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杀害“鉴湖女侠”秋瑾的人，为何值得人们怀念？

01

鉴湖女侠秋瑾，侠之大者也，大家对她都很熟悉。

但是，另有一个与她有莫大关联、因她而死的人物，却被历史的灰尘重重覆盖了。

秋瑾以慷慨就义的方式，赢得了千古芳名。生命虽然短暂，却绽放出了应有的光华。而这个人，其品性之高洁远迈常人，以一种殉难的方式结束生命，尤见悲壮。但是，今天，能够记住他的人，并不多。

秋瑾

他就是清末山阴县令李钟岳，当年正是他押送秋瑾赴刑。整整102年前，即1907年10月29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三日）上午9时许，李钟岳乘家人不备，在寓中悬梁自缢，年仅53岁。此时距秋瑾遇难只有百余日。

他为什么要义殉秋瑾?

02

李钟岳，山东安丘县人。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1907年正月任山阴县令。从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科举正途一步步走出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官员。

1907年正月，秋瑾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山阴县，在光复会领导下的秘密据点大通学堂担任督办主持校务，开始筹备革命。但事情泄露，徐锡麟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义，遭到镇压。浙江巡抚张曾扬立刻急电告知绍兴知府贵福，贵福便命山阴县令李钟岳查抄大通学堂，重点抓捕秋瑾等人。

李钟岳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学，常以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之诗句，教育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也因此，接到指令后，他反复向贵福陈述“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事实上他是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好让该校师生逃走。

但没过多久，贵福传李钟岳至府署，令其速速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无奈，在贵福的监视下，李钟岳只得会同抚标兵管带率新军300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

为了避免士兵开枪伤人，李钟岳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让清兵跟随其后；进入学堂后，他又下令兵丁不许乱射，只许捕人。

第二天上午，贵福又命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的娘家。李钟岳在问明一小楼系秋瑾所居后，便不让人检查，草草收兵，结果无获而归。李钟岳当时的这个决定，事后证明意义重大。因为，秋瑾所有与友人来往信件，均藏其中。若被查出，势必带来一场范围更大的血风腥雨。

在对秋瑾进行审讯时，他破例在县衙花厅为秋瑾设座问案，不动刑具，略加审讯后，便授以纸笔，秋瑾写下了为后世传诵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两小时之久，室内寂静异常，形同会客。

此情形被密探报于贵福，贵福大怒，气势汹汹地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李钟岳则以“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来辩解。

贵福认定李钟岳有意为秋瑾开脱，袒护革命党人，便急电浙江巡抚，取得杀害秋瑾的命令后，召李钟岳至府衙，示以巡抚手谕。李钟岳争辩道：“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

李钟岳长叹一声，知事已至此，无力回天。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三点，李钟岳将秋瑾提至大堂，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

秋瑾行刑后仅三日，李钟岳即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寄住杭州。在杭州寓所里，他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他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七个字“注视默诵”，并泣下不已。

随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也为整个腐烂的王朝赎罪。

辛亥革命后，秋瑾被昭雪，李钟岳也被请进了鉴湖女侠祠中，以此纪念他的义举。

03

看了这个故事，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长期以来，李钟岳的意义与价值被低估了。也许是秋瑾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人们难以在秋瑾的巨大身影下感知到他的存在。

在我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不乏像秋瑾这样的志士。他们有为信念献身的精神，前仆后继，展示了生命的高蹈与高贵。

像贵福那样的酷史，更不少见。《老残游记》中写了一个山东官僚玉贤，这个家伙以“清官”自居，但在残害百姓上却心狠手辣，令人发指。他在任曹州知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用“站笼”站死了两千多人，其中“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玉贤的原型即山西巡抚毓贤，一次残杀数十名传教士，连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毓贤

但是，像李钟岳这样有良知的、处处维护“犯人”的体制内官员，就太罕见了。我们从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习气，而李钟岳是这个官场大染缸中的异类，他内心柔软，温良敦厚，兼有强烈的正义感，对于秋瑾身上的豪侠之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以说，他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了秋瑾最高的礼遇。事实上，他的很多周旋之策也是冒了风险的，比如他下令不予抄查秋瑾的独居小楼，如果被人告发，很容易授人以柄，甚至被怀疑为私结乱党。

他的愧疚来自于秋瑾是被他押赴刑场，秋瑾毕竟死在他手里。但这其实恰恰是秋瑾的幸运，如果不是他，秋瑾最后的日子里恐怕会受到更多侮辱，难以享有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就像她后世的一些抗争者一样。

因了这份愧疚，他竟然以身相殉。官员有许多种死法，像他这样的死法，算得上是千古绝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说哭泣为灵性之物，很多人失去了哭泣的本能，愧疚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掌握相应权力的人，已经被这个巨大的权力机器同化，在奉命做违心之事时，愧疚感已经荡然无存——否则，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被逼上绝境的事情就会少却许多了。

我们今天怀念李钟岳，怀念的其实就是他那种将“枪口抬高一厘米” 的愧疚与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