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首任女主任，是怎样打破性别天花板的？

3.8‍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丽塔·考威尔（Rita R. Colwll），享誉国际的美国微生物学。图源：https://asm.org/Biographies/Rita-R-Colwell,-Ph-D

编者按

丽塔·考威尔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微生物学家，考她是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早期推动者之一。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的炭疽信危机中，考威尔作为科学界的领军人物，领导了炭疽杆菌的溯源和鉴定工作。她的团队利用先进的分子技术，迅速确定了炭疽孢子的来源，为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持。同时，她也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首位女性主任。

《她的实验室：一位女科学家走过的性别歧视之路》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解剖科学界系统性偏见的私家历史。学生时期被教授断言“奖学金不会浪费在女人身上”的挫败，到为完成学业被迫六次更换专业的荒诞，再到直面性骚扰与体制性压制的抗争，考威尔用六十年职业生涯的切面，揭开了科学体制体面外表下的隐形歧视。

然而，这部作品并非只是对压迫的记录，它更是一部关于反抗与希望的历史。考威尔以科学家的冷静与坚韧，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如破解霍乱传播机制、领导“9·11”炭疽信事件溯源）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还通过推动女性科研网络、挑战学术界的性别偏见，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可能。

今天，学术界内外的性别歧视问题仍未完全消弭。在这个妇女节，《知识分子》推荐这本书，希望通过丽塔·考威尔的经历和记录，唤起对科学界性别平等的关注与反思，并给与更多第一线的女性科学家。

作者| [美]丽塔·考威尔 [美]莎朗·伯奇·麦格瑞著

时至今日，科学界仍有许多男男女女深信胜任高水平科研的关键在于拥有Y染色体。他们依然认为，男性比具备同等条件的女性更适合搞科研。

我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已将近六十个年头，一路闯荡科学界，助我的和碍我的人数比大致是6∶1。即便如此，科学界终究是个无比保守的圈子，里头满是有权有势的男人（也有一些女人）。他们非常排外，排挤所有女性和非裔、拉美裔等一切有色人种，以及移民、性少数群体、残障群体等任何不符合典型“天才白人男性”形象的人。

科学界崇尚革故鼎新。可每每听到人家出于好意说“让更多女性对科学感兴趣”时，我仍不免有些恼火。根本用不着让更多女性对科学感兴趣。目之所及，到处是被隐没的身影——她们或在丈夫或男同事的实验室里，或在医学博物馆、图书馆，在政府机关，在全国各地的基层教学岗位上。多的是想做科学家的优秀女性。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假如我是男的，我或我的学生都不会受到那样的蔑视。每每被问及我哪来的时间竟发表了800多篇论文时，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别无选择——身为女人，我只有把我的发现足足证明20次，才能让它们被认真对待。证明，证明，证明——你必须一直一直逆流而上。

01 被歧视的女科学家

1956年5月的一天，春光明媚。我与我的未婚夫杰克·考威尔(Jack Cowell)漫步在普渡大学的校园里。

走着走着，我们遇上了亨利·科夫勒(Henry Koffler)教授。机不可失。我直接站在人行道上，兴奋地告诉教授，我打算在医学院办理延迟毕业，趁杰克读化学硕士时读个细菌学研究生。只要申到奖学金，这个计划就能实现。

“我们不会把奖学金浪费在女人身上。”科夫勒说，仿佛这是再浅显不过的常识。

我的第一反应是沮丧，紧接着是愤怒——既对这不公的政策，也因他那不屑一顾的态度。拿不到奖学金就没法继续求学。他知道我的成绩几乎全A，我本以为他会理解。只可惜，事与愿违。而正当我和杰克打算告辞的时候，科夫勒又给了我当头一棒：“你顶多可以指望去医院的产房里拿个学位。”

我怒火中烧，但表现得云淡风轻——我才不要让科夫勒觉得他能击垮我——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读出学位。

我原本打算花十年完成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结果八年就搞定了。乔治敦大学是一所耶稣会学校，直到1969年才开始招收女生，而我即将成为生物系唯一的女教员。

由于我的两个女儿尚小，丈夫也忙于自己的事业，我无法享受学术界惯例的一年期休假。我反而要时不时地出差一两周，去国内外的实验室找寻合作伙伴，并将最新研究进展的相关消息带给学生们。这些会议和研讨会的参会者几乎全是男性。由于该领域女性较少，我的合作者也多是男性。

有一回，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埃纳尔·莱夫森(Einar Leifson)隔着桌子高声质问：“你老公知道你在哪儿吗？你怎么不待在家生孩子？”当时我刚发表了一篇关于使用最新、最强大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弧菌结构的论文，可莱夫森依然忍不住教育我：“小姑娘，电子显微镜怎么能鉴定细菌？你只能靠肉眼和脑子表征它们。”他宣称观察细菌的唯一方法是使用老式光学显微镜，并采用他开发的染色技术。

不过，听听这种吹毛求疵跟失去资助相比也算不得什么。我当时刚刚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交了详细的资助提案，申请30万到50万美元以继续我在海洋食品安全方面的微生物研究。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提案颇受好评，于是FDA依照惯例派了一个四人小组来做实地考察。其中一名组员便是约翰·利斯顿（作者的导师），他从西雅图飞来。另一人来自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我带他们参观了我在乔治敦局促的实验室，里面挤了两名研究生、两名写毕业论文的本科生和两名技术员。

我向他们汇报了研究方法和工作计划等常规问题。原以为一切顺利——直到消息传来：小组驳回了资助申请。利斯顿来电向我解释，阿默斯特分校的那个教授投了反对票。其余的组员曾与他争论，但谁都劝不动他，因此只能拒绝申请。最令我难过的是，利斯顿说这人投反对票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他只是不喜欢女科学家。回想种种，我确信此类出于主观原因而阻碍青年职业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我是乔治敦大学生物系唯一的女性，而微生物学教授在华盛顿特区并没有多少就业选择。附近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只有两位女性科学类教职工。我立足的唯一办法是大量发表论文，证明我的研究准确且可复制。可缺了资金，就很难驳斥那些质疑。

乔治敦大学有一股我不喜欢的隐秘风气。刚到那里的头几年，一旦我招了个女博士生，我和她的学术声誉会双双遭到质疑。那些教职工对我也带男学生的事实视而不见，只觉得我是个二流教师，“只能”招几个女学生。他们还觉得，是这些女生不够优秀才会找不到男导师。

1971年，在乔治敦担任七年终身教职后，我有了晋升正教授的资格。同时符合条件的还有一位同事，他还是一位耶稣会神父。我不觉得这事儿有任何悬念，毕竟查普曼在教职工大会上都曾公开夸赞我的工作效率是全系最高的。入职乔治敦大学三年后，我就成了终身副教授。

至于学术声望的硬通货——经费资助，我也从美国海军、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环境保护局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微生物生态学研究经费。数据、研究成果和出版成果我也样样不缺。

简言之，当查普曼把我叫去办公室说有坏消息时，我着实蒙了。这一年的提拔我没戏，系里提拔了那位神父。而我要再等一年才能被重新推荐、晋升。我的辛勤付出、才华和有足够数据支撑的新想法……种种我以为足以确保我事业发展的东西都不够。

华盛顿地区。该地区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也就是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当时尚未对女性开放。在20世纪60年代，它也像所有常春藤盟校一样几乎不招女教职工。而离它不远的后起之秀马里兰大学已实行男女同校。

我给那边一位交好的同行打电话询问：“你们的帕克分校还招人吗？”“太巧了，”他说，“我们有位微生物学教授跟你同个专业，他今年即将退休。”

02 女科学家，团结起来

就在我愉快地搬去马里兰大学之前不久，那里有一位完全符合条件的兼职讲师竟然被该校的七个岗位同时拒收。

她问临床心理学的一位男同事，为什么一个岗位都不招她。“面对现实吧，”他说，“你这个女人过于强势了。”那天晚上，伯尼丝·“邦妮”·桑德勒(Bernice R.“Bunny” Sandler)在家中哭泣，她的丈夫问道：“你们部门没有强势的男人吗？”“他们都很强势。”她答道。

这就不是邦妮的问题了，她的律师丈夫说：“这是性别歧视。”

这句简简单单的“这是性别歧视”开启了女性在科学界漫长的征程。我们开始联合起来，用数据武装自己，拆除所面临的障碍。

这场反抗始于1973年。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聘请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入职，距哈佛实验室的那场梦魇（编者注：霍普金斯曾被DNA发现者之一克里克性骚扰）已过了十年，第九条修正案刚刚禁止接受联邦拨款的教育机构歧视女性。

女性主义运动在科学界起步较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科学家们开始约在家中谈论彼此遇到的问题，而不必承受领导狐疑的目光；有的甚至写起了回忆录，讲述遭受的不公。虽然批评者常称我们为“好斗、粗野的麻烦精”，但我们急需彼此的故事来看清自己所经历的历程——由此意识到我们并不孤单。

虽然有了第九条，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少有当权的男性认为科学机构需要全面改革。在第九条生效的头一年，生物学系当年招收了一大批新生，男女各半。所有女生只能共用一位导师。女生们后来发现，这个男导师与每位女生单独谈话时都说了同样的一番话：“我们是怕失去联邦资助才录取你的。”

麻省理工学院尤其危险：女性在本科生中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却仅占教职员工人数的8%。霍普金斯刚到麻省理工，一位女行政人员便提醒她学校的女生会惹上麻烦，教授们总想找她们约会。

几年后，霍普金斯目睹了麻省理工令人担忧的一些情况。当时她在一个委员会，职责是审理学校、学生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应男性成员要求，她和另外两名女性委员私下采访了女性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和教职员，最终形成了一份报告。

女生们透露，一些男同学和男老师总对她们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女性在麻省理工待得越久，志向就越低。

1973年时，霍普金斯还不是女权主义者。她觉得联邦政府和妇女运动已经消除了她这一代人的性别歧视。在她看来，问题出在“我唯一感兴趣的高水平的科研每周花费我70多个小时。我怎么做得到又当科学家又当妈”。“母亲不可能当大科学家”这一信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麻省理工半数以上的终身任职女性都没有孩子。

霍普金斯已经开始怀疑男性是否真的在意她的工作。一位表扬过她的研究报告的资深科学家提出跟她发生关系，使她备受困扰——不仅因为这件事本身，更因为她由此怀疑自己的研究可能没他说得那么好。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没能申请到实验空间安置鱼缸。

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遭到了不公平对待。麻省理工的男人拿到的实验室空间是否真的比她更多？对于霍普金斯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解答的办法显而易见：量一量。

于是她带着卷尺，走遍了麻省理工的各个实验室，记录下每一间的大小。她足足花了一年，总算得到了要找的真相。她猜得没错：男人的实验室更大——有些比她的大四倍。资深男教授的实验室平均面积有3000平方英尺，而资深女教授的平均只有 2000平方英尺，大致只相当于初级男教师的实验室大小。

霍普金斯勃然大怒。她在窗台上叠了一大堆关于实验室测量结果的记录、投诉意见和信件，把它们通通交给了律师。律师定了性：这是歧视。

1994年夏天，霍普金斯起草了一封言辞激烈的投诉信，打算发给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寄出前最后一刻，她打算找个女同胞征求一下意见，于是跟玛丽·路·帕杜（Mary Lou Pardue）教授约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吃午饭，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信摊在桌上给帕杜教授看。令霍普金斯惊讶的是，这位在11年前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教授当即作为担保人在信上签下了名字。

在这之前，她俩都不曾向对方或同事吐露过各自的沮丧，甚至连自己有几个女同事都不清楚。帕杜和霍普金斯惊讶地发现，麻省理工的六个科学系（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脑与认知科学）雇用了197名终身任职的男性，女性却只有15名（包括她俩在内），还有两名终身任职的女性在工学院。

霍普金斯和帕杜把这封信拿给这15位女教授， 除了一位自称并未受到歧视的教授，其余14人均当场签字。不出24小时，她们组成了一个小而团结的女性团体。

1999年，该报告发表在了麻省理工学院教职工通讯上，并得到了维斯特校长的全力支持。他在一篇引言中写道：“我一度以为当代大学里的性别歧视部分存在于现实，部分体现在观念。但我现在明白，现实占了更大比重。”

女记者们听闻美国顶尖理工院校承认系统性剥夺了杰出女科学家公平分享资源的事实，争相报道。《波士顿环球报》周日版刊登了记者凯特·泽尼克题为“麻省理工女性赢得反偏见斗争学院破天荒地承认歧视行为”的报道。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凯莉·戈德堡执笔的“麻省理工承认歧视女教授”。

在那个年代，多数女性都担心直言不讳会毁掉自己的事业，但霍普金斯选择再次出战。她受邀前往全美100多所大学讲述“麻省理工奇迹”。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阅读了报告，要求麻省理工派伯根诺与一位教职员工出席那一年4月7日的全国平等薪酬日庆典。“此人非你莫属。”维斯特点名霍普金斯。

03 情况有好转吗？

如今，年轻女性与我交谈时会问我：“情况有好转吗？”对此，我会说，有。比如我的母校普渡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过去或现在都有女校长。

我也听年轻女性问过：“情况已经变好了吗？”对此，我会说，还没。仍有许多科学家在内心深处相信搞好科研与Y染色体有关。

然而，充分的证据早已证实女性在科研上的弱势地位是体制和社会问题。女性完全具备事业成功所需的才华。无数研究表明，人们在科学、数学、工程、技术和医学工作上的生物学性别差异微不足道或根本不存在。

根据对30多个国家、100多万名学生的学业记录开展的大规模分析，女孩的学科成绩（包括数学和科学）领先于男孩（70%的受访学生来自美国），且该趋势已经持续近一个世纪。还有研究表明，女性不会低估自己的能力，男性却会高估自己的能力。

此外，当今女性不缺成功所需的理工科学位。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女性获得了半数以上的理工科学士学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女性在生命科学领域获得的学士学位约占50%，获得的博士学位则超过50%。才华和学位都有了，女性仍然难以取得进展。只有39%的女博士能申请到博士后奖学金，只有18%的女博士能申请到教职，这可是进入学术职业轨道的基石。

当然不是女生对此兴趣不足。国家花了几百万美元，努力激发女性对科学的兴趣。但正如之前所说，女性对科学一直很感兴趣。实际上问题在于，女性几十年来一直被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

隐性偏见（也称无意识偏见）是罪魁祸首，人类的原始大脑和本能让我们迅速地把与自己不相像的人判别为不可信。这是下意识的反应，如同膝跳反射，可以保护我们抵御外部威胁，帮助人类在蒙昧时期得以存活，所以并非毫无用处。而到了今天，隐性偏见正在阻碍我们进步。

并非所有男性都愿意克服偏见。微生物学家乔·汉德尔斯曼(Jo Handelsman)尝试过跟男性科学家谈论科学界对女性的无意识偏见，可多数人无法相信自己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可不是那样的人，”他们说，“科学讲究客观。我们只是招了最拔尖的人才，是不是人才我们看一眼就知道。”

汉德尔斯曼和她的耶鲁团队决定对科学家群体做个实验。她说服了六所研究型名校的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系的127名科学家评估一份求职申请，但没有告诉他们实验目的。表面上看，申请人是应聘实验室经理职位的应届毕业生。每位被试者看到的申请内容完全相同，除了署名：一半署名为“约翰”，一半为“詹妮弗”。

结果令人不安，揭示出科学界无意识歧视之深重。男女科学家都认为“男”申请人比“女”申请人的能力更强。多数教职工倾向于雇用约翰，而非詹妮弗。他们对詹妮弗的支持度也更低，给“她”开的年薪比约翰少将近4000美元（约翰30238.10美元，詹妮弗26507.94美元）。无论年龄、性别、学科领域、终身职位的状况如何，全体教职工都更青睐约翰。

正所谓积土成山，每个歧视性的小插曲或许看似微不足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如同利滚利，反复叠加。

而今，STEMM领域的情况已有显著改善。这些进步归功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勇敢引领的女性。

看着女性科学家及盟友们为实现真正的职场公平而需要采取的行动清单，我感到未来的岁月并不轻松。我们正处于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突破的时代，待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因此可做的也有很多很多。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未来无限光明。

（原文有删节）

BOOK TIME

《她的实验室：一位女科学家走过的性别歧视之路》

[美]丽塔·考威尔[美]莎朗·伯奇·麦格瑞著

柯宁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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