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桂系与蒋介石言和后，蔡廷锴决定返港：我为革命抗日而来

在蔡廷锴看来，家仇在国恨面前算不了什么，可以忍下家仇，但国恨不可忘却。正因为如此，在民族危亡之时，蔡廷锴成为了抗日名将和民族英雄。

1936年，得知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竖起了“抗日反蒋”的大旗后，蔡廷锴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其中……

1948年4月30日，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很快，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便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很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合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表示拥护和支持中共的“五一口号”。

然而，此时的民主人士，大多数还在南方，有在上海的，有在国外的，还有在香港的。为了在将来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亲自部署了将这些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的工作。

9月，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上海局发来电报，指出：

“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那时候，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还在东柏坡建立起了当时中央机关最大的房子：政协礼堂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计划由30个单位各选出6人参会，也就180人的规模。

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蔡廷锴也应邀参会，并在中共产党的帮助下离开香港，来到了哈尔滨。

蔡廷锴之所以能有此殊荣，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爱国举动，是密不可分的。

1892年4月15日，蔡廷锴出生在广东罗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字贤初。早年间，蔡廷锴便知道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对此，蔡廷锴心里非常愤恨。

1910年，在新军来到罗定县时，蔡廷锴告诉家人外出替人裁缝衣服，实际上是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军。

然而，蔡廷锴参军的过程很不顺利。期间，蔡廷锴不仅没有实现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愿望，还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离开了军队。

1919年，蔡廷锴进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次年，蔡廷锴被编入护国军第二军陈铭枢营，又在该军武堂参加了学习。

1922年，蔡廷锴转任粤军，在第一师第三营第十一连，当了连长。期间，在陈铭枢的介绍下，蔡廷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后来，在北伐战争中，蔡廷锴因军功不断提升，于1926年底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7月，蔡廷锴所部被划归叶挺指挥。

8月，蔡廷锴参加了南昌起义。那时候，在蔡廷锴的心里，国民党才是正统。因此，南昌起义不久，蔡廷锴便脱离了起义队伍，回到了蒋介石的阵营里，继续帮助蒋介石作战。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蔡廷锴立下大功。

不久后，蒋介石论功行赏，不仅将蔡廷锴和蒋光鼐两师扩编为第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19路军军长，还给第19路军颁发了100万元奖金，并特别奖给了蔡廷锴本人好几万，以及一枚二等宝鼎章。

对此，蔡廷锴感到十分自豪。此后，蔡廷锴与“第19路军”这个番号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后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第19路军不断与红军作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19路军调防至京沪沿线，担负警卫任务。

1935年1月，日军图谋侵占上海，国民党政府决定同意日本的要求，还指派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到前线传达消息。

这一次，听了何应钦的转达后，蔡廷锴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上海是中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连队，有权保卫上海。如果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决心迎头痛击。”

1月28日，日军悍然对上海发动了进攻。

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动，蔡廷锴没有妥协，当即下达了反击的命令。在淞沪抗战期间，蔡廷锴率部与日军血战了一个多月，迫使日军四次更换帅。

最终，日军留下了万余具尸体，但却没能攻占上海。这次战争结束后，蔡廷锴赢得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

那时候，第19路军虽然损失很大，但蔡廷锴的心里却感到十分自豪，觉得自己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蒋介石将“英雄之师”第19路军调到福建，继续执行“剿共”任务。

在后来的战斗中，蔡廷锴等第19路军的领导人觉得在此国家处于危亡指示，蒋介石让他们进攻红军，是想要让他们和红军相互消耗。对此，蔡廷锴等人感到越来越不满意。

于是，在经过商量后，蔡廷锴等人决定“联共抗日反蒋”。

1933年10月，蒋光鼐和蔡廷锴等领导派代表前往江西瑞金，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期间，蔡廷锴担任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19路军总指挥。

不久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蔡廷锴被迫出洋游历。那时候，蔡廷锴每到一地，都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受到了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欢迎。

1936年，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号。

得知这个消息后，蔡廷锴不计成败地来到广西，并带来了第19路军的数十万公积金，支持桂系抗日反蒋。

当时，在李宗仁等的支持下，蔡廷锴还重建了第19路军。

然而，不久后李宗仁和白崇禧与蒋介石罢战言和。对此，蔡廷锴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

后来，蔡廷锴离开了广西，再次前往国外游历。在抵达菲律宾时，蔡廷锴惊闻了路高桥事变，当即决定回国参加抗日。

此后，为了抗日，蔡廷锴不辞辛劳，多方奔走，还先后担任了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26集团军总司令。

在抗日过程中，蔡廷锴发现有人为当年19路军抗日反蒋的事情，对他进行报复，心里非常失望，便决定辞职。辞职后，蔡廷锴成为了一个闲人。

1946年，在南京见到周恩来时，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蔡廷锴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朽，明确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于是，在返回香港后，蔡廷锴便开始从事发奖斗争，并与他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8年9月，蔡廷锴和谭平山等人受邀，辗转来到哈尔滨，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刚到哈尔滨，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便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

很快，毛主席便给他们发来了一封复电，说：“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9月，蔡廷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廷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还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