业者M4与研究者一起讨论了很久，她既不想“失约”好朋友，又不敢“拒绝”老领导。“真的纠结，老东家让我回去做一场跟这个差不多的晚会，又没多少钱；那个姐姐呢玩得好，之前还帮过我的忙，她这个是小歌会；就第三个朋友，也就打过照面，人好拒绝但是她这个项目我又很感兴趣，放手让我搞创新”（F2，2023年4月23日）。从“接”到“选”的过渡成为自由编导工作初期的常见情形。

此后，嘉璐很快掌握了“做选择题”的技巧。在参加一次饭局时，嘉璐发现多年未见的朋友已经成为T平台某品类的制作人，朋友和同业者的双重身份使双方开始各自“吐槽”经历过的项目。席间，嘉璐通过申明自己“网感把握不好”的方法巧妙地开始与对方谈后续合作。随后研究者获知，这次看似朋友交心式的会面，正是T平台试图与嘉璐建立合作关系的一次刻意安排。在这一情境中，嘉璐通过朋友身份亮明风险点，从而在合同中加以规避。与独立纪录片导演一样，“接活”也是独立节目导演维持生计的方式（丰瑞，2019），但“求来的项目和找上门来的项目是两个概念，它说明了你这个人的位置”（M8，2022年11月6日）。从工作连结处的思维转变可以看出，实际工作的情境和职业决策牵引着从业者开始处理“稳定”和“自由”两种状况，因为“选择”关涉到工作福祉（Coleman，2023）。

曦子从工作的第二年开始就确立了“制作人”“建团队”这个五年发展目标。为此，她不再依赖“跟着师父有饭吃”这个模式，而是在项目组中有计划地接触不同工种，并在下个项目中担纲一种从未接触过的工作，对她而言，“在两三年间尽可能多地熟悉各工种工作，才能慢慢做一些纯粹创意性的工作”（F1，2022年9月1日）。曦子处理多人邀约的方式是“不拒绝，先接下来”，当磨不开面子时，她会通过给自己设置一个休整期的方式来缓解沟通的尴尬。“其实符合你计划的项目很难遇到，多半是熟悉工种来问档期。如果项目很好就会蛮心动，你想去从事另一份工作，就要退而求其次比如议价不要那么高，我随时在提醒自己到大项目是来学习的，而且做大项目会上瘾”（F1，2022年7月11日）。

在采访中，很多受访者表示项目等级越高，规范性越强，学到的知识也会更多（F1；M9；M12；M13），这也促使他们的工作不再以“连续”为主调。工作实践阶段，职业成员可能对他们的职业持有各种观点（Bayerl，Horton & Jacobs，2018），这些差异化的理解是从处理工作连结或工作中断的诸种实践情境中产生的，从业者通过接受、选择和策略性地回应这种“断/连”关系，构建了个人标签、工作质量和自由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人与工作实践复杂的扭结关系，数字内容市场无法直接将从业者纳入创意管控网络，反而促成个体的选择与反思。在此基础上，从业者需要通过一个新的阶段将集体认同的经验与差异化的实践连结起来。正如Bayerl、Horton和Jacobs（2018）所说，“个人对职业的看法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在从“个体对工作的体认”到“职业的自我建构”的阶段转换中，一种对“接单”的趋向一致的观点促成了差异化个体叙事向集体认同不断靠拢。

五

“接好一单”：自由编导自雇行为中
的集体职业认同

“连结”工作的实践及选择展现出个体差异化工作经由选择性“接活”融入集体认同的过程，而在职业自我的第二阶段，“创建自己职业群体的整体理解”（Bayerl，Horton & Jacobs，2018）、寻求人与职业之间的一致性和协整性（Wille et al.，2014）成为从业者的核心关切。研究将结合自雇这一典型工作性质对该阶段加以探讨。尽管自雇打破了节目行业的稳定状态和风险分布（Dex et al.，2000），但这种就业形式也成为从业者协调专业知识、社会评价、收入水平甚至个人理想的“中继点”：自由编导一面将个体“接活”的差异化经验收束到“工作”层面，一面又将“工作”释放到社会环境中。在前一阶段，连结更多指向具体工作的连续性问题，而在本阶段，项目制下的“接活”就成为新的工作连结形式。

2022年11月，研究者致电一位从业7年的跨工种自由编导（M8），在谈及从业多年的经验时，他说了一句简短的话：“贵在接好一单”。在整理实证资料时，研究者发现很多人都从不同角度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接活儿的意识太重要了”（M4，2022年6月29日）；“不要一直接上手快的活儿”（M5，2022年9月14日）；“不能走量”（M12，2023年8月28日）；“我之前太恋战”（M15，2023年8月30日）这些实践反思指向了趋同的职业话语。“接好一单”如何将差异化的个人实践经历转化为集体认同？

舞台秀导M4在数年的工作中始终葆有对艺术创作的热情，“只要你的项目击中了他（指M4）那颗创意之心，他真的会废寝忘食在那里搞”（F2，2023年8月23日）。然而，自从成为一名自由编导，M4的创作热情就逐渐被消磨，并能被他自己明确感知：“想把事情做好真是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M4，2022年6月29日）。在与同业者的共同讨论以及自己的实践中，他逐渐发现只有把视线转移到接项目、谈合作、敲条款这些事情上时，“创作”问题才能被商榷。M5与M12虽然从事着节目创作中差异较大的两个板块，但同时发现过于依赖一些易上手、压力小、门槛低的项目会弱化自己对艺术创新的感知，且容易产生被剥削感（Dex et al.，2000）。“这种事情最容易出现在一些中腰部综艺项目里，也没有什么数据压力，逐渐就被平台控制了。某一天你发现他合同给你的价格越来越低，那也没办法，他拿捏住了你这个心态：不想坐班又要每天赚钱”（M4，2022年6月29日）。F16与曦子抱持同样的“跨工种”发展策略至今已将近六年。她的实践证明曦子的发展计划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是往高处走的......大家形成一个圈子做一些自主性更大的事，那我就接好这一单，逼自己一下”（F16，2023年8月31日）。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2010/2021：173）在《我们中的我》（Das Ich im Wir）中提到，“个体期待着去把他们自己呈现为可以拥有灵活的人生经历的、愿意为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或者社会上取得成功而不断改变的主体”。自雇者-项目方之间的熟人网络不仅起到生产控制和管控成本的作用（Ursell，1998；Ursell，2000），还能促成共同合作契机，使自由节目编导这份工作成为“工作和游戏的混搭”（Hesmondhalgh & Baker，2013）。自雇行为牵系、汇总并收束了个体从业经历和差异化执业情境，使“接单”成为自由编导的一致性认同，同时，职业的自我建构阶段的个人经验与集体认同也不断地粘接在一起，将职业的“自由”观念释放到社会生活中。自雇行为有时将工作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出职业自我关联着“日常生活经验的更广泛图景”（Bayerl，Horton & Jacobs，2018）。F7与M13一直搭伙接平台晚会，并在工作中发展为恋人关系。他们共同走过五六年的“接单之路”，自由职业的“不稳定”反而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生活空间。M9从体制内辞职成为自由置景师，尽管疫情期间收入不好，却受到家人的支持：“在台里的时候经常熬夜，照顾不上老婆孩子......现在或许没那么稳定了，但我开心了很多”（2023年8月22日）。M9的跨体制自雇行为富有本土化意义，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不但使他解决了日常生活的困扰，还获得了机会增量（王文彬，肖阳，边燕杰，2021），这种被评价为“不稳定”的工作方式并未给他带来过多的危机和逐利意识，相反被他视为一种“生活态度”。

通过“接活”这一职业自我的关联视角，从业者将实践经验与职业系统的内外网络联系在一起，差异化的个体实践上升为共识性的集体认同。“工作和游戏”指涉职业认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职业系统，即“接好一单”如何与自己的职业情境连结起来，好的选择和具有优势的职业自我叙事可以收获良好的行业声誉；另一方面指向职业外部，即如何在社会语境下定位自己的工作。在中国实践中，家庭、跨体制等问题也以本土方式与“接活”相连。至此，从业者从“接活”的集体认知转向职业自我的新阶段：从职业认同中重新定位自己，“生意”之后，“声誉”的核心性凸显。

六

履历作为资本：自由编导的职业“自我”

“在一种集体的观点中，对专业的自我理解是社会背景下其他参与者的共同构建而创造的”（Lapointe，2010），并以共享的框架实现自我指导，是集体层面上的自我描述（Bayerl，Horton & Jacobs，2018），这一表述指向职业自我的第三阶段：职业集体中的个人认知。从业者在集体职业价值观中重新定位自己，进入以个人价值为“连结点”的执业反思阶段。

“接活”的过程揭示出，不同情境下的自雇行动使自由节目编导增强了对“优质项目”“顶级团队”和“圈子里的名气”等价值观的认同，并出现对“头部资源”的共同期待，该过程牵引自由编导从集体认同中走出，思考“好单”中蕴含的个人声誉资本（张舒斐，2017）。职级晋升或对高等级项目的追求本是正常的职业诉求，但在一份被认为“不稳定”的工作中，“头部资源”却连结着可见的、富有实际意义的个人想象：“我做这个（指自由编导）到第二年，会逐渐意识到现实情况把你在往那个方向引：项目越高管理越明晰”（M12，2023年8月28日）。“平台的S项目又和台里的S项目有一个不同，它会前置很多数据量化的要素，执行过程不熬人，所以当你平行有两个选项，你怎么选？”（F16，2023年8月31日）。同时，头部资源还弱化、置换了针对自由职业者个人的负面社会评价：“刚辞职的时候家里意见是很大的，做执行那段时间工作很充实，但是家里会说伤身体，反正总要找个理由。好，现在慢慢做回核心层，就没闲话了”（F2，2023年8月23日）。

可以看出，自由节目编导对头部资源的需求是受现实主客观因素影响的。随着从业年限的增长，这种职业自我也在逐渐强化，此外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内容市场也越来越向头部资源倾斜，这些综合因素逐渐促使从业者形成对高端项目的履历依赖。“现在的节目市场很有意思：你在市场中不受体制限制，只要你能力在，或许很快就会做到核心层......你这个人，你‘自己’，是接活接出来的”（M3，2022年12月6日）。“你攒一个团队要去平台提案，当然还是看内容，你内容不行，就算你是W节目的制片人也没用，但这里有个问题，你的声望和履历又是你的敲门砖，不然案子再好也进不了他的办公室啊”（M8，2022年11月6日）。

“接活接出来的”的职业自我以抽象知识形式把创意工作、项目合作和各种社会评价连结起来，Gandini（2016：9）认为这是一种将数字化背景和自由职业者的知识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声誉资本。围绕声誉，自由节目编导将从业经历融入两种话语中：专业知识与社会生活。前者保证自由编导在创作、接单和业务交流时明确自身职业发展的位置和状态，后者保证自由编导实时检视、调适自己的社会评价。

自由编导的自主性被描述为“自由的复杂版本”（Bonini & Gandini，2016；Hesmondhalgh & Baker，2013），因而该群体需要通过共识来确证自身的行业位置和发展愿景。当趋向头部资源的职业自我以抽象知识形式影响个体从业实践的时候，具备高等级项目的工作履历自然成为一种将工作和人结合起来的“可视化资源”。由此，声誉资本变得“可见、有形，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可以通过量化指标来衡量个人、品牌和各种实体”（Gandini，2016：28-29）。通过这种可视化的手段，从业者可在集体中从多方面定位自己（Savickas et al.，2009）。

首先，“履历”表明实力的提升。履历依赖的动机是实践和环境的互动结果。有些时候从业者“卷不动了，就去公司里面应聘上班，但进去之后发现他们自己也要去不断接这些top的东西提高段位，那我还不如自己卷自己”（F10，2023年8月28日）。高等级履历给从业者带来的直接体验是“规范性强、学到知识”（F1、M9、M12、M13），同时可以动态调节身边的人脉资源（M4、F7、M8）。其次，“履历”代表着商誉背书。在用工单位看来，履历中接连不断的高等级项目是“成功的标签”，因而“对于我们这些没在台里现象级节目工作过的小罗罗来说，美化履历这件事至关重要”（F10，2023年8月28日）。声誉作为资产在本质上可以被视为“市场上的回报”，近似于商誉（goodwill）（Gandini，2016：29），在项目制合作中，一份优秀的履历可以清晰地量化具体执业情况，从而为判断个人实力提供标准。最后，“履历”指向了阶层隐喻。接连取得高端履历的能力能被从业者等视为驾驭市场和被市场承认的优势，M14的艺人统筹工作属于专业细分领域，他在项目合作过程中持续接单的能力被同业者视为一种“行业牛人”的表现：“能做到他这一步，他的位置就稳了”（M15，2023年8月30日）。更普遍的体验是，“接一些S（泛指高级项目），就在S的光环里接下一单，你的层次就属于S，但是，但你（能否）接到第一单S，就是能力和机遇问题了，出来了就好了”（F2，2023年423日）。强者愈强，履历的阶层隐喻同样创造了数字零工圈层某种“个人占有的不平等”，致使无法长期接单的个体从业者逐渐离群。

经由上述职业自我的形塑过程，自由节目编导最终形成了以高等级项目履历依赖为核心的执业倾向，而在“履历之下”，其集体认同也逐渐清晰：优质的项目工作经验和同业评价是自由编导安身立命和展开更大创意工作的基础，达至这一核心的过程须完成对“接活”这一“必修课”的个人体味，差异化的情境必不可少，因其不但平衡着自由编导的创意本领和商务思维，还平衡着个人志趣和日常生活，走过这些“坑”，“自我”方得以成就。

七

结论与讨论：履历中的“情境自我”

在当前国内数字内容市场中，自由节目编导群聚性的职业工作与“自由”的职业目标间产生张力，这使其成为观察创意自由工作的“连结点”。同时，数字零工面临的生计、身份和职业路径等复合性挑战（Caza et al.，2022）渗透于该群体的各工作节点，创意工作的专业特质又促使他们秉持创意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自由节目编导的核心知识关联着艺术创作、传统媒体人脉和个人权威，数字内容市场无法像控制一般意义上的灵工那样“控制”该群体。因此，研究从社会性自我角度观察这一具备复合性张力且位于媒介融合阈限过程中的职业社群，试图理解数字经济下职业个体与社会集体的关系。

在数字内容市场中，自由编导经由“选择”到“接好一单”的反思过程实现了个体到集体的职业认同，又经由“履历”这一可视化的目标实现了自我定位。由此首先可见，自由编导处理具体工作连结问题的策略是灵活的，他们充分结合个人职业想象、同行建议和社会评价的综合情境来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用于“维持生计”的连结点转化为从业者判断自身位置、发挥能动性选择的节点，并与个人发展规划结合在一起。其次，从“生计”逐渐转为“生意”的工作实践使从业者对职业的想象收束在“接单”问题上，自雇行为作为该群体的典型劳动方式，发挥了汇集实践经验、将个人职业想象推及至一致性职业认同的作用。“接单”同时也成为从业者连结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关键之处。最后，自由编导群体一旦形成一致性的职业认同，就开始在集体价值观中重新辨识和定位自我，履历作为一种可见性声誉资本也随之被形塑。相较于就业市场中常规的“刷履历”现象，自由编导的履历不仅与个人业务水平、商务能力、声誉等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调控、平衡着这一阈限群体的生产张力。自由编导履历依赖的形成是实践性和过程性的，在职业自我不同阶段的转换中，履历依赖与诸种工作连结相互作用，实质性地洽商着“不稳定”和“本真性”之间的生产罅隙，进而，家庭关系、跨体制等很多本土问题也被关联到实践协商过程中来。

从业者通过实践情境回应、转化甚至调用着各种主客观因素，形塑了以履历为核心的“自我”，其过程可延展职业自我概念对实践-环境关系（P-E）的一些理解。职业自我的既往论述中提议将上述关系作为分析个人与职业社会互动的重要方面（Bayerl，Horton & Jacobs，2018），但事实上这种提议并未突出职业自我的过程性和生成性，反而将具体工作和环境预设为相对静态的两个面向。职业自我的多数实证资料指向了社会标签明确的职业，这其实削弱了此概念对某些新职业的解释力。自由编导的“履历”作为一种实践反思因凝结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自由职业的诸种“不稳定”结构而具有核心竞争力，差异化经验和集体认同的交汇协商塑造出一种因势而变的职业个体。基于实证，研究提出工作过程中的情境自我（situational selves）是形塑创意自由从业者职业自我的关键环节。这里的情境不再过度聚焦从业者个人的静态职业环境，而是围绕具体工作形成的过程性实践状态；情境中的个体也不再指涉职业活动中的自然人，而引申为具备职业认同“再定位”能力的行动者。

情境自我这一关键环节首先揭示了职业自我的过程性和社群的内生性，回应“将从业者视为职业建构的代理者”（Dyer & Keller-Cohen，2000）的相关论述，强调历时和共时诸种元素的协商配合，从业者通过经验、事件或关系自塑其灵活、灵捷、灵气（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甚至执业过程中的“运气”（格兰诺维特，1985/2020：XXV）；其次，情境自我强调了以从业者为中心的自我建构，描述了“接活接出来的我”这种主观社会地位（姚烨琳，张海东，2022）的核心性，丰富了既往职业研究视角；最后，对职业自我中情景问题的思考也不应囿于职业研究的既有边界，自由编导的实证经验说明，职业认同过程中的生活、情感、本地习惯和日常生活（格兰诺维特，1985/2020：177）同样值得被关注。

职业自我应致力于“允许在不排斥道德承诺和情感动机的前提下，建立一个能说明习惯和创造能力的社会自我”（Abrutyn & Zhang，2024）。本文因此倡议在讨论数字自由工作者行动时应更多关注其职业自我，或更大层面上的社会性自我议题，与不稳定、不安全、乃至“控制-抵抗”框架的既有讨论形成裨补视角。职业自我不仅从实践层面连结个体工作、职业想象、社会生活脉络，还以“自我理论化”的方式寻求圈群认同并将这些琐碎的要素集合为“我的职业”，从而将“不稳定的工作”阐释为一份“正式工作”和“体面工作”（decent work）。面对无法用常规职业化思路确定职业自我的困境，情境自我这一关键环节为数字自由工作者职业自我的形塑提供了新的“实践理解力”。

社会性自我一直以来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藉由职业自我之情境自我的理论延展，研究提议开展一种从实践性、过程性、内生性视角出发观照数字创意自由职业的方式。职业自我除了提供个体与职业关系的某种解释，还应在具体实践中与更大范畴的社会要素相关联，为数字化时代不断涌现的职业现象和职业困境提供解释渠道，并使之更好地与传播社会学相驳接。当然，这项研究亦不能尽述自由节目编导在不断变换的数字内容市场中遭遇的各种问题，职业自我的形塑也必然会遮蔽一些独特的生产情境和默会知识，自由从业者这一“令人惊讶的社会阶层”需要从更多侧面去观察和阐释。面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创意自由职业群体，切合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自由职业行动规范和价值取向值得被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1期。

本期执编/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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