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环境的变化与经济制度的演进，如何影响增长源泉？

作者｜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1930-2025）

著名创新经济学家、现代演化经济学奠基人、国际熊彼特学会终身荣誉主席。曾任哥伦比亚大学 George Blumenthal 讲席荣誉教授，以及地球研究所“科学、技术与全球发展项目”主任。曾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任经济学家和分析师。

经济增长核算识别出许多不同的增长源泉因素，并将它们各自的贡献分别估算出来。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此解释增长会限制因果关系的深层探讨。深化这种分析方法的途径是，探讨那些决定着各种增长源泉因素——比如投资率——重要性和特征的变量，以及它们随时间的变化和它们在不同国家的变化。

由增长核算方法自然地沿袭下来的理论思路不是深入理解经济增长的唯一思路。很显然，影响增长的各因素有着很强的相互依存性。除了寻找与每一增长源泉因素有密切关系的变量来进一步深化分析之外，也许还可以尝试地辨析广义要素或条件，它们造就着或抑制着起一般激励作用的增长环境。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理性探讨，自然会引导人们将宏观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看作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引导人们考察制度惯性和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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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源泉》

[美] 理查德·R.纳尔逊 著

汤光华 张建琦 黄静波 译

舒元 吴培冠 翁显雄 校

东方出版中心

2022年1月

归因问题

1、加总问题

经济学家喜欢用微分方法分析微小变化的作用，这一本性在集中分析不同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当研究因素变化很大时，采用边际分析可能会将人们引入歧途。

比如，要素价格可以测量要素的微小变化对产出的贡献。然而，增长核算通常涉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的变化。事实上，劳动、资本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百分比通常很小，但这不应抹杀掉这样的事实，即：就算我们用短至10年的间隔来看，那些增长百分比也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任一点的曲率都相等，那么在10年末，任一因素的边际生产率受到不同要素在这10年内相对增长变化的影响。根据要素价格加权投入指数来分析增长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难题。

隐含在索洛分析中的增长核算方法似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用要素份额来估计产出弹性，而不是用要素价格估计边际产出，并且投入和产出指数采用对数形式。由于在生产函数中，某一要素相对其他要素增长，其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即使这样，要素份额不一定下降。在具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要素份额等于要素比率。除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之外，在其他生产函数里要素份额不等于要素比率，并且如果各要素以不同速率增长，要素份额将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有人已经提出用迪维西亚（Divisia）指数解决可能存在的这一实证问题。在迪维西亚指数里，每一时期都用当时的要素份额作为权数计算一个对数投入指数（参见M.Richter，1966）。实际上，这是索洛在1957年构建理论时采用过的方法。虽然索洛提出的方法可以识别曲率，但他并未改变曲率的原来含义。如果要素是互补的，那么增长是一种超级累加的结果，即由各投入增长所引起的产出增量大于由各投入要素在其他要素保持在基础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各自对产出提高所做贡献的总和。单个要素的增加提高了其他要素的边际贡献。互补作用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使得那种试图将增长的贡献分解出来的做法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样，就如同把这些要素看成是不具互补性的了。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济学家也受到了以上相同问题的困扰。当时，一些经济学者尝试将正在出现的要素报酬生产率理论加以扩展，用以探讨在某种“平均”贡献意义上的“恰当份额”。人们能够分析一名工人或一台机器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然而，试图计算所有工人或所有机器对产出的贡献则是没有意义的。打一个比方，假如有一块做工精良的蛋糕，它由许多原料制成，你可以列举出所投入的原料，如面粉、糖、牛奶等，甚至可以分析在其他投入原料不变时，稍为多增加一些或减少一些某种原料可能会对蛋糕口味产生的影响。但要将蛋糕的美味分解到各个投入原料中，却是毫无意义的。

把增长的若干源泉要素看成是制造蛋糕的原料，这或许能够得到某些启发。所有这些源泉要素都是需要的。在大多数生产率增长的分析中，有三项占统治地位的“要素”，即技术进步、资本增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种明显的相互联系。其一是它们显现出互补性，即任何一个要素的增长会提高其他要素的边际贡献；其二是由于互补，那些导致任何一种要素增长的力量也有可能促进其他要素的增长。

2、由技术进步推进的增长

在要素间存在很强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如果要进行分析，必须集中分析那些涉及的关键过程，努力探明不同要素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我认为，把技术进步看成是核心的推动力量是很有用的。我还认为，资源再配置应该被看成是生产率增长中的一个关键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由新技术开创出来的潜力能以多快的进度得到利用。在某种程度上，资源的再配置简要地反映了产品间在需求收入弹性方面的差异。除此之外，它更多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技术进步在侵蚀着一些产业、企业和职业活力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产业、新的企业和新的职业。如果增长的驱动力量来自技术进步以及有关的、重要的资源再配置，那么资本和教育就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

最简单的新古典模型将新的实物资本与其他任何生产要素同样看待，根据齐次线性生产函数，新实物资本相对劳动的增加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资本新古典模型和本文表述的观点里，新资本的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新技术的载体。若考虑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加上新资本包含新技术，那么新的投资应该增加R&D支出的收益，并刺激R&D支出的增加。那些刚好来自R&D实验室、包含于新资本之中的技术也会成为许多干中学、用中学的重要对象，这反过来又促使开展更多的R&D活动。新实物资本的投资也使那些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能够挤掉技术落后的企业，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更一般地，正如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z，1979）强调的那样，进行实物投资或不进行实物投资，这是根本上实现资源从衰退的部门及活动中转移到成长中的部门及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正统理论看来，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只是比未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具有“更多的生产性”。根据本文简要介绍的观点，这种过分简化的认识会将人引入歧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素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已经成为开展R&D活动不可或缺的因素（参见Pavitt，1980）。而管理的一项中心任务是对R&D的部署做出决策，对采用什么样的新技术做出判断。从本章第二节讨论的各种研究中可以看到，管理者精通技术是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条件。有证据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在接受农业新技术方面有优势；有着良好教育基础和新毕业的医生最早采用新药；受过相应高等教育的工人在企业里操作着新技术设备，这种情况很常见。这些都表明，良好的教育背景有利于更快地理解干中学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因为有着宽广基础知识的工人工作灵活，有能力学会许多不同工种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为工人转移工作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工人从旧的工作转移到新的工作，从衰退的产业转移到扩张的产业。另外，从工作流动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自信，或许能减弱部分劳动者对技术转变的抵制。

正如高比率的资本形成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刺激并促进了技术进步一样，技术进步也刺激了高比率的资本形成，激励年轻人获取正规教育。如果技术进步比较缓慢，则它用来补偿资本深化收益递减的作用就会较弱，投资收益或投资收益率或两者同时都会比较低；如果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就会减少与技术对手竞争所需的科研人才和工程师，也会减少对那些用来处理新情况、学习新技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人们观察到许多国家的技术进步比较快，但它们的投资率和教育水平却很低，准会大吃一惊。没有人会期待出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在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形成保持高的比率，但却没有新技术的引入，新技术也没有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也很难发现有这样的社会：进入劳动行列的年轻人维持较高的教育水平，但与此同时，科技水平却没有得到适当的提高。总之，不存在可以严格分离的增长因素，相反，所有的因素是一个整体，都需要综合考虑。

经济环境与经济制度

深化增长分析的一种方法是研究那些影响各种直接因素的力量。这些直接因素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作用，这启示人们开辟另一条途径，即努力识别经济环境中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增长起着一般的支持或阻碍作用。近年来，大量有关增长方面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在遵循这样一条研究路径。

的确，近期的研究工作体现出这种倾向，它们试图将生产率增长与宏观经济状况——特别是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稳定——联系起来。正如本章第一节叙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起源于人们试图找出内含于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这一悲观结论的根据。人们发现，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关键假设是认为生产中的系数固定不变。对此加以修正（通过假定各要素投入比率可变，可灵敏地随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从此以后在大多数新古典模型中，就简单地假定增长是均衡的。但在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没有什么能保证现行的要素价格实际上就是与充分利用国家现有的资本存量和劳动量（或其他投入要素）相一致的价格，没有什么能保证总需求将总是等于商品和服务的潜在总供给。这些条件确定出一种均衡。但至少在我看来，不存在任何有力的论据，更缺乏经验证据表明，宏观经济运行在长时期范围内会自然地、严格地服从于均衡轨迹。麦迪逊（Maddison）及其他学者在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速增长时表明，巧妙地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能会实现均衡增长，并且那时也取得了均衡增长。1973年以后的实践对这一观念提出了疑问。

很显然，当前生产率增长速度下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较高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过去大的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学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理论说，低生产率增长本身是引起就业困难和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至少在我看来，人们对长期潜在经济增长与短期宏观经济运行之间联系的认识仍然不是很清楚，更缺乏定量的研究，对关键机制也是如此。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有着很多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机制。按照正统理论的观点，宏观经济环境通过它对投资的影响而对生产率增长产生直接的作用。这样，经济萧条带来生产能力过剩、投资延滞、资本-劳动比率增长减缓，最佳生产技术的引入同样放慢速度。投资的下降不仅仅会降低吸引和运用最佳技术的速度，还可能减缓技术知识的前进步伐。

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是在复苏时期得到补偿，还是永远地丧失，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当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恢复到很高水平时，实物资本是否加速增长到足以补偿低谷时所造成的损失（正如有些模型中隐含的那样）呢？或者，由于衰退而在新工厂和R&D上损失的投资是否永远得不到弥补（在那些投资占GNP的比率固定不变的模型里或许隐含着这样的结论）呢？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处理宏观经济问题时会遇到比60年代多得多的困难。石油价格的急升是部分原因，但为什么社会那么难以接受生活水平的（暂时）下降呢？这种下降在经济学家看来是必要的。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收入”政策被证实是不可能执行的呢？低生产率增长，或准确地说，比前期更低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导致了人们预期的合理恰当的收入增长与经济能够实现的收入增长两者之间出现膨胀性缺口呢？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比其他国家更容易遇到这些困难？如果经济学家想要理解引起1973年之后增长放慢的内在力量，那么，这些问题也许是需要他们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但它们却不是传统的增长理论所强调的问题。

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避免地会引导人们思考社会中的冲突根基，思考那些容纳、消除和加剧这些冲突的机制。英国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很突出，一是劳资关系紧张；二是经济政策断断续续。这是不是偶然的？而瑞典，至少到现在都还没出现英国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偶然的吗？英国的问题有多少是来自其特殊的联邦制，这种联邦制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抑或可塑的？

对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可提出同样的问题。有几项研究将英国经济衰落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学校教育。直到最近，英国学校教育体系对工程人员的培养一直不如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研究断定，一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影响不容易用人力资本概念反映清楚，它更准确地表现在一种氛围上，这种氛围影响着管理风格，进而影响到创新、资本形成以及竞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教育体系的差异反映了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基本差异。至少到最近，高等学校培养的工程师难以在英国产业界找到工作。在美国，政府赠予土地建立起大学教育体系，大学教育体系切实体现了注重实践、教育大众的宗旨，这一点甚至在共和国创立之前就在这片土地上清楚可见了。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工程专业学生的入学人数明显下降（最近这几年这一数字又在持续上升）。英国现在已经开始增加工程学生人数，改进工程教育体系。这是为什么？不同的教育投资其收益率存在差异与变化是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投资收益本身反映了体制、态度和政府政策的差异与变化。

人们已经认识到，各种规章制度大量增加，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这也严重影响到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有些对这些新情况影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其吸纳或分散资源方面，但另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它们的影响在于酝造出一种氛围，如同微观经济氛围、劳资关系状况以及社会教育体系特征一样。商人们在谈论他们对制度环境的担心时，总是强调与之相关的不确定性，他们害怕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新的尝试都会遭到禁止。这种担心影响了与R&D和实物投资有关的决策。类似地，有观点认为，福利水平提高的最大害处，是一些年轻人不再感到他们应该或必须为生计而努力工作。对此人们一直存在着争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有说服力的论据支持任何争论方的观点。我在此谈论这些只是想引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在正统理论分析中都是不予考虑的。

社会科学家（不包括经济学家）和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与上面讨论相类似的变量很重要，他们一直试图解释这些变量及其影响。经济学家按照那种注意理论形式和讲究数量准确的学术传统行事，倾向于认为其他学者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缺乏学术精确性，经不起数量上的检验。毫无疑问，确实很难对诸如上面谈到的论题做出精确的、数量上的回答，这样做的难度远大于继续在正统理论框架下精雕细刻。然而，仅沿那条熟悉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承担得起由此带来的后果吗？

经济制度的进化

人们有责任对经济制度的持续性以及经济制度变化的机制做出研究。经济学家正联同其他社会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种势头日趋明显。这一研究从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是对私有组织，特别是对企业组织的演化进行研究；二是对公共或社会组织制度结构的演化做出研究。

在那些有关企业演化的研究中，由艾尔弗雷德·B. 钱德勒和奥利弗·威廉姆森（Alfred B. Chandler and Oliver Williamson）所做的研究也许最引人注目。钱德勒是一名研究现代公司演化的杰出历史学家。他论证道，在19世纪中期交通和通信革命之前，当时信息交流受到限制，加上对稍远距离机构的控制能力有限，这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在地理上遥远的地方扩张其分支机构，制约了它们的发展（1962，1977）。个别例外的企业在外地开设分支机构，由家族成员经营管理。19世纪的技术革命减少了信息传递和控制方面的障碍。只要企业能够建立起适合的管理组织，企业便可以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各分支组织的运行由各层级管理者负责，并将情况报告给总部，这样，由一线和后援为主体的现代组织形式便形成了。钱德勒还对后来的发展做出了描述，随着异地分支机构的增加或生产业务的持续扩张，传统的科层结构中的最高管理层已是不堪重负，于是，分支机构发展成为独立的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

理论家威廉姆森在钱德勒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理论，表明那些较新的组织形式与早期结构相比，有着经济上的优势（1970，1975）。威廉姆森的总体理论思路是考察在不同条件下，不同形式的组织在交易成本上具有的优势与劣势，并且假定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在特定环境下控制交易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在近期研究中，他将这一思路加以扩展，考察更为普通的创新组织（1980）。威廉姆森用这种思路解释一些组织创新，其中包括19世纪后期兴起的批发业和20世纪涌现的连锁店。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思（Lance Davis and Douglas North，1971）采用与威廉姆森相类似的方法解释美国土地政策、劳工组织、金融制度的长期演进。

一些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或明或暗地假定，经济形态是一种混合经济，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它对私有组织意愿的改变起着推进或阻碍的作用。戴维斯和诺斯描述的组织变迁要求公共部门以及私有部门的共同行动。拉坦（参见Binswanger and Ruttan，1978）在研究中描述了政府支持农业教育、研究和技术推广的研究项目是如何随经济条件的变化和农民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

其他学者甚至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得更广。许多年以前，约瑟夫·熊彼特（1950）曾预言，资本主义富裕程度的上升会导致对资本主义竞争厌恶程度的上升，这样会出现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不清楚的是熊彼特是否预测到了现在的福利状况。不过很清楚，设计这一制度是用来保持个人和家庭免遭生活中的风险与压力。最近，曼库·奥尔森（Mancur Olsen，1976）提出，政治民主的和平演进促进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成长，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导致议会立法保护集团利益，抑制资源的再分配。熊彼特坚持认为，他所预言的更安全、更稳定的制度将具有相当的能力维持适当快速的技术进步，而奥尔森则提出保护特殊利益会增大经济变革的成本并使经济变革变得困难。

若干年后的事后观察使人们认识到，熊彼特看来是过高估计了可使创新活动“成为惯例”的程度，过高估计了创新与民主选举活动兼容的程度。另一方面，奥尔森的假说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地解释近年来许多政治方面的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已经打破，或极大地降低了各种利益集团多年来为维持自身利益而精心营造的保护层。简单明了的理论生动而有趣，便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变量或关系上。但也许到了现在，我们已经从简单明了的理论易与复杂多样的理论发生冲突这一事实中获得足够的经验与启示。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醉汉在一个夜晚将他的手表遗失在路边。他明知他没有将手表遗失在路灯下，但他却偏偏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在那儿，起码有灯光照着便于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