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小河沿文化的那些人那些事
文 / 邵国田
迄今为止,西辽河流域的已经确认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共有6种,从早到晚依次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吉林大学赵宾福教授认为富河文化应该是赵宝沟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单独存在的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其中,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沿四种文化均以敖汉旗地名命名。以一个县的地名命名四种史前文化,这在全国所仅见,也是敖汉人的骄傲与自豪。第一种被命名的便是小河沿文化,地点为原小河沿公社(今改为四道湾子镇)白斯朗营子村的南台地遗址。该遗址1974年6月初至9月初,为配合沙通铁路建设进行了考古发掘,至今恰好50年。
我清理完康家营子辽墓壁画墓后,旋即转到沙通铁路沿线敖汉段考古发掘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1973年春从田野调查到考古发掘和后期材料整理报告编写的全过程。现将记忆中的这次考古发掘的往事以及前后对这支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的相关的人和事综合记录于此,以纪念半个世纪前那次对辽西地区考古认识的第二次飞跃的考古人的功绩。
一、小河沿文化命名前发现和白斯朗营子发掘的确立
在“小河沿文化”的命名地——白斯朗营子遗址发掘之前,最先确认这是一种晚于红山文化的新文化类型的是苏赫先生,而且他在学术刊物发表的考古资料也是出土于敖汉旗新惠镇北郊的石羊石虎山的西侧。那是1960年的六七月份,原通往敖汉北部的公路是在石羊石虎山东侧山脚下的孟克河左岸较窄的地段上,这样出行不便,也影响街道的扩展,所以便改在石羊石虎山的西侧约500米的坡地上。在改路时便挖到一座墓葬,出土了陶器、石环等共31件。原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王兆军闻讯赶来,将这批随葬品带回赤峰,由苏赫先生整理发表在《考古》1963年10期上。在文中的结论部分,先生认为这是晚于红山文化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10年后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了苏先生的远见卓识。如果再往前追,最早见到小河沿文化的遗存的是安特生,1921年6月他在发现仰韶文化之先就在辽宁锦西(现改为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发现了属于小河沿文化陶片。再晚一点1938年出版的《赤峰红山后》一书中收集了赤峰四道井子出土的属于小河沿文化的鸟形壶、绳纹筒形罐等陶器10余件均被列为红山文化。2015年首次汉译本我协助校对时,指出这一组陶器是小河沿文化。器型完整,当属于墓葬出土,说明那时就在四道井子一带已经将小河沿文化墓地盗掘。
图一、苏赫先生在田野调查(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
为配合沙通铁路建设的考古发掘,1973年9月,由辽宁省博物馆李振石、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苏赫、项春松和我组成一个四人调查组,以羊场为中点,分东西两组,我和向春松东组,苏赫与李振石为西组。调查结束后,东组一个点也没选上,西组选出小河沿公社的白斯朗营子和古鲁板蒿公社的渗金吐两个遗址点。
最后要和施工方一起到现场验收,敖汉第一点便是白斯朗营子遗址。仅在地表看没有什么遗迹,见到陶片也很少,施工方要取消这个点。在现场其他成员默不作声,亲自确定这个发掘点的苏赫发火道:“如果这不算一个发掘点,就请你们改线绕开这片遗址”。在一个标记桩旁恰好有一块陶片,苏赫先生指着那桩子说,你们这个桩子都砸陶片上了。
图二、白斯朗营子遗址位置图
摘自《文物》1977年12期
由于苏赫先生的据理力争,施工方同意确定这个发掘点。苏赫的这种勇气不仅仅来自他的直率性格,主要是因为由于他写过小河沿文化的考古报告,对于这种文化的陶片他是熟知的,其他人则是很茫然,只能一声不吭。
二、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的考古发掘
调查发现小河沿文化聚落遗址的苏赫先生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亲临考古现场,白斯朗营子遗址是由辽宁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李庆发、王晶忱、李峰宇,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李恭笃、赤峰县(现改为松山区)文化馆唐汉三(管理伙食)和我组成的联合考古工作队。其中,主持发掘的李恭笃先生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文革中与其妻高美璇成为五七战士插队在宁城,后调入盟文物工作站。李庆发为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队长。还有从其他旗县抽调来的文物干部,多安排在在渗金吐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盟站的还有两个个老探工一边一个探遗址。
图三、李恭笃先生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来自网络)
两个发掘点的粮食供应均在古鲁板蒿粮站领取,每个人35斤粮,细粮按比例供应,每个月初领一次粮,均由我雇一辆毛驴车去拉,从白斯朗营子到古鲁板蒿要走50-60公里路程。那时候小河沿就有集市了,一到赶集日,由李宇峰去赶集,买来猪肉、菜和绿豆等,他很有经验,号称集油子。渗金吐就没有这便利条件,那离红山水库较近,时常有串村子卖的大草鱼,每条都重三四十斤,一角钱一斤,买一条就可以吃两顿。两个点的人员都住在农民家,白斯朗营子点李恭笃、唐汉三和我住在山队的队部里唐汉三为伙食管理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开始正式发掘。遗址位于老哈河右岸二级台地上,属于小河沿文化的房址仅4座,还有一些灰坑,但位于台地中心位置。再向西靠一座小山岗,当地称之为塔山,原有一座辽塔已早年倒塌。山之东南坡地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并与小河沿文化聚落相邻。塔之西南坡是一座战国城址,辽代沿用。城南是一片战国墓地,而这些均在铁路的施工范围之内。
李恭笃发掘小河沿文化区,王晶忱、李宇峰发掘夏家店文化区,我和李庆发发掘战国墓地,分工明确,整个工地的发掘工作井然有序的进行着。
我除了发掘外,还要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主要考古队和当地农民的关系。我每天都起得很早,从白斯朗营子出发顺着灌溉的大坝一直跑步到白庙子,当年还保持着起早跑步的习惯,来回10公里。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看考古工地民工跑回队部来报告说,清理出的的20余座战国土坑多数坍塌了。墓地处于低洼湿地,墓葬都四五米深,墓又很密集,这样便造成大面积的塌毁。我和李庆发跑到现场一看真是后怕,这如果是正在清理时塌陷一定会有埋人的危险,好在大部分墓都取了随葬品,绘了墓葬线图,记得出土几个大瓮棺,是成年人的葬具,修复后有一人多高。
事处无奈,我和李庆发负责的工地只能停工,所以就去调查燕国长城遗迹。长城是从建平县进入敖汉的,从白斯朗营子古城便离开了河谷向东南方向爬去。当我们两个走到距白斯朗营子村之东南约7公里多的四棱山停住了脚步。原来那山的西南坡是一片红山文化遗址,多被沙丘掩埋,一些陶片和石器暴露地表,我们采集好多标本。第二天便决定发掘,经过10余天发掘,揭露面积300余平方米,清理处恰是一片窑区,是为这一聚落专门烧制陶器的场地,共清理6座窑址,建在地上部为石砌的窑室多已坍塌,仅存一个一个的石堆包,地下部分火膛、窑膛口,火道、窑室、窑床、窑壁及烟道、废弃坑等遗迹。窑分三种形式即单床、双床、多床,这可能是与烧制陶器种类相关联。如大器可放单床烧,小器可放置多床窑。为使火候均匀,在窑壁址上砌出均匀的多个烟道。窑室的方向基本是向北偏西迎风而建,从操作场至窑室是由下而上的逐渐抬高,这样火才集中而且快速到达窑室。2023年在赤峰学术研讨会上,赤峰学院公布了敖汉旗元宝山祭祀遗址所采集的无底筒形器陶器的残片,测出窑温超过了一千度,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制陶技术的高超。
图四、四棱山红山文化窑址线图
摘自《文物》1977年12期
在废弃坑中,出土了一批能够修复的陶器,这当是不合格的残次品,说明当时有质量检测人员在验收,这中间有一件陶鼓,当时认为是炊具,2009年有学者确认是一面陶鼓,而且火候极高,腹部出一圈鹰嘴式“革勾”,用以拉紧鼓冒的皮革条的挂钩。
图五、四棱山遗址出土的陶鼓线图
摘自《文物》1977年12期
这在当时是辽西乃至东北地区发现最早最为完整的陶窑,是反映红山社会生产力和手工业最直接的材料,极为珍贵。2008年,我在上海工会学院(现改为上海城建学院)文物专业班讲中国考古学基础课时,当我翻开南京大学撰写的教材中,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教材中竟有我绘制四棱山几座红山文化窑址线图,时过40余年了,又见当年自己画的图,真有些他乡遇故知的小激动,于是我就这几幅图测绘过程、发掘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增加了课堂活跃的气氛。
窑址发掘完了,就又回到工地。至8月末南台地的几个发掘点相继收摊,王晶忱提前回沈阳,民工们都给他送行,那场面至今难忘。
图六、白斯朗营子南台地遗址4号房址
摘自《文物》1977年12期
收工前,大队姓崔的书记送来香瓜慰问我们,他对我们很支持。
这个点结束后,我们又转移到三道湾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主要是红山文化遗址,还发掘一座鲜卑文化的大圆形房子的基址。农民张永清在平整自家院落时,出现了10余座鲜卑墓葬,均土坑竖穴墓。我们还清理一座残墓,仅见海贝4枚。
贯穿赤峰东西400余公里的沙通铁路到此共发掘了四个遗址点。依次是四份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水地撒水坡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白斯朗营子南台地、四棱山、塔山等遗址,渗金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表报告仅有四份地和南台地。国家拨款三万零七百元专用经费至此田野发掘结束,可以说收获颇丰。在敖汉旗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是首例,并由此引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文物工作队等不同单位先后进行了30余年几乎没有间断的考古发掘。
三、对发掘材料的整理和报告的发表
整理工作于1975年进行。先制作标本卡片。我是师范生毕业的,学校注重小三科,即体育、音乐和美术的培养,我又很喜欢画画。所以把我抽调去参加整理,主要任务是绘图。在高美璇的指导下对每一件文物逐一绘制。图分三部分,一是遗址位置图,除了图还要注明文字。第二部分是遗迹图,除了四棱山的窑址,还有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图,小河沿文化选得最多,共两座房址和一座灰坑,夏家店下层文化仅一座。第三部分主要是器物图,其中小河沿文化4号房址出土的彩绘陶尊、器坐展开图是重点,成了该文化的精典图案,费了好大劲才绘成。
图七、白斯朗营子遗址4号房址出土彩绘陶尊和尊座线图
摘自《文物》1977年12期
图八、白斯朗营子出土的小河沿文化陶尊蛙纹展开演变图
摘自《小河沿文化彩陶纹饰辨析两则》
所发表的其实是一个简报,发表在《文物》1977年12期的首篇,共占22页,以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站、敖汉旗文化馆三家名义发表。题目是《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提法是:“在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协助下,由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和敖汉旗文化馆共同进行了发掘”。
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就是发掘到小河沿文化聚落址的4座房址和一批灰坑,说明小河沿是单独存在的一种文化。更可贵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址打破了小河沿文化房址,这就找到了两种文化的地层关系,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找到了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一个缺环,相对年代应距4500年左右。
这一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就正式宣布辽西地区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确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最先识别者是苏赫,正式命名者是李恭笃,两位先生均驾鹤仙去。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在总结学界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认识的四次大的飞跃,即日本人发掘红山后遗址时隔30年后,确认了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又过了10年,命名了小河沿文化,又过10年即1982年,确认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又过了2年,命名了小河西文化。
图九、出土于白斯朗营子的陶熊首线图
摘自《文物》1977年12期
这里要说的是,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应是以第一个发现的地点来命名,如此,明明是在白斯朗营子发现的,为什么命名为小河沿?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发掘的遗址很分散,而报告的题目讲的是“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是对这次挖掘的综合分析得出一种新文化来。
图一〇、彩绘陶熊 现收藏于赤峰博物馆(作者拍摄)
四、近年对小河沿文化发现和的研究情况
首先是命名者李恭笃与高美璇合著的《寻觅与探索——中国东北原始文化考古论文集》中的第三编便是小河沿文化,从遗址到墓葬以及彩陶纹饰做了详细论述。
其次是翁牛特旗大南沟墓地发掘报的出版,编写小组苏赫、郭大顺、李恭笃等7人,最后由郭大顺定稿,发掘的墓葬83座,从墓地分布、墓葬形制、随葬器作了全面分析研究。这个报告将小河沿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还在克什克腾旗上店遗址和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考古发掘中有部分小河沿文化遗存。在燕山以南有雪山、镇江营、张家园、午方、姜家梁、中贾壁等遗址,也见小河沿文化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先后清理发掘的有敖汉旗新惠西山墓地20余座、元宝山地区哈拉海沟墓地50余座、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等考古发掘,并由此分析出南宝类型。
敖汉旗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又相继发现30余座小河沿文化遗址。
本世纪初,敖汉旗博物馆与考古所李新伟联合调查蚌河川老虎山河川,在蚌河汇入老哈河入口处新发现了4处小河沿文化遗址,呈现出成群分布的特点。
图一一、熊陶埙出土于南宝力皋吐墓地
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来自网络)
对以上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均纷纷发表文章,使该文化的研究向更深度进展,并认为小河沿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内蒙古西部的庙子沟文化的联系。
图一二、李恭笃、高美璇合著的《寻觅与探索》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笔者就小河沿文化白斯朗营子遗址4号房子所出土的彩绘陶尊及器座的纹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小河沿文化彩绘纹饰辨析两则》,一则认为这两件彩陶上的主要纹饰是蛙纹并不是八角星纹,并由此证明,蛙纹是小河沿文化主体纹饰,蛙也是小河沿先民崇拜的主神之一,这两件成组合的陶尊和器坐是崇拜的神器,4号房址双间即供蛙神的地方,小屋是“庙堂”,大屋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第二则是大南沟第55号墓出土的彩绘陶罐纹饰是鸟纹而不是兽纹,鸟之间的图案不是云雷纹而是大鸟展翅的符号,还关注一件犬纹符号的陶罐,从这三件器物看,小河沿文化中的文字符号与动物抽象化图案相关联,进入了一个符号时代。在2024年所刊发的《辽西史前乐器综考》一文中,原认为南宝墓地出土的陶刺猬考证为是一件陶熊,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唯一一件经过去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陶熊。还有赤峰博物馆展出的一件熊形尊,最初认为是猪,同南台地出土那件彩陶尊和尊座都是小河沿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物,反映出小河沿人对熊神及蛙神的崇拜状况。
回观自小河沿被命名一种新的文以来,虽经过50年的漫长岁月,有一些不同地方不同层次的考古人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收获,但毋庸讳言研究的深度还不够,较大的发掘多是被盗掘的墓葬,居落址还仅限于南台地等很少的几个遗址。从个别出土如精美的熊尊和尊座又缺乏相伴的出土资料佐证,崇拜熊、蛙、鸟、蛇等诸神的神权社会还不够准确,不见有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还有在海外一些博物馆见到的大型玉器,好像其文明的程度从红山文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在职时郭大顺先生几次要我找小河沿文化大遗址,但总是没能实现。今年春耕时,在一个叫中水泉的地方,相连的4个遗址出土了纹饰精美的彩绘陶,似乎看到了小河沿文化大遗址的影子。
图一三、鸟纹陶豆出土于哈拉海沟墓地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期待着,故乡这支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今后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有更大的突破。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评为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受到国家文物局表彰,并作为先进个人代表赴京参加了表彰大会。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学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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