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活一年血亏100万，价格战拖垮中小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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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两难。

作者 ：极速财讯

来源：极速财讯

01

年底盘点发现，一年白瞎了

“亏损20多万！”

春节前夕，工人们陆续放假离去，工厂瞬间没了往日的忙碌与喧嚣。王耀和他的两个合伙人坐在一起核算这一年的营收状况。

尽管早已预感到生意艰难，还采取不少措施降低成本，以为至少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然而，眼前的数字告诉他们，这一年白干了。

“要不关门吧，”有人建议，这已经是他们一年内第四次萌生这个念头了，这一次大家的心态更摇摆了。之前每一次，他们都试图说服自己，只要坚持下去，或许还有转机，“生意不可能永远低迷下去”。

王耀的工厂坐落于享有 “不锈钢王国” 美誉的广东潮州彩塘镇，占地面积 1300 平方米，主要生产不锈钢锅具。过去一年，厂子经历了史上最寡淡的行情。

营收数字的起伏，记录着工厂的兴衰。2018年，工厂营收突破700万，即便是在疫情期间的2021年，营收也达到了1000万元。然而到了2024年，营收已骤降至200万，仅相当于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一。

不想下牌桌，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

最直接的举措，便是压缩工人的上班时间。曾经工厂满负荷运转时，工人们的工作安排十分紧凑，一天需连续上三个班次，早班7点半到11点半，下午班13点到17点，晚班18点到21点半。但去年国庆节后，由于没有生意，工人们有20多天只上下午班，这意味着他们的一天收入从200多缩减到80多元。收入的大幅缩水，工人们一个个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员工还留在厂里。一直到年前生意好起来，他才又陆陆续续招了十几个工人。

▲王耀工厂现在用的设备

王耀自己也是能省则省。出门谈生意，飞机、高铁都不敢坐了。最远的一次，他去内蒙古包头，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腿都快散架了。甚至参加展会时，也不再单独租展位，而是和其他人共用一个，这样能省下2万块钱。

但节流仍未能扭转局面。在过去的一年，王耀的逻辑是，只要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机器总归还要转下去，人也要招。停工才是更大的损失。谁知，年底一盘点，正如大部分工厂老板的感受一样，自己被一种“固有逻辑”骗了。轰鸣的齿轮转不出财富神话，反而堆砌出透支的账单。

在江西婺源经营服装厂的刘明，去年经历了创业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工厂亏损高达上百万元。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厂子的订单量持续下滑，即便是往昔一些动辄下数千单的客户，订单量也下降到了一两百单。曾经的辉煌还历历在目：刘明一度底气十足，对于少于1000件的订单，他根本不接。年后，他做了一个决定，直接关掉了经营十年的工厂。

订单减少，不仅困扰中小工厂，大型企业也难以幸免。

在义乌，刘浩父母经营着一家银饰品工厂。六年前，工厂的产值已经突破两亿元，刘浩的父亲定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每年实现20%到25%的增长。

但这两年他再也没听到父亲说增长了。刘浩苦笑着说：“现在哪还敢奢望增长？能给厂里员工按时发工资，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而工厂的员工数量也从2019年的3000人锐减至千余人。

去年，刘浩去参加了香港珠宝展，眼前的景象让他倍感唏嘘。展馆内人流稀少，许多展位前空无一人。以往，参加一次展会，投入大约200万元，仅靠老客户下单，投产比就能达到1:10。但这一次，同样的投入却根本无法回本。

02

找不到更廉价的空间了

一边是订单的萎缩，一边是平台卷低价的策略，将工厂引入一个恶性循环。

工厂的职能通常是“代加工”和“供货”。得益于电商的发展，源头工厂的货可以直达消费者，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一种“高性价比”，在市场颇受欢迎。

拿王耀的工厂来说，去年200万的营收，有150万都是来自电商，原本倚重的线下渠道只占四分之一。

但2023年开始，激烈的平台竞争，将商家逼上极致低价，甚至报价跌破成本线，蚕食掉工厂最后的微薄利润。这时，工厂和商家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没有品质保证的草莽时代。只不过，过去的“低质”是出于平台监管空白和攫取高额利润，而现在是一种无奈的抉择。

王耀工厂生产的一款304不锈钢鸳鸯锅，正常标价在 60 多元。当考虑参与电商平台活动时，平台给出的建议价格仅为 11.5 元。“真按这个价格卖，肯定要亏死。”这种巨大的价格落差，让王耀断了自己做电商的念头，转而选择给电商商家供货。尽管理论上来讲，前者利润会更高。

即便如此，王耀也未能逃脱被内卷的命运。平台通过“同款比价”、“全平台比价”系统，强制商家进入低价竞争。这让商家们根本不关心产品的材质和品质，只看重价格。“哪家工厂价格低，就向哪家下单”。

另一款成本在20多元的304不锈钢锅，在王耀看来颇具性价比，可在商家那里却成了阻碍。商家反馈，这个价格在电商平台上毫无竞争力，根本冲不起销量，因为同行已经将价格压到了6元。

生存的压力下，王耀不得不妥协，在产品质量上一减再减。材质从304不锈钢逐步换成更便宜的201不锈钢，最后甚至换成易生锈的410不锈钢；锅的重量也从一千克左右减到了三四百克；产品厚度不断降低，最薄的时候甚至降到了0.18毫米，比普通 A4 打印纸略厚一些。这样的产品不仅容易变形，而且使用次数不到10次。

一次次地退让，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气愤地将这些产品称为“垃圾货”，但却依然无法将价格降到最低。

为了找到更廉价的材料，王耀反复联系供应商，询问是否有最便宜的材料，拿到材料后便马上进行试验，只要能用于生产就会采用。

“一些材料试了确实没法用”，比如201轧板J3虽比J1每吨便宜600多，但延伸性不够，产品原本要求8、9公分高的，J1只能做到4、5公分高，还有一些材料生产的商品会出现开裂或者起皱的情况，没有在市场上销售。“要么就继续做成铁的，但铁的更容易生锈，所以就没做”。

而由于产品质量太差，在快递运输过程中，只要被重物踩踏或挤压就会变形。这直接导致了消费者退货率居高不下，甚至超过40%。而按照和商家的约定，这些退货所产生的损失，都得由王耀自行承担。“这是行业惯例，要是不承担售后，就很难和商家达成合作。”

这相当于，平台为了争夺消费者，逼迫商家降价，商家的无限制降价带来品质的下滑，最后却让厂家买单。去年一年，仅退货的包装盒，王耀就亏损了11万元。

作为一名电商卖家，去年孟涛就没少找厂家沟通更换材质 。他销售的一款破壁机原本卖299元，但突然出现一个卖279的商家，原本每月2万台的销量，就直接降到1.5万台。销量下滑，只能硬着头皮找厂家商量如何降低成本。

尽管工厂老板也会抱怨，甚至骂市场和竞争对手把价格压得太低，导致生意难做。但最终，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想方设法在符合国标的情况下把成本降下来。那款破壁机，外壳原本是不锈钢包边，先是换成了 ABS塑料，后又换成了质感更差的PP塑料。这样能让成本差不多下降30%。

“我们也不想这样，但如果你不跟着降价，订单就会被别人抢走。”孟涛坦言。而对于工厂而言，更换材质并非易事，这意味着要重新开模，仅开模这一项成本，就超过10 万。

退货、亏损、再降低成本，如此恶性循环，让工厂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实在是别无他法。”王耀无奈地说道。在彩塘镇，王耀还能勉力支撑，不少陷入低价竞争的工厂已经开始倒闭，有一家工厂有30多台设备，还是没能撑住。

这种“向下竞争”形成一个闭环：平台通过“同款比价”系统强制商家竞价，商家转而逼迫工厂降本，劣质产品推高退货率后，亏损最终由制造商承担。原本被系统和用户盛赞的“高性价比”叙事，最终蜕变为"低价低质"的代名词。

03

陷入两难：

不更新设备等死，想更新可又没钱

让产品获得可持续性低价也不是没有办法，设备升级。但是因为亏损，很多工厂都被卡住了。

王耀也想过更新设备，降低人工成本。“如果更新全自动化生产线，一名员工可以操作8台机器，几乎节约了7个人的开支，成本能省不少。” 王耀说。

王耀厂子里躺着的是8台早应更新的老旧液压机，设备表面锈迹纵横，大片漆皮剥落，部件衔接之处，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而这 8 台机器，每一台都需专人操作，还出现过几次安全事故。最严重的一次，一名工人的手指被削掉了一节，王耀为此赔了6万多元。从那以后，他常常叮嘱工人：“做慢点，不要太快，免得伤到自己。”

“老设备生产两个的时间，新设备能生产三个。”王耀算过一笔账，如果使用新一代设备，生产一台不锈钢锅就能节约2元成本。

然而，现实却像一堵高墙，挡住了他的升级之路。更新设备的总价高达400多万元，对于还处于亏损状态的王耀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今年的销售情况，生意有好转的话，就一台一台更新吧。”他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经营一家纺织厂的李凯也面临相似的困境，“不更新设备是等死，想更新设备可又没钱。”

他厂里的机器是2014年购置的，按照正常的更新周期，也到了该淘汰的时候。这些超龄服役的机器每年维修费用就要三四十万，皮带断裂、电机烧毁等问题频发，更换配件成了家常便饭。每次机器出现故障，整个生产线都得被迫停下，不仅影响生产进度，还让李凯心急如焚。

更让他揪心的是，市面上的一些设备已经领先2到3代。如果能换上这些新设备，工厂的生产效率能提升20%。这20%的效率提升，意味着更多的订单、更高的利润，甚至是企业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关键。

但要将工厂里60多台机器全部更换，需要投入近1000万元。这个数字，像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横亘在李凯面前。“还是再观望下吧。”

让王耀和李凯纠结的根源在于，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他们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赚不到钱，不敢升级设备；不升级设备，又难以提升竞争力。在这个循环中，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现状，等待着市场的转机。

04

平台赚到钱了，其余都没挣到钱

在制造业的丛林法则中，对于大多数缺乏品牌力的工厂而言，制造爆款几乎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但爆款一旦出现，便如同没有护城河的猎物，迅速被市场中的竞争者瓜分。

孟涛曾经营着一家生产空气净化器的工厂。2020年初，疫情的爆发让大众对空气杀菌需求急剧增长，孟涛在空气净化器滤网加入了UV杀菌，成为产品极具竞争力的核心卖点。市场反响热烈，每月销量从原本的5000多台，一路飙升至2万多台。产能跟不上的时候，孟涛的妻子也亲自赶赴生产线帮忙。

然而，市场上的商家看到有利可图，很快就跟风模仿孟涛工厂的产品。这些模仿者为了抢生意，把价格压得很低。在这种低价竞争下，孟涛工厂的产品销量下降了30% - 40%。为了能继续在市场上卖货，产品价格只能从399元一路降到299元，利润越来越少。

更令人头疼的是，现在仿款的出现速度远超预期。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铺天盖地地涌了出来。

对刘浩而言，现在一个爆款，平均三天左右就卖不动了，能撑上一周的，已经算是超级大爆款，“那我就要烧高香了”。

“只要找到更低价的供应链就行，谁都可以干。”刘浩解释道，“一个产品卖8块8，一天能出5000单，但只要有人推出了6块8的同款，销量立刻拦腰斩断。”这让爆款的价值迅速被稀释，工厂的利润空间也被挤压得所剩无几。

一些仿款的品质往往会更差。比如同是生产袜子的厂家，有些会以次充好，用容易起球、散发异味的涤纶袜，伪装成品质更好的棉袜。更有甚者，还会跑到同行店铺，盗取棉袜的产品图片，直接用于自家店铺宣传。而大多数消费者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很难辨别袜子材质这些细微差别，往往容易被误导。薄利多销的初衷，逐渐演变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生存陷阱。

孟涛提到，平台虽有投诉机制，但遇到盗图、仿冒的情况，即便找平台投诉也无济于事。“投诉的时候说让等反馈，但一等就没有下文了。”

大多数没有品牌溢价的白牌厂商，还是只能在流量算法的操控下苦苦挣扎。但当生存空间日益逼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王耀停掉了对某个电商平台商家供货，尽管销售额下降了一半，但他明白，要想盈利，就必须放弃那些“垃圾货”。刘浩尝试用厂二代的人设发过一些帖子，试图给工厂带来更多客户。

但不可避免的是，当供大于求，洗牌仍会继续，而能活下来的可能就会有好的转机。只是，王耀觉得，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电商不能只做“抽水机”而要当好'“孵化器”。“一个正常的电商生态，平台、商家、工厂都能盈利，现在却感觉好像只有平台赚到了钱，其余各方都没挣到钱。”他表示。

写在最后：安利一个宝藏读书博主

“白天是公司高管，晚上是站街妓女。”

这是发生在1997年，轰动日本社会的“东京OL谋杀案”中被害人的身份。也因为双重身份，使这个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被害人死时39岁，从小成绩优异，1980年从日本名校庆应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东京电力公司，是被录取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员。她的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曾在这间公司担任要职。母亲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是一个富裕的高学历中产家庭。虽然父亲在她读大二的时候去世了，但没有任何经济困难，何况她当时的年薪高达一千万日元。而被害人生前从事的街娼，是性工作中最底层、最廉价也最危险的。据传，她最后一次卖身只要两千日元，不到人民币两百块。

相当于一个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进入国家电网公司，拿着年薪百万的薪资，晚上却还要去卖春。所以，所有人都在好奇，为什么一个毕业于一流大学、供职于一流公司的高学历女性，没有任何经济困难的迹象，却主动选择街娼这种最底层的工作？

夏不绿，不著名作家，出版书籍十余本，售出多部影视版权，用写作丈量生活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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