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战争影响：印度称32天折损8900人，中国武力结束了尼赫鲁时代

1962年10月20日，对印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从10月20日解放军开火还击，到11月21日，我国发表外交声明，宣布全军后撤，整场战争历时32天。

在这32天期间，原本气焰嚣张的印度侵略军损兵折将、被我国撵回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甚至一着不慎，连首都新德里都有可能朝不保夕。

对于印度而言，此战，可谓是影响深远。印度国内曾用这样一段话来阐述1962年中印战争：“这场战争之后，人们开始对德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质疑。印度外交政策的‘尼赫鲁时代’正在被考虑结束。”对中国的侵略失败，使得印度深刻认识到，自身国防实力强大才是根本，因此，此战之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深刻反省

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打死打伤我国边防部队官兵多人。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就公然越过中印边界西段，在我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

当时印度狂妄地宣扬：印军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在东段则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一时间，印度国内大小媒体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将尼赫鲁比作拿破仑，足见印度国内膨胀的自信心。在此情况下，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得意忘形起来，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对我国诉诸武力。

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0月10日，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东段的我国尺冬哨所攻击。12日，尼赫鲁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

14日，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度边境提斯普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印度向中印边境集结重兵，在东段，印军部署了1.6万余人兵力；在西段，印军部署1个旅部6个步兵营、1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共5600余人。

10月17、18两天，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我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但出乎印度预料的是，前线的两万余印军在和解放军反击主力交火后，一触即溃，不但损兵折将，还丢失了此前在我国境内建设的所有据点。

在折损了8900名印军士兵后，印度尼赫鲁政府上下痛心疾首，决心改变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自1962年10月份的这场冲突后，印度军事及外交政策发生了多项变动，印度认识到自身国防实力强大才是一切的根本。

二、军事改革

首先，中印战争中的惨败使得印度政府上下认识到了印军孱弱的战斗力，促使新德里将政策重心放在军事发展上，从而使印度崛起为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大国。

为了推动印军实力的增长，战后，印度的国防开支大幅增加，从1961年占GDP的2.1％上升到1963年的4％，并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保持在GDP的3％以上，直到六十三年后的今天，印度的军费支出也没有回到1962年以前的水平。

除大幅度增加军费之外，1962年的中印战争还促使印度认识到自身军队指挥体系的重大问题，从而开展重大军事改革，并在重塑和扩大印度国防工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12月，印度陆军成立“紧急委员会”，召回退伍军人，重新录用1.1万名军官。通过召回这批有过部队服役经验的军人，印度有了数量足够的军官以支持即将开展的“五年扩军计划”。

为优化指挥体系，印度分别设立北部、西部、半岛、防空、海上5个战区司令部，以整合军事资源，提升全国各地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

1963年，印度从东部军区划分出新军区，陆军情报部升格为师级，成立战斗发展处等新兴部门，同时，印度在军队规模上也努力扩充自身实力。

1963至1964年间，印度实施“五年扩军计划”，将陆军人数从55万增至82万，新建约10个山地师，以适应北部高山作战，以免1962年中印战争时被解放军打得几乎无还手之力的噩梦再现。

印度非但筹谋强化陆军部队地面作战实力，还着重发展了空军部队。在印度的“五年扩军计划”中，印度国防部准备将空军中队增至45个，以提升空中打击力量。

尽管印度实施“五年扩军计划”，致使兵员人数、部队编制大大增加，但印度国防部却也考虑到了兵员人数过多导致的部队冗员问题。因而，印度军方每年仅招收约5万名士兵，在仅四分之一的兵员通过考核后会被留下长期服役，其余兵员则在四年后退役，领取一次性补偿，通过这种手段，印度军方有效裁减了部队里的大量冗员。

三、外交变动

印度建国之初，尼赫鲁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不结盟政策运动的领袖之一。那时，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有五大内容。第一，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中立关系；第二，继承了印度自由运动的道德政治倾向；第三，寻求印度在世界新独立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第四，更喜欢合作而不是竞争；第五，出于意识形态和务实的基础强调安全和军事力量。

但是，战争的爆发迫使印度不得不低下头来认清现实，中印战争的惨败使得印度的外交政策更加趋于现实政治化。

早在战争期间，也即1962年10月和11月间，前线战事的吃紧导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不得不在国际上寻求帮助。鉴于中国和美国曾在朝鲜战场上结下的梁子，印度向美国政府寻求武器支援，同时又向宗主国英国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尼赫鲁还迫切要求美国空军介入这场战争。

战争结束后，吃到了失败苦头的印度在对外交往时就更注重实际利益，而不再如过去那般高举着“不结盟运动”的理想主义大旗。可以说中印一战后，印度的外交政策有了新的格局，不再如过去那般表露出机会主义倾向。

然而，印度外交政策真正的完全倒向现实政治始于女总理英迪拉·甘地任期。英迪拉·甘地的外交政策非常权力化、具体化和功利化，同尼赫鲁时代的外交政策大有不同。

在英迪拉·甘地担任总理期间，印度于1971年倒向苏联，与苏联开展密切合作，并从苏联手中拿到了诸如米格-21战机等先进装备。

英迪拉·甘地最为出众的一次外交操作便是密谋推动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独立。她以外交手段，不费吹灰之力，就严重削弱了印度最大的死对头——巴基斯坦的国力。

自英迪拉·甘地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朝着现实政治的方向发展的，也即如何能使印度利益最大化，就不择手段、不分立场、不辨意识形态地开展外交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还导致印度政府永久地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潜在的安全威胁。

即使在1988年北京和新德里重建关系、重归于好，并于1993年和1996年签署了主要防务协议之后，印度仍然将中国视为重大的潜在安全威胁。时任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最清楚地表达了印度对中国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他在1998年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一封秘密信中，以中国为例子为印度获取核武器辩护。

印度对中国的敌意一直持续到了现今，2017年6月18日的洞朗对峙事件、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无不是六十三年前那场战争后印度对我国敌意的延续。

中印战争的惨败让印度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在军事和外交政策上的缺陷。战后，印度的军事改革和外交政策变动实质上是成功的，有效推动了印度在南亚的崛起与进步，尤其是在军力上，印度不但装备了大量现代化武器，更为重要的是还成了拥核国家。换言之，1962年的这场中印战争对印度决定于1974年进行核试验和1998年获得核武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1962年的中印战争打醒了印度，成为了印度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分水岭，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六十三年后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