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谈谈未来的希望

探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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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炳哲

本文谈论希望。

一个幽灵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我们常常遭遇世界末日的场景：疫情、世界大战、气候灾难。世界末日或者人类文明的终结等形象变得越来越迫切了。2023年，所谓的末日时钟在午夜时分停止运行了90秒，显然表盘最接近那最后一小时的终结。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遭遇凄惨的未来。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从一个危机跌跌撞撞来到另外一个危机，从一个灾难转到另一个灾难，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在解决问题和管理危机之中，生命一直在萎缩。现在变成了生存危机。喘不过气来的生存社会就像患了不治之症者在千方百计地找到续命之法。但是，能还给我们的唯一希望是生活不仅仅是生存。是希望打开了一种有意义的地平线，能够重新激活人生和激励人生。希望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未来。

恐惧是统治者特别喜欢的一种工具。它能够让人驯服，很容易受到勒索。在恐惧的氛围下，人们担忧遭到镇压，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仇恨言论制造恐惧，因而阻碍言论的自由表达。我们甚至害怕思考。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思考的勇气。适当的思考为人们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恐惧氛围产生趋同性的持续存在。循规蹈矩保持一致泛滥成灾。恐惧阻断了走向他者的道路。他者摆脱效率逻辑和生产逻辑，因为那些是同一的逻辑。

恐惧统治使自由变成泡影。恐惧和自由是水火不容，相互排斥的。恐惧能让社会变成监狱，创造出一种隔离。恐惧让人挂出警告标识。相反，希望确立路标和道路标记。只有在希望之乡，我们才能走在路上。希望提供了意义和定位。相反，恐惧阻止我们前进。

我们恐惧的不仅是病毒和战争。我们也痴迷于“气候恐惧”。气候激进主义者公开承认他们“害怕未来”。恐惧剥夺了他们的未来。我们不能否认“气候恐惧”具有合理性，但是，气候恐惧的泛滥也有理由让人感到担忧。我们的问题不是对疫情的恐惧而是恐惧像疫情一般泛滥。出于恐惧采取的行动不是支持可持续未来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行动可能要求一种有意义的地平线和行动一起构成叙事的组成部分。希望是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它能叙事。相反，恐惧往往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无法叙事。

德语单词焦虑（Angst）(中古高地德语是angest; 古高地德语是angust)最初的意思是“狭隘”。焦虑通过限缩我们的视野或者阻止我们的视野窒息任何庞大之感和远景/透视之感。内心充满恐惧的人往往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墙角。恐惧往往伴随着一种被逮住和被抓起来的感觉。当我们感到恐惧时，这个世界似乎就成了一座监狱。所有通向开阔地的门都被锁住。恐惧依靠关住我们接触可能性和新事物的机会而封锁了未来。

只有在最深刻的绝望中才能产生真正的希望。绝望得越深，希望就越强烈。绝非巧合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希望女神厄尔庇斯（Elpis）是由黑夜女神尼克斯（Nyx）的儿子来代表的。尼克斯的兄弟姐妹中不仅有地狱神塔尔塔洛斯（Tartarus）和哥哥黑暗神厄瑞玻斯（Erebus）而且还有爱神厄洛斯（Eros）。厄尔庇斯和厄洛斯经常在一起。希望是一个辩证角色，绝望的否定性是希望的组成部分。圣保罗也强调了希望中天生的否定性：“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罗马书》第5章第5节，第270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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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和希望相互联系在一起就如山谷和山峰相连一样。绝望的否定性镌刻在希望之中。尼采这样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

尼采

希望是生命连绵不绝的洪流上的彩虹，被泡沫吞噬掉了上百次，再形成新泡沫，带着轻柔和优雅的大胆越过洪流，它们的咆哮是最狂野的和最危险的。

没有比这更好的希望描述了。它包含了“轻柔和优雅的大胆”。那些带着希望行动者无所畏惧地行动，不会受到生活的迅速和艰辛所干扰。但是，希望也存在某些沉思冥想。它意味着向前迈进和认真聆听。希望的接受让它变得更加温柔，赋予它优美和雅致。

充满希望的思考不是乐观主义思考。与希望不同，乐观主义缺乏否定性。它不晓得怀疑也不晓得绝望。其本质是单纯的积极性。乐观主义相信情况将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乐观主义者看来，时间的本质是关门封闭。他们不知道未来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空间。什么事都不会出现，什么东西都不令人吃惊。未来看来指日可待。但是，真正未来的典型特征是不可及性。乐观主义者从来不考察难以企及的距离。他们并没有估计意料之外之事或者难以算计之事。

乐观主义并不缺少任何东西。它并没有走在前来之路上。但是，希望是一种探索运动。那是一种找到牢固立足点和方向感的尝试。通过超越过去，超越已经存在之物，进入到未知的领域，进入人迹罕至的道路，闯入开放的尚不存在的领域。它在朝向尚未生成之物。它开启了朝向新的、彻底的他者和前所未有之物的道路。

乐观主义不需要任何努力。它是某种现成的、想当然的东西，就像人的身高或者其他无法改变的特征。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写到，作为乐观主义者，“你戴上了快乐的锁链，就像奴隶被锁在船桨上，一个足够凄凉的前景。”乐观主义者无需提供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相反，希望的存在并不能简单地认为理所当然。它是觉醒的。常见的情况是，希望必须被人呼吁，被人召唤和求助。与通常缺乏决心的乐观主义不同，积极希望的典型特征是承诺。乐观主义者并没有适当的行动。行动总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乐观主义者并不采取冒险行动。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性差异。一方反射出另一方。在悲观主义者看来，时间也是封闭的。正如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巴黎大学，1910 年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著述和研究。——译注）所说，悲观主义者被封闭在“作为监狱的时间里”。悲观主义者简单地拒绝任何东西，没有试图追求重生或者对可能的世界采取开放态度。他们就像乐观主义者一样顽固不化。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无视可能性。他们不能设想一种可能对事物运行方式构成令人吃惊的转折的事件。他们缺乏一种能力来为空前之事想象新的可能性和激情。那些怀抱希望的人将其信心放在超越“糟糕现状”的可能性上，如果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话。希望让我们能够挣脱监狱般封闭时间的牢笼。

希望也需要区别于“积极性思维”和“积极心理学”。竭力逃离痛苦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旨在专门参与幸福和快乐的活动。消极性思想立刻被积极性思想取而代之。积极心理学的目标是增加幸福。生活中所有的消极性都视而不见。它想象世界是个大型百货商店，我们想买什么就去买什么。

按照积极心理学的说法，人人都应该为自身的幸福负责。其对积极性的崇拜意味着陷入困境者只能怪自己而不能责怪社会。积极心理学压制痛苦总是依靠社会协调的事实，它将痛苦心理学化和私有化。真正造成痛苦的因素——虚幻的社会背景——却遗留下来无人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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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崇拜令人陷入孤立，使其变得傲慢任性、以自我为中心、减弱人的共情能力。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对他人的痛苦感兴趣了。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下，积极性崇拜导致社会团结瓦解。与积极思维方式不同，希望并不背离生活中的消极方面，它仍然关注这些东西。希望并不让人陷入孤立，它将人们团结起来，使其相互融合。希望的主体是我们这个整体。

《罗马书》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罗马书》第8章第24节，第275页。——译注）希望的时间模式是尚未到来。希望为尚未到来者打开了即将到来者的大门。这是一种精神态度，一种提升我们超越已经存在之物，超越已经在现场的东西的神态。按照马塞尔的说法，希望“是在参与行进中的体验的编织过程，换句话说，已经走在朝前走的冒险之路上。”拥有希望意味着“将人的信任放在现实上”，相信它携带着一种未来。当我们心怀希望之时，我们成为未来的债权人。相反，恐惧剥夺我们所有的信仰，提取了赋予现实的所有信用。因此，它在阻碍未来的到来。

当前，恐惧无所不在事实上不是已经到来的灾难的效果。我们受困于模糊的恐惧，这种恐惧有结构性原因，因此不能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新自由主义政权是恐惧政权。它让民众成为创业者而使其陷入孤立状态。彻底的竞争和越来越大的表现压力破坏社会团结。这种充满自恋的孤立创造出孤独和恐惧。我们和自我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恐惧的支配：恐惧失败，恐惧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恐惧跟不上其他人，恐惧落在他人后面。恐惧的无所不在对于提高生产率却大有好处。

自由意味着摆脱强制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下，自由制造强制性。这些强制性的形式不是外在强加的；它们来自内心。表现的强制性和最优化自我的强制性是自由的强制性。自由和强制性合二为一。我们心甘情愿地匍匐在强制性的淫威之下，口口声声要追求创造性、效率和真实性。

人们常常使用的创造性概念特别阻碍某种激进的差异和从未听说之事的出现。创造性与一种新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推崇创造性和社会表现的社会是服务社会。创造性作为新自由主义的“装置”（dispositif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的概念---译注）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而这种机制就像其他任何机制一样都有某种强制性。其目的就是提高生产率而已。

本雅明

古典现代性强调崭新事物对于后现代创造性装置是不相容的。在古典现代性中，人们竭力要“从最开头开始”，要“从清理白板开始”。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进而提到若干现代艺术家和作家，他们受到“从最开头开始”的启发。他们坚定逃离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转而“扑向现代世界的裸体人，他们躺在地上尖叫就像新生婴儿躺着现在这脏兮兮的尿片中。”后现代创造性装置并没有走在新生的道路上。它缺乏追求新事物的新激情和令人产生悲悯共鸣的力量。它只能产生同一性的不同变体。

电影《人类之子》

今天令人压抑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反映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电影《人类之子》上。这部电影描述了人类在接近其最终的灭亡，陷入彻底灭绝的威胁之下。因为不为人知的理由，过去18年里没有一位妇女怀孕。地球上最年轻者是18岁的“小孩迭戈”（Baby Diego）在电影的开头场景中被杀。这个世界因为暴力、恐怖活动、混乱、排外和环境灾难已经摇摇欲坠。如果圣诞故事的好消息“我们又生了一个小孩”是一则希望的信息，那么人类丧失生育能力代表彻底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是，奇迹在于一位妇女怀孕了。人们打算将她带到一个神秘之地，科学家要进行研究以便获得人类继续生存下来的希望。在最后的场景中，非常合适的是，这个怀孕者肯（Kee）由著名演员克莱尔-霍普·阿什蒂（Clare-Hope Ashitey）来扮演---在大海上漂泊的困境中被一艘名为“明天”的船拯救。

马可·费舍尔（Mark Fisher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视觉文化系教师、文化研究学者、思想家、互联网第一代文化博主——译注）这样说到这场电影：

《人类之子》将人类的终结已经到来的怀疑与下面这个思想联系起来，即情况可能是未来仅仅存在于重复和再嬗变之中。莫非未来再也不会有突破，不会有"新冲击"来临？这样的焦虑往往产生一种两级摇摆：“虚弱的弥赛亚”希望——肯定存在某种新东西在路上，转变为忧郁的观念——再也不会有任何新东西出现。

在《人类之子》中，人类陷入集体的忧郁之中。生命行为是未来的同义词，其任务就是创造新生命，如今不再发生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行为，生命诞生的活动已经彻底停止。这个世界类似于同一性地狱。抑郁剥夺了人类的所有希望。抑郁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未来是由永不停歇的同一性重复构成的。再也没有新东西发生。再也没有任何新东西来到世上。充满活力的、鼓舞人心的迷人未来也就是未来（l’avenir）完全不存在。没有出发，没有明天，没有 "生命新篇章"（incipit vita nova），逃避同一性和逃避过去似乎根本不可能了。抑郁恰恰是希望的对立面，而希望是对新生事物的激情。希望是源泉，是热情，是能将我们从抑郁中解放出来，从令人疲惫不堪的将来中解放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