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也是请客吃饭

作者|魏妮卡

编辑|李春晖

尽管伟大导师早就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随着一个个电影节捷报频传，颁奖情况却令人大跌眼镜，难免就有人怀疑电影节的含金量和运作机制。莫非，去电影节也要请客吃饭，先做自己人、再做人上人？

当地时间3月2日，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名单新鲜出炉。讲述灰姑娘梦碎纽约城的《阿诺拉》横扫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在内的五项大奖。与此同时，该片在中文互联网的口碑却全面崩塌，豆瓣评分已跌至6.7，并处于持续下滑中。

尤其是，出生于1999年的《阿诺拉》女主麦琪·麦迪森轻松赢了资历更老、呼声更高的黛米·摩尔夺下奥斯卡影后，中国网友锐评“怎么不算是欧美李庚希呢”。

是否感觉这情节都有点熟？群众对电影大奖的集体祛魅，2月底刚在柏林电影节上演过一次。

同样是大热的女性题材，文淇、刘浩存主演的《想飞的女孩》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后口碑堪忧，被质疑凭什么能进入主竞赛单元。而即便是最终摘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的《生息之地》，也因题材被质疑为得奖而拍，“拍落后中国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老调重弹。

奥斯卡与欧洲三大电影节，曾经象征着电影的最高荣誉。早些年得奖的影片与主创，均获得业内外普遍认可，可说是一举奠定江湖地位。如今屡屡陷入“历年最差”争议，到底是大众文化意识觉醒，不再让他们精英说啥是啥；还是艺术家们确实不思进取，总想用理念空壳把我们糊弄？

最重要的是，电影节的运作机制没有选秀透明、没有票房直观。究竟谁能去电影节、谁能成功镀金、谁在深深爱着“命题作文”，还要回到第一现场找答案。

选片机制熟人优先

要知道“差片”如何被送进知名电影节，就先要了解一下各大电影节的选片机制。

主流选片机制就两种。一种即奥斯卡采用的工会制度投票，工会成员近万人，章子怡、陈冲都是其工会成员。另一种则是“策展人制”，几乎所有电影节都采用这项制度。

“策展人制”顾名思义，负责策展的那个人具有最高话语权，对外宣称是一个组委会负责所有事。普通参赛者都可以投递作品到电影节官方邮箱，经历初审、复审和终审流程，最终入围名单通常由策展人决定。比如戛纳电影节大名鼎鼎的艺术总监/策展人蒂耶里·福茂。

福茂在《我与戛纳》一书中，提到所有投递的片子都会被工作人员看完，这是电影节选片最大的民主之处。硬糖君没有检索到戛纳电影节相关初审评委信息，但国内的电影节、比如上影节，初审评委会招募相关专业的在校研究生，进行一轮基本筛选，主要看影片是否合规。复审则会有一些专家、影评人等。

虽然福茂自称每年会看上千部电影，但硬糖君冒昧揣测他主要的精力还是花在了“维护戛纳星光”上。因为已经成名的大导新作去哪个电影节，都需要三大负责人去“抢”。不管大导拍成什么样，只要他们的作品入围了，电影节就会有星光与话题。

不过2024年，被福茂选进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大师新作就集体翻车。包括贾樟柯的《风流一代》、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大都会》、大卫·柯南伯格的《裹尸布》。

除了大导享受保送待遇，那种入围过三大、小有名气的导演，也不需要跟普通人一样投递邮箱走流程。《想飞的女孩》的导演文晏就属于这一种。她的上一部作品《嘉年华》曾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有了这种履历，再次入围三大并不难。

电影节每日的活动，既是影迷的近距离追星场，更是圈内人社交的名利场。经常跑电影节的制片人，基本都“攀上了”三大负责人的关系，可以直接向其投递新片。

制片人单佐龙当年把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运作进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后续又把李鸿其导演的《爱是一把枪》、景一导演的《植物学家》送进了威尼斯、戛纳的次要单元。

必须承认，被福茂称为“民主”的选片制度早年的确发掘了一批天才导演。50、60年代的费里尼、伯格曼、戈达尔、黑泽明等，90年代的昆汀、李安以及咱们的“国师”张艺谋等。

但近些年，三大走出的“天才”越来越少，很多处女作惊艳的导演后续作品不尽人意。福茂在自己的书里也提到，自己近年来的选片名单不断遭到法国媒体抨击。

“命题作文”大行其道

毕竟这是一个各行各业都造星难的时代，多数电影导演也处于差点火候的阶段。如果不能持续输出符合“三大”审美的作品，就随时可能被其抛下。

比如四次入围戛纳电影节次要单元的魏书钧导演，国内舆论均奉其为“戛纳嫡系”。其事业运却在近期急转直下，执导的三部新片均未能进入“三大”。王鹤棣怎么也想不到，演了魏书钧的两部电影《青春梦》和《白鹤亮翅》，竟然一个奖都没捞到。与他同病相怜的是黄晓明，他主演的魏书钧新片《阳光俱乐部》也没捞着奖。

魏书钧本人可能也颇感郁闷、有意闭关，最近被网友发现，他考了中传的电影学博士。

其实，魏书钧连吃“三大”闭门羹，倒不一定是因为水平退步。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命题作文”没写好，或者说，他现在也不愿意写“命题作文”了。

早年，魏书钧入围戛纳的《延边少年》，主角是农村的朝鲜族少年。这种选题与创作很容易获得“三大”青睐。

无论是欧洲电影节，还是北美电影奖，政治正确是一部影片入围的最大buff。比如LGBT群体、女性主义、少数民族、边缘地区、抨击体制与政治隐喻的题材等。

连续拿下戛纳电影节、奥斯卡最高奖项的《阿诺拉》就有两大buff加成：一个是女性主义题材，艳舞女郎做了一场灰姑娘梦，但敢爱敢恨、清醒独立。二是电影讲述了主角间的“美俄之恋”，隐喻了俄罗斯与美国亦敌亦友的微妙政治关系。

让“石头姐”艾玛·斯通第二次摘下奥斯卡影后的《可怜的东西》，同样也有女性主义的大buff。电影最后，女主角把登味严重的男性改造为新造的人。

《想飞的女孩》能够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很大程度也吃了女性题材的红利。而且双女主又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戏外文淇、刘浩存已经炒上cp了。

同性题材在三大电影节一直有“绿卡”。比如新人导演耿子涵的“姬片”《小白船》，入围了2023年戛纳金摄影机奖。

祛魅之后重估价值

奥斯卡因为人数众多的工会评审制，曾被认为是“最民主”的电影奖，其他国家没有庞大的电影工会便很难效仿。但如今看来，工会评选也和总统选举一样，总是会受时代风向、政治因素、公关能力的影响。《阿诺拉》的“美俄恋”获奖结合美俄关系变化、泽连斯基舌战特朗普，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

而且《阿诺拉》这类名为女性主义电影，实则有大量满足男性欲望的镜头，可不正中奥斯卡众多白男评委的下怀。工会投票也并不意味着“公平的审美”。一种制度运行已久，人们都想方设法利用它的缺点，制度也就开始失效了。

其他电影节因为评委人数少，更难保证公平，通常代表的是一组评委的精英圈层审美。萨特曾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给文学颁奖会把文学变成一种“有等级的实在”。虽诺奖本身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诺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电影奖通过入围名单输出自己的“电影清单”，标榜自己的价值取向，形成一套独有的艺术等级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当欧洲电影创作枯竭之际，含金量最高的主竞赛单元便不断吸纳日本、韩国电影以及曾嗤之以鼻的美国电影。

欧洲三大电影节最初被创立之际，其实是有着抵抗好莱坞电影与美国文化入侵的意图。而现在，戛纳电影节都快变成奥斯卡颁奖的前哨站了。2019年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奖的《寄生虫》，随后就在2020年拿下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今年奥斯卡提名的大热门影片《艾米莉亚·佩雷斯》《阿诺拉》《某种物质》均来自戛纳电影节。《阿诺拉》摘下戛纳桂冠后，现在又横扫奥斯卡。

实际上，在大举开放美国片进入主竞赛单元前，戛纳电影节与好莱坞电影也一直关系匪浅。以前戛纳不随便提名美国片，但一提名便能给美国片带来很大的宣传效应。

福茂在书里提到和妮可·基德曼每年互送生日祝福，妮可很感激福茂把她主演的《红磨坊》选进戛纳主竞赛单元。当时刚跟汤姆·克鲁斯离婚的妮可，正处于事业低谷期。因为《红磨坊》惊喜入围并获得首映口碑，其事业迎来转机。

而咱们亚洲导演，看起来更像欧洲人和美国人play的一环。其实东亚三国的创作人也深知这个道理。这些年，咱们的上海与北京国际电影节、日本的东京国际电影节、韩国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一直有种“互帮互助”的趋势，互相提名并褒奖了对方的很多电影，希望建立起一个属于亚洲人的电影审美体系。

奈何在外的整体声量都一般。咱们国内的电影体系，有官方体系的三大奖，还有独立电影体系的Fi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近年来，不少受到好评的国产艺术片都来自我们自己的电影节。比如First出来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平遥出来的《宇宙探索编辑部》。

只可惜，时间久了，电影节都很难避免关系户与名利场的问题，First与平遥近来的选片也遭到普遍质疑。贾科长最近提到自己喜欢的那种电影在没落，不知他是否想过，艺术电影体系或许也出了问题呢？真诚的有感而发还是冲奖的预制料理，我们还是能分辨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