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女博士要求切除扁桃体、阑尾和牙齿，医生震惊：你不要命了？

1972年，47岁的海归女博士让医生帮个忙，把自己的扁桃体、阑尾以及牙齿全都处理掉，医生听后大惊失色，不可思议地质问：你不要命了？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人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但是，相对于重要器官而言，扁桃体和阑尾可能会显得比较鸡肋，因为切除之后对身体的影响也不算太明显。
可是存在即必然，既然身体上有这两个器官，要是好好地没有发生病变，就刻意把他们切除了也实在是不合适。
尤其是牙齿，很多人都不太关心，总觉得坏几个、拔几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牙齿对身体的影响反而相当重要，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搞不好甚至还会要命。
而让医生帮忙摘除器官、拔掉牙齿的海归女博士，还是医学领域的专家，不可能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那么既然知道，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主要跟她的理想和抱负有一定的关系。
这位女博士叫陈菊梅，浙江台州天台人，1925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很艰难，她家又是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家庭，父母加上他们姊妹五人是个七口之家。
这样一个大家庭，光靠父母种地可能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好在她父亲是个脑子很灵光的人，年轻的时候学过打首饰，除了种地还是半个手艺人，家里的境况倒也还算凑合。
更为难得的是，她父亲还是个很开明的人，别管生活怎么样，在孩子接受教育的问题上下功夫。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陈菊梅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0岁那一年考上了浙江医学院，自此踏上了从医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一片空白，在获得国外援助的同时，也急需培养我们自己的本土人才。
就这样，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陈菊梅，29岁那一年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前往苏联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在同学们的眼中，她是个典型的怪人，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交际，在苏联求学期间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她每天的路线也都很固定，就是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食堂，平常也不喜欢出去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业和钻研课题上。
她选择的主攻方向也很特殊，是当时人人都避之不及的传染病学。
要知道，在医学领域的众多门类中，钻研传染病学的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其中的原因也不用多说，光想想都能知道，想要把这个学科研究透，可不是光啃课本、看数据、查资料就够了，更多的是要置身其中做实验，甚至还要跟传染病患者打交道。
可是那么多人都避之不及，陈菊梅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门学科。
至于原因，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专家，如果大家都不学，谁来为同胞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再加上，那个时候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肝炎”就是最常见、也是对人体危害最大的传染病之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在国际社会是个有名的“肝炎大国”。
国家之所以会被扣上这顶帽子，除了西方社会的恶意挤兑之外，国内在这方面的情况也的确很严重。
陈菊梅就是为了摘掉国家这顶帽子，所以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传染病学。
相较于同时期出国深造的同事们而言，她的成长速度也是最快的，提前一年就完成了学业，随即回国进入了解放军302医院，开始废寝忘食地攻克肝炎这个课题。
由于她在研究的过程中，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总是被一些小病所困扰，不是感冒发烧就是哪里发炎了。
每次生病都会很难受，不仅耽误时间，对她的精力也有很大的影响。
于是，她就做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决定，把身体上容易发炎、又不是很要紧的器官给摘了，甚至把牙齿都给拔完了。
她的同事大都是经验丰富的从业者，什么样的“狠人”都见过，但是像她这么狠的人还是头一次见。
所以，同事们就劝她要冷静，千万别头脑一热做决定，以后肯定是要后悔的。
但陈菊梅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只能把‘肝炎大国’这顶帽子摘了，就是再切除几个器官我也认！”
老一辈人就是这么执着，心里装的只有国家和民族事业，就是对自己亏欠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