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攻克天京后，为什么要裁撤湘军，仅仅是因为向朝廷表忠心？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克天京，此时的湘军达到顶峰，总数已经达到十多万人。

但就在攻克天京仅仅一个月后，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就上奏言：“嗣与臣弟曾国荃酢商，防戍之兵与游击之师，不宜太少。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

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经裁撤了萧一军、韦志俊两军，剩下湘军主要的分支还有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鲍超的霆营等。

曾国藩率一手打造的湘军立下泼天大功，旋即主动裁撤军队，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位高权重，谣言四起，才不得不裁军以向朝廷表明不敢造反的心迹。

“中兴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第一个原因无他，就是省钱。

曾国藩招募湘军的时候，正是清朝统治最危急的时刻，他既为了招人，也为了让士兵安心打仗，制定了相当丰厚的高薪政策，“臣初定湘营饷项，稍事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湘军

因此，湘军的待遇比清廷绿营要优厚很多，一名湘军普通步卒月薪是4两多一点，按当时购买力计算，1两银子等于现在220元人民币，换算下来一名湘军列兵就能拿到900到1000元。

而当时绿营八旗兵才能拿到300元，朝廷的一名五品官员的月薪才1320元。

不过在湘军成立之初，军饷并未由国家承担，在湘军第一案报销中，自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至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底，湘军花费共计266万7170余两。

曾国藩就地筹饷的办法五花八门，包括运饷盐、抽厘金、请各省协济等，如

“现饬江西各厘局，将邻盐厘税加重，闽盐每斤征钱八文，浙粤盐，每斤征钱十二文···如遇畅销之时，提价至三两五钱以外者，所增之银两以三成给商，三成解安庆粮台，四成解金陵大营···近军各路军营，皆赖抽厘济饷···厘银每引三两五钱四分，解扬镇军营；厘银每引一两二钱，解沙漫洲，粮台捐银每引三钱二分，安庆各卡每引银二两九钱七分。”

因为饷银的问题，其他各省早就不堪重负，“军队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

欠饷，一直困扰着曾国藩，早在同治初年，湖北的饷银几乎告罄，他也曾多次提到“深虑各营欠饷无着”等难处。

到了攻克天京前后，湘军发展达到巅峰，当时军队总数12万人，以每兵月银四两计算，则全军每月需饷银四十八万两，加上营哨官与统领的办公费用及他项杂费又需要十万余两。

一年下来，需要700万两银子，才能维持湘军开销。

而当时清政府全年各项收入合计不过才4000万余两白银。

1864年夏，曾国藩因为饷银问题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发生争执，朝廷竟置金陵城外嗷嗷待哺的数万湘军不顾，采取两擎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金税收半归本省，半归湘军。

沈葆桢

这还是在打仗的紧要关头，当太平天国已平定后，如果不迅速加以裁撤，饷银就更成大问题。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最要者兵勇十万，欠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将来愈欠愈多，资遣愈难，后患无穷。”

此外，曾国藩设立湘军之初，本意是通过高薪养廉，但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影响下，军官贪腐屡有耳闻。

比如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奏折中即提及，

“江苏巡抚薛焕，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其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恃与薛焕认师生，任意侵蚀饷粮···至钞阅折内所称捐输之人，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囊，一为交结馈遗之用···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

四万余人合约八十营，每月饷银约不到二万四千两，则金安清每月所贪饷银几乎是其新募军勇的全部月饷。

同治二年，左宗棠也曾致函曾国藩言将领贪饷，“诸将擢至王总兵，则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军中所以有顶红心黑之谣也。”

曾国藩创立湘军的目的是保境安民，扶树名教，捍卫圣道，所以，无论是创立湘军，还是裁撤湘军，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所谓“裁一勇即节一勇之靡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

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第二个原因，是防止士兵造乱。

曾国藩将治军比喻成汲水，所谓“再用则浊，三用则涸”，他认为，“楚军出征过久，官秩日高，渐成强弩之末”，已经变成所谓的“浊军”，因此“必宜多撤”。

比如曾国藩自己就曾奏报，湘军有总兵不但未曾痛剿过太平军，反而“纵容兵勇，拦劫商民，藉图肥己。伪奉檄饬，焚毁沿江村庄，掳杀难民，捏报胜仗。跋扈横行，肆无忌惮。”

甚至，湘军还出现了“见死不救”的恶劣风气。

这一点，尤其让曾国藩难以容忍。

攻克天京之后

攻克天京后，朝中有御史弹劾湘军风气不正，曾国藩自辩，

“自金陵克复，人以为渐入佳境，而不知乃日处愁城。湘军锐气已泄，功成意满，良者次第散去，留者骄泆不藏，杂以游勇奸民，与居人积不相得，遂致台谏纠弹。”

也就是说，湘军的创立者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此时的湘军中多有行为不端者，已成“浊军”。

相比而言，从湘军独立出去已经自成门户的淮军，在曾国藩看来，还是“清军”，“今惟淮勇数军可战可守，此外并无一枝可与贼交锋，何会之有湘勇久成强弩之末”，完全可以取代湘军担负起剿灭捻军等任务。

淮军旧影

此外，湘军是曾国藩私人招募成军，不是国家固定编制军队，所有士兵某种意义上而言，都是“临时工”。

攻克天京，湘军失去了敌人，就成了临时工。

老实巴交的，可以回家务农，不老实的，习惯了当兵生涯的，则极有可能趁乱继续劫掠百姓，甚至成群造反。

因此，曾国藩迅速裁军，就是为了不让士兵有时间“串通合谋”，这正是他所谓“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

不过，如此大规模的裁军，反而在朝廷中枢引起担忧，认为“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认为应该稳步施行，即“不若先裁撤老弱”，“俟江西、湖北一律肃清，再议裁撤”。

不过，曾国藩最终还是婉拒了朝廷，称湘军多为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

尾声：

曾国藩的裁撤湘军，前后经历两年，就在这段时间内，发生多起因为欠饷而导致的哗变。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霆军”哗变。

曾国藩湘军体系中，最精锐、最能打，号称湘系第一劲旅的，是鲍超的“霆军”，曾国藩自夸：“实为群贼所惮，非楚勇、湘勇、淮勇所能及。”

湘军第一劲旅：霆军

但就是这么一支劲旅，却由于欠饷不发，而公然哗变，多位将领直接从江西南下投奔太平军汪海洋部。

曾国藩上奏朝廷，哀叹道“该军积劳最久，立功最多，平日本乏纪律，将卒以屡胜而骄，又以无饷而怨。然臣虑其溃而滋事，犹不料其叛而为寇，惟之霆营欠饷，多至百数十万，其咎皆在微臣不在江西。”

此外，霆军哗变后不久唐义训、金国琛部即闹饷哗变，而后更有蒋凝学部哗溃为匪。

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曾国藩力主裁撤湘军确有先见之明，而非所谓担心“功高震主”向朝廷表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