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因译电员一字之差：一城3万人被烧死，3高官被处决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点，长沙城突然间被大火吞噬。

早已进入梦乡的长沙百姓被大火惊醒，无数百姓在长沙城中奔跑呼嚎。

有人呼朋唤友想要扑灭眼前的大火，奈何火势实在太猛，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在大火之下化为焦土。

这场大火燃烧了5天5夜，大火过后长沙城90%的建筑毁于一旦，更有30000多名长沙百姓在大火中丧生。

这场大火让长沙成了与广岛，长崎齐名的，在二战中破坏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

但你可知道，长沙大火本是国民政府蓄谋已久的计划，而那30000多名遇难的百姓更是死得冤枉。

按照原定计划，纵火本应在长沙百姓全部撤离之后进行，而这个大乌龙竟然只是译电员的一个疏忽造成的。

其实这并不是蒋介石第一次下达大火烧城的命令，早在同年6月中日武汉会战之时，国军败退前夕，蒋介石就动过火烧武汉的心思。

只不过当时接到命令的陈诚不忍心将武汉付之一炬，并没有执行，因此还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长沙背面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与此同时长沙南面的广州也落到了日军手中，长沙顿时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11月7日，蒋介石亲赴长沙，时任长沙市长席楚霖振奋异常，毕竟总统亲临足见其对长沙战事之重视。

有了校长亲自坐镇，指挥官和士兵士气高昂，正是军心可用之时。

不过事情并没有朝着席楚霖预想的方向发展，蒋介石的到来非但没能保住长沙，反而给这座繁华的城市带来了灭顶之灾。

蒋介石一到长沙就召集高层召开军事会议，就在大家都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守住长沙之时，蒋介石对此却只字不提。

他先是批评了陈诚“既不从令，又不受命”之愚蠢，又是引经据典讲了1812年俄国靠火烧莫斯科大败拿破仑的历史。

话说到这，参会的人们都已经觉得蒋介石的口风有点不对了。

长沙市长席楚霖更是生出了一种不好的感觉，莫不是校长没烧成武汉，要在长沙放把火吧？想到此处，席楚霖面若死灰生怕自己猜测的变成事实。

11月10日，张治中组织召开了一次省政府秘密会议。

在会议上，张治中提出，一旦长沙不可守，我们要将粮食，武器，资源全部毁掉，不给敌人留下一丝一毫，至于如何操作，正是像席楚霖猜测的那样，纵火烧城。

此言一出，与会者一片哗然，绝大多数人都觉得火烧长沙城一事过于惊世骇俗，有欠商榷。

眼见下面乱糟糟吵成一片，张治中皱了皱眉，大声说道：“都别吵了，放不放火不是咱们能做主的，那是军方的事。”

虽然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下达这一命令的，应该是国家最高军事统领蒋介石。

日军大举侵华以来，湖南省的百姓大量涌入长沙，大概是觉得大城市更安全些，日军难以轻易攻破。结果就是长沙人口由10万激增到30万，繁荣程度不降反增。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武汉会战结束，随着武汉和广州的沦陷，人们意识到大城市也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安全，出于对战争的恐惧，但凡有能力的人都拉家带口逃离了长沙。

此时的长沙城常住人口仅剩下3万人左右，恐怕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带给他们灾难的不是丧尽天良的日寇，而是被他们给予厚望的国民党政府。

这次省政府秘密会议召开以后，长沙驻军以及政府机关就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火烧长沙的准备工作了。

当然这一切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其实大多数政府官员也只是认为这一计划只有在长沙沦陷时才会付诸实施。

11月12日上午，张治中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密电。

内容为：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从电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蒋介石对“焦土政策”非常执着，可以说长沙注定将成为一片焦土。

收到命令后，张治中不敢怠慢，连忙找来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商讨火烧长沙的具体计划。

按照计划纵火任务由警备一团和社训总队负责，纵火材料发放到连一级单位，务必在11月13日凌晨2点以前做好准备，并到达指定位置。

凌晨4点前，完成长沙居民的疏散事宜，张治中将在凌晨4点对所有任务点进行检阅。

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算为起火命令。

应该说整个纵火计划制定的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当酆悌和许权带着纵火计划找到省保安处处长徐权时，徐权却对计划进行了几处看似无伤大雅的修改，造成了后来的许多问题。

首先徐权将原定负责纵火任务的警备一团更改为警备二团；其次将纵火材料发放到了班一级单位。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改动似乎对计划影响不大，可是要知道当时的警备二团一直驻守在郊外，将其调入城区一来耽误时间，二来他们对城区的了解肯定比不上长期在城内驻守的一团，执行命令时难免会有些混乱。

再说将纵火材料发放到班一级，谁能保证每个班长都能令行禁止，不可控因子比之前增加了将近9倍之多，对于这样一个严密的计划来说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结果。

当然晚上，这份更改过的计划书出现在了张治中的办公桌上。

张治中仔细地看了一遍，并未觉察出有何不妥，于是很快签字批准了该份计划书。

不过他还是反复叮嘱说：“一定要谨慎行事，不可出现差池。”

11月12日，这个日子并不普通，正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

按照传统应该举办纪念活动，可是现在大兵压境，人心惶惶政府已经没有余力组织大型纪念活动。

可是孙中山毕竟是国父，在他的诞辰日政府没有一点反应也不合适，于是长沙市政府就组织了一场火把游行活动，也正好趁机将纵火材料就位。

当天午夜，一切都准备就绪，负责纵火的警备二团也到达了指定位置，只等着张治中检阅。

凌晨2点左右，一直没有休息的副总指挥许权突然发现长沙城南门方向隐隐有火光浮现。

许权心下一惊，猜想是哪个马虎的家伙不小心引燃了汽油。

他想到南门附近的负责人正是徐昆，就给他打了一通电话，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虽然打通了，但却没能找到徐昆，挂断电话许权心想，不管怎样还是先找人救火要紧，据他观察现在的火势并不严重，如果及时救火对原定计划应该影响不大。

于是他又打了第二通电话，这次他要找的是警察局长文重孚。

可是电话却无人接听，许权不知道的是当时长沙内的警察已经全部撤走，根本就不可能组织起足够的人手救火了。

原来在最近一段时间，长沙的警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逃跑现象，往往是早上派出一波警察出去巡逻，这伙人就趁势一走了之了。

为了这件事，文重孚一直在发愁，他找人到各个分局转了一下，得到的消息更令他头疼，原来大家都在为撤退做准备。

还有就是虽然军方已经做了大量的保密工作，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疏漏，军队计划纵火焚城的流言还是在民间传的沸沸扬扬，文重孚自然也有所耳闻。

12日这天文重孚敏锐地发现，大街上巡逻的士兵比平时多了几倍，而且大多数都是生面孔。

这些士兵一个个行色匆匆，手里都拎着铁桶，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

再结合近日坊间的传言，文重孚心头猛然一惊，难道今天就是放火的日子？

为了弄清状况，文重孚开始四处打探消息。

夜里他终于打通了警备司令部的电话，可得到的答复却是“司令不在”。

早已失了方寸的文重孚，自动将“不在”脑补为警备司令已经撤出长沙。

得到这个结论文重孚可就坐不住了，偏巧此时南门火起，他慌慌张张跑出门外登时发现原来着火的远不止南门一处。

这一文重孚就更加确认了之前的猜想，心说既然警备司令都撤了，我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还客气啥，于是他命令手下拉响警铃通知所有长沙的警察紧急撤退。

与此同时，没有联系上文重孚的许权也已经发现起火点不止南门一处。

许权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的第一反应是，计划改变纵火时间提前了。

可是又一想，如果计划有变，我这个副总指挥不可能收不到消息呀！

再者一说主席张治中也没有下达书面命令，而且按照计划第一个点火的也应该是天心阁而不是南门呀。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许权立刻给张治中打去了电话，听说了长沙的情况，电话那头的张治中也很疑惑并表示自己没有下达点火的命令。

放下电话许权已经顾不上其他，立刻开始组织人手进行救援，可是此时火势已经大起，再想将其扑灭无异于天方夜谭。

最终许权也只能长叹一声，眼睁睁看着长沙城在自己眼前付之一炬。

相比起早有准备士兵，最惨的还是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百姓，由于计划提前根本就来不及疏散群众，惊醒的民众面对熊熊大火根本就是待宰的羔羊。

据史料记载，长沙喻家巷老三号当时的居民是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是夜当她被大火惊醒时所有出路都已经被烈火封死。

无奈之下，她只得跳进院内的一口大水缸之内，希望里面的冷水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可她没料到的是，这场大火燃烧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到后来水缸里的冷水都沸腾了起来，等到大火熄灭人们找到这位老妇人时，她已经被活活煮死在水缸之内，场面之凄惨触目惊心。

长沙火起之时，在药王街的一所收容所内还有10名士兵正在养伤，他们事先也同也没有收到消息，等到火起已经无路可走，10几人都跳到院内的一口枯井中躲避。

倒霉的是，在大火的炙烤下，枯井边的院墙轰然倒塌，所有伤兵都被埋在了井下，不明不白地丢掉了性命。

更可恨的是，这些伤兵本来应该早就撤离的，只是因为伤兵管理处运输大队队长沈绍三在接到疏散伤兵的命令后，竟然挪用运兵车给自己谋利，这才造成了伤兵的惨死。

至于这场大火究竟造成了多大的伤亡，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我们只能看到湖南省政府曾在当时发布过的一条官方消息称：有30000多人因此丧生。

由于12日在当时的电报代码中称为“文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间，史称“文夕大火”。

新中国建立初期，长沙市的房地、税务两部门曾对文夕大火中被毁的房屋进行过调查评估。

结果显示，文夕大火时，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被烧得片瓦不留的有690多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有330多条。

综合统计，全市几乎90%的街道都在这场大火中严重受损，烧毁房屋约56000余栋。

这场大火激起了巨大的民愤，而国民政府给出的答复居然是大火乃长沙市民由于勿信谣言，一怒之下点燃自己的房屋所引起的。

为了平息民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因救火不利，被执行了枪决。

后来还有传言纵火烧城是张治中下的命令，而张治中在回忆中提到的那封所谓的蒋介石密令，国民党政府自始至终都是没有承认过的。

讽刺的是，有心人发现就在1938年11月4日，长沙大火还未熄灭之时，国民党中央社就发表了题为《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

文章的大体意思就是，火烧长沙是国民党坚壁清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使长沙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纵使日寇占领长沙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可问题是长沙起火之时，武汉和广州的日军并没有任何动静，更没有进攻长沙的意图，这种说法谁能相信。

许多年后在日本防卫厅公开的史料中，有人发现1938年11月10日，当时日军主力第十一军曾发布一系列命令，“决定中止在岳州（今岳阳）、通城一线附近的追击”，“转向警备态势”。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军暂时并没有进攻长沙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蒋介石坚壁清野的计划实施早了，非但没有起到设想中的作用，还给政府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承受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急于给此次事件找一个替罪羊，酆悌、文重孚、徐昆3人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本来三人并没有判处死刑，只是最后蒋校长大笔一挥：

“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徐昆玩忽
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在长沙城里刻下永久伤痕的大火案，就这样在几天之内，以三颗人头的落地匆匆结束了审理。

与此同时，张治中因“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被予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徐权以“惊慌失措、摇动人心”被革职查办。

不过，大火过后，徐权很快下落不明，查办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许权被判无期徒刑，后被减刑；席楚霖作为行政长官也被革职留任。

那么当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才造成焚城计划大大提前了呢？

有一种说法是12日当天日军确有行动，而行军方向也确实是长沙，国民党在日军中的谍报人员得知日军动向后，就将消息传了出来。

可是收到消息的译电员却因为一时粗心，将电文中的“日军现在身处新墙河”给翻译成了“日军现在身处新河。”

要知道，新河距离长沙仅仅只有3公里远，接到这个消息，军方怎能不惊慌失措，这才有了警备二团惊慌之下提前纵火的乌龙事件。

不管真相究竟如何，文夕大火绝对称得上中国抗战史上的一大悲剧。

数千名无辜百姓丧生火海，30多万市民流离失所，长沙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时至今日我们到长沙游览，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许多建筑的简介之上都写着“原建筑毁于文夕大火。”

虽然蒋介石在事后有推脱责任之事实，但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笔者却深以为然。

蒋介石在大火案后曾说过：

“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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