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师朱光潜先生 | 陶洁

我在见到朱光潜先生以前就知道他。我大约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哥哥放学回家，忽然发现，对着我家所住的三楼东边房间的二楼到三楼的楼梯口出现了三个摞在一起的书箱。我们从最下面的那个缝隙往里张望，看到许多书。在我们保证不损坏的情况下，母亲打开了这个书箱。我们把书整理了一番，在最边上腾出一个可以坐人的空间。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坐在那里，随手拿起一本书，喜欢的话就看得忘掉一切，如果不喜欢就扔了再换一本。后来学到一个词“坐拥书城”，我觉得我是名副其实地坐拥书城。有一天，一个很儒雅的青灰色的封面吸引了我，书名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作者叫朱光潜。当年我看重的是故事情节，这些信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翻了两页就放下了。

1954年，我考上了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知道了系里有两位翻译大家。张恩裕先生就是翻译哈代的张谷若先生，不过他没有教我们翻译，而是教了我们一年的作文课。四年级时，朱先生教我们翻译。上学期讲英译汉，我记得他说，翻译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理解原文，不仅要理解字面上的意思，还要注意字里行间，甚至它们背后蕴藏的含义（read between the lines, even behind the lines）。他批评我们用“当……的时候”，因为“当”已经含有“时候”的概念，应该说 “在……的时候”。他甚至用报刊上的语言来指点我们翻译的诀窍。当时为了在钢铁生产上超英赶美，出现了一个口号叫“以钢为纲，纲举目张”。朱先生在讲解如何翻译长句时就说首先要找到句子最重要的部分，例如主语，抓住了最重要的词语，把它提起来，其他的从属部分自然就“纲举目张”了。

我们正听得起劲时，朱先生不见了，换了一位年轻人给我们讲四年级的课。奇怪的是，四年级下学期，他又回到西语系，但不再给我们上课。据说，他去了哲学系，但他为什么又回来了？没有人给我们解释这个来回调动的谜团。只有我从中得到了一些好处——

1958年夏，我们要毕业了，正赶上“大跃进”。毕业班也要献礼——听说中文系要写中国文学史，我们就想写英国文学史。我和一个同学去钱粮胡同赵萝蕤先生的家，向她要了她的英国文学史讲稿，不过大家看了以后发现，我们没有能力写一本英国的文学史。于是我们决定批判两本英国小说——《简爱》和《呼啸山庄》（不知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要检讨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源，一定会说是受了这两本书的影响）。我不记得我选了哪一本，但记得我们的指导教师是朱光潜先生。他首先批评我题目太大，太自以为是。他说写评论文章应该从小处着手，逐步提升扩大，最后到达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今天我对自己用的和他建议的题目都不记得了，但对他那从小处着手的说法记忆深刻。很多年以后，我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时也常常提这样的建议。然而，朱先生另外一种批评使我觉得很难堪。他常常指着我写的某一段文章很严厉地说，“你这样写，要有例证，要举例证！”这个批评使我去见朱先生时总有些胆战心惊。1980年代，我开始搞科研、写论文，忽然发现朱先生的批评让我受益无穷。他教会我在写评论文章前先认真阅读原著，以便找到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让我懂得如何从一个很小的甚至不起眼的细节，发现作家的创作意图。

1958年，我毕业留校，必须马上上讲台教课，而且教的是比我低三届的二年级学生。我对教学毫无经验，幸好有张祥保先生大力帮助。她修改我写的讲稿和编的练习，亲自来听我的课，在我无法对付学生问题时提示我解决的办法。我一周教14节课，还要编三个练习，批改作业，忙得焦头烂额，连家信都没有时间写，跟朱先生的接触就停留在全系大会上听他发言。我记得他在一次批判“右派”的大会上说，知识分子越是在顺利的时候越是要注意不要翘尾巴。我想，这是普遍真理，不是“右派”才要注意的事情。另外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可能发生在1960年。当时全国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西语系领导组织了一次朱先生和一个青年教师的关于有没有普遍人性的大辩论。详细情况，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朱先生坚持世界上是有普遍人性的，母爱就是最好的例证。他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动物都有母爱，更别说人类了。朱先生坚持自己观点的勇气征服了在场的很多师生。

大概在1976年初吧，我听说马士沂先生在领导朱光潜等三位老先生翻译联合国的一些文件。马老师是我的邻居，我就找他，问他我可不可以参加他的小组。他表示非常欢迎，并且说，朱光潜先生正需要一个助手。我去报到后，朱先生和马老师并不要求我翻译什么资料，而是要我检查两位老先生翻译好了的东西。每周有一天，我们全体人马在一起，我提出我对他们译文的修改意见和看法。一位老先生的翻译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他很喜欢用“不可或缺”这个词。我对这个词并不熟悉，就问他是否能够换成“不可缺少”。老先生从善如流，马上就说，“可以，当然可以”。另外一位老先生的翻译中问题不少。最严重的一次是他把原文的否定句翻译成了肯定句。当时，朱先生勃然大怒，把他痛骂一顿。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朱先生那么生气。

过了很多年，我退休了，去美国投奔女儿。张祥保先生也在美国儿子家。我跟她每周打一次电话闲聊。有一次我提起朱先生大发脾气这件事，她告诉我朱先生生气的原因。原来当年院系调整前清华把很多年轻教授提升为三级教授。北大一直使用英国体制，也就是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其他人都是讲师或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后者相当于美国体制里的教授，张先生当年在老北大就是高级讲师。朱先生是唯一的教授。院系调整时，他坚持英国体制，只把一个政治运动积极分子提升成为教授。可惜的是院系调整后采用苏联体制，实际上就是美国体制。朱先生提升的教授在新北大里的表现远不如清华在院系调整前紧急提升的教授，这是他在我发现这位教授的翻译错误而生气的主要原因。不过，朱先生发火还是有作用的，那位教授变得认真了。我的工作也跟着轻松起来。

我一直对朱先生怀有敬畏之心，但跟他合作过程中发现老先生其实还是很通人情的。他并不总是严厉待人。我曾经跟他讨论过五六岁孩子的教育问题。他马上建议让孩子背《古诗十九首》。他说，不要跟孩子解释内容，就让他们背诵，长大了，有一天，他们会懂得的。我同意老先生的看法，因为我小时候母亲教我们古诗时从来没有任何解释的。不过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我女儿五六岁时，我让她学了英语。因为这个岁数也是学外语的好时间，何况我正好在系图书馆发现了一盘通过两个孩子的对话学英语的录音带。

终于，乱哄哄的非常时期结束了。这个联合国文件资料翻译小组本来是马士沂先生为了掩护朱先生的美学研究工作成立的，现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我们从地下（大图书馆一个大房间里的小套间）转移到民主楼二楼北边的一个小房间，朱先生的桌子在朝东的窗户下面，我的小桌子靠着门口。朱先生做他自己的工作，我负责联合国资料翻译的收尾工作。

这时候，小道消息满天飞，我的好朋友几乎天天来告诉我她听到的各种奇谈怪闻。我们以为朱先生年纪大了，耳朵可能有点背，不会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有一天，好朋友告诉我关于某个曾显赫一时的大人物的事情时，朱先生忽然转过身子说，他们曾经住过一个房间。我们大为激动，连声问他，那是什么样的人。没想到，朱先生很平静地说：“他很有学问。”这个评论不是我们想听的话，但却使我们对朱先生肃然起敬。他并不人云亦云，落井下石，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

寒假以后，我回系里教书，朱先生继续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现在是我先生诚恩跟他联系更多了。他当年报考北大德语专业就是因为他想研究德国的哲学。朱先生陆续出版了他的著作和译著。我觉得朱先生一定明白我不是学哲学的料，因此我特别感激他在送诚恩他的著作时，也会写上我的名字。

1979年末，我通过考试获得去美国进修做访问学者的机会。1981年我回国后知道朱先生已经有了研究生，他常常去研究生宿舍送学生内部电影票。我想，他一定很高兴有人会继承他的衣钵。但我也相信像我这样上过他的翻译课的人也一定以曾经受教于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老师而感到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