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 | 让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

魏程琳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优良工作方法传统。贺伟先生基于一线工作经历写成的著作《群众主体》，既是对他作为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个人体悟总结，也是新时代基层干部深入推动农民成为乡村建设主体的方法提炼。

全国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中央向地方输入大量惠农项目资源，地方政府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的财政能力大为提升，但也出现了“干部干，群众看”的悖论现象。如何让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议题。

2024年7月，我带队到湖南宁乡市大成桥镇调查，发现当地农民在美丽屋场建设项目中的参与水平之高、参与范围之广，非常少见。当地农民参与筹资筹劳建设家乡环境，在过去几年间成了普遍性现象。例如大成桥镇的毛公塘村民组，村民每家每户最低出资200元/人，最少出工5天/人，家庭最高出资者5万元，个人最高出工天数有100多天。毛公塘村民理事会将他们的经验概括为“四精三筹两拆两让不眼红”，主要是指村两委和村民理事会要精心谋划、精打细算，村民要参与筹资、筹劳、筹智，还要根据项目需求拆除旧房子、旧院墙让出土地，更要在公共建设中做到不眼红别人。

受益不均或受损不等已经成为新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最大难题。少数人的不合作使得农村项目建设要么绕道前行，要么停滞不前。村民不合作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为农民道德不高或公共意识不足，抑或是“见钱眼开”，而是与项目制度设计是否鼓励社会参与有关。在项目治理中，通过赋权村民集体部分治理权能，让群众参与到公共项目建设中来，继而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人，是大成桥镇的宝贵经验。

大成桥镇在与农民群体密切相关的公共项目建设上，采取将项目资源下放到村组，让村民集体自主决定是否申请项目、自主设计施工方案、自主管理项目财务和工程质量。赋权机制将政府主导的公事转变成村民集体的事，激活了村庄社会内部动员机制，每家每户从公共项目中获益，出资出劳参与集体行动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些不合作者很容易遭到村落社会大众的约束或制裁。

为了做好村落项目自治活动，大成桥镇党委政府发动体制内干部与村民小组结对子，参与指导村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化解等事务中，并在前期的美丽屋场理事会组建、社会动员阶段发挥引领作用。村民经过多轮内部协商，充分获得项目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并积极参与到村庄建设项目中来。从下面这组数字可以一窥该镇社会动员的效果：2021年发动群众和乡友筹资3000多万元，义务投工4万多个，建成17个市级美丽屋场和8个镇级美丽屋场，获评长沙市宜居村庄建设优秀乡镇。

我曾问大成桥镇原党委书记贺伟，为何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直接发包项目的方式，有的地方却采取放权村社的方式。贺伟的回答很委婉，但从我的调查经验来看，拥有项目发包权的最低一级政府，通常有着自己的考量，有的为了尽快高效完成项目，有的为了堆积资源打造亮点，也有的为了高效调动下级干部，也不排除项目转包中的私相授受现象。反过来，项目权力下放村社可能面临开支难控制、工程进度缓慢、群众参与过度、村民上访等问题，但项目下放村社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注重农村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但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能力建设方面还不够，农村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有待强化，只有一个强社会才能有效对接强国家的政策资源，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大成桥镇还创造性地组建了实体化的农民志愿者队伍，切实填补了政府工作的缝隙。这些志愿者在交通秩序维持、儿童保护、移风易俗、困难救助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不少志愿者是被动员起来的退休教师、退休工人以及文艺分子或有爱心的中年人，他们向善而行温暖周边人群、扭转不良风气，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群众工作是我党与人民大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机制，不但要求我们重视群众的需求，更要重视群众中蕴含的能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充分组织动员群众自主建设家乡，共同缔造美好生活，让农村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后方。

贺伟先生的这本书，文风直率、情感真挚，阅读时让人如临现场，足见其对乡村工作的用心用情之深。这本书中的诸多工作机制，为新时代的农村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方法和立场，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朋友们品鉴。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