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启光：“差序场域”——一个本土社会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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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秦启光，2022年6月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育社会学群组，获博士学位，现为湖州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合作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乡村教育等领域的研究。

原文刊登于《清华社会学评论》2024年第22辑，标题为《控制与自主间的差序场域：一项县域乡村教师流动空间的案例研究》。全文39页，2.8万余字，开展了县域乡村教师流动现实的深度叙写，并提出“差序场域”这一独特的中国化社会学概念，是一篇解构县域教师流动空间的厚实佳作。“学人scholar”进行了较大删改，完整内容可前往“浙江省乡村教育研究中心”公众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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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县域社会空间的乡村教师流动

多年来，县域内义务教育教师的“乡-城”单向流动持续不断，乡村教师流失问题迁延不愈。国家力图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控制”这种局面，逐步形成教师流动治理机制。城乡间的教师流动失衡虽有减缓，但乡村教师单向流出依旧突出，流动现实与政策预期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

过往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并非促使乡村教师离开的根本原因。乡村教师的个体流动处于复杂社会空间，深深嵌入一个有关“结构与能动”的“流动场域”：流动既在城乡之间，又处家校两端，是一种既受结构规约，又勾连职业、家庭等要素而饱含个体自主性的实践行动。流动并非简单的岗位变动，而是教师日常生活与职业生活的整体性迁移。在县域空间中，政策、制度等结构因素与流动带来的教师个体积极性改变之间契合与否，便成为解释流动失衡的关键。可以说，政策手段下的控制流动与个体自主流动间的张力是我国县域教师流动空间的重要特征。

布迪厄的“场域”是一个社会空间概念，为分析我国乡村教师流动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野。在布迪厄那里，场域表现出“地位性导向”“规则性标准”“信念性基础”“自主性运作”“异场域同构”等共有逻辑（表1总结了布迪厄场域的五大逻辑）。然而，“乡村教师流动”这一社会空间看似是布迪厄式的场域：乡村教师这一社会群体身处其中，围绕某些目标，遵循特定规则，生成“流动”实践。但国家常以流动政策及其实施来控制城乡教师分配，一种“自主”与“控制”间的张力在所难免地产生了，其结果也会反映到乡村教师个体的流动经验中。

（图片出自原文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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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空间与流动场域的交织互动

为了展开“乡村教师流动场域”的“深描”，笔者在浙江北部的乌城县（化名）实施了两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一个尤为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乡村教师的留任意愿高于流动意愿；另一方面，流动至城区或近家学校的意愿同样较高。乡村教师流动意愿的真实意涵表现为：要么留任本校，如果流动，就去城区或近家的学校。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该县乡村教师已经完成了家庭的城市迁移，城区居住的乡村教师已超六成，不足三成尚且居住在本镇或本村。因此，去城区和去离家近的学校在空间上重合了，乡村教师流动进城和向家流动表现出高度的重叠。

相比职业发展、工作环境等因素，家庭对乡村教师流动的影响最为有力，乡村教师的向城性流动实质上是向家流动的另一种表现。可以说，流动到离家近的学校是乡村教师流动的首要目标，家庭力量（尤其是子女照料和教育）深刻地塑造着乡村教师的流动实践。然而，乡村教师的流动处于制度、政策及其运作所建造的社会空间内，需要遵循流动场域的资本规则，国家及其代理人对流动场域中的资本规则起到了强势主导作用，并试图控制教师流动的方向，防止城乡师资差距的无限扩大。

虽然流动场域中的资本规则并不以教师个体的意志为转移，但乡村教师依据“向家”这一理性诉求，并遵循国家建构的流动场域内的资本规则生成其流动意志。对有着强烈流动意愿的乡村教师而言，家庭常常是考量流动的首要因素，家庭便对流动产生了强大的引力作用。表面上的向城流动，实际上源于乡村教师居住在城区，家庭因素的考量刚好同城市引力的方向一致。这说明家庭产生了“引力效应”，而此种效应又超出了流动场域，是家庭这一社会空间对流动场域产生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流动场域内“向城流动”的竞争规则成为个体实现“向家流动”这一目标的手段，个体目标指向了流动场域之外。

03

流动场域中的逻辑张力

沿着布迪厄式的场域分析模式，走进乌城乡村教师流动场域，笔者发现：乡村教师流动场域存在国家和个体两种行动差异明显的参与者，致使流动场域内存在两种对立的逻辑，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张力（表4总结了布式场域逻辑与乡村教师流动场域逻辑的不同）。

（图片出自原文第110页）

场域的指向性目标存在对立。在乡村教师流动场域中，国家政策对流动场域的规则建构起了到促发作用，个体的流动也要基于该场域的资本规则。因此，从准则这一逻辑属性看待乡村教师流动场域，它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布式场域中规则性标准的逻辑。但从场域的目标来看，乡村教师流动场域中的逻辑张力十分明显，体现为国家政策的控制逻辑与个体流动的自主逻辑间的对立。流动场域中控制逻辑的目标指向城乡师资均衡这一教育公平的价值诉求，与布式场域逻辑中的地位性导向差异明显；在个体流动层面，自主逻辑在场域目标上亦有不同。“欲求导向”看似与布式场域目标相同，但布式场域在目标上以地位性导向为本，追求人在场域位置结构中的优势。乡村教师进城虽实现了场域位置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但此种流动带来的位置改变并非流动的目的，“欲求导向”的场域目标超出了流动场域，更多是为实现家庭生活的便利。

场域的合法性基础陷人冲突。在布式场域中，场域存在的基础建立在人们心中的深层结构信念之上，参与者“共谋”了场域游戏，包括社会位置的再生产。在乡村教师流动场域中，国家站在教育公平的高地经由政策控制流动，虽给控制逻辑下的场域基础提供了合法性，却要以政策为代表的公权推动方能实施。而在个体层面，自主逻辑强调以私利自觉为基础，乡村教师常站在自我理性角度实施流动行为。从中可以看出，场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需要参与者接受，哪怕是所谓“共谋”，但乡村教师参与国家控制流动的场域游戏并不一定出于对该场域信念的接受，控制逻辑与自主逻辑在场域基础上存在鲜明的张力，其合法性基础无法达成一致，甚至陷入冲突。

场域的有效性运作出现危机。乡村教师流动场域中存在国家控制与个体参与的双重涉入，两种不同逻辑在场域运作方面有着不同途径。在控制逻辑下，国家的场域代理人控制场域的运作，包括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流动的操作与调整、教师的申报与调动。而个体参与的场域运作，又显现极强的个体意志，乡村教师在场域规则下考量自身的流动需求，在深思熟虑中选择流动策略。因此，个体自主逻辑中的场域运作，体现在教师审慎的行动之中。在现实中，两种逻辑的不同使场域运作出现了紧绷，长期流动失衡便是场域运作危机的直观表现。

除上述场域逻辑的三大矛盾张力，就不同场域间关系来说，乡村教师流动场域受国家政策空间、教师职业空间、家庭生活空间等不同场域的交互影响，尤其是家庭生活空间对流动场域中的个体实践产生了强大作用。其中，流动场域中个体实践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教师家庭空间的影响，体现了异场域对流动场域中个体实践的作用。

04

差序场域的诠释视角

布迪厄在处理不同场域关系时，通过强调不同场域的相同逻辑，说明社会权力关系的再制。而乡村教师流动场域中的个体实践受到家庭空间的巨大影响，流动便成为异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是这一共构作用，乡村教师得以跳出流动场域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觉醒”，流动实践不再是该场域强加争斗形式的结果，而是个体在自我层面充分利用该场域的规则而实施的行动。此种“异场域共构作用”针对场域中的个体实践，强调个体处于不同社会空间，一些跟自已距离更近、联系更紧密的空间对其在某场域的行动产生相比本场域更大的作用。至于为何出现行动者与不同场域的距离，源自中国社会传统与西方社会结构差异下场域概念的不同。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一书中指出，西方社会结构是一种“团体格局”，社会组织是由若干人组成的一个个团体，团体有定界限，不能模糊，即便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单位，在西方也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团体中组别或等级的不同是先规定好的，个体在团体里有一定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由此可知，在西方“团体格局”社会里，人的社会生活围绕获得团体资格或向更高团体跃升而展开，团体内和团体间便存在着显明的等级和层次。正是此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造就了布式场域里“争斗”这一主题，人的目标是在场域的争斗中追求社会权力关系的位置差异，从而群体或场域之间也实现了区隔，甚至排斥。因此，在布迪厄那里，场域内部具有强烈的争斗性，不同场域间又有层级间的支配性，使他的场域概念成为一种“等级场域”。但这种“等级场域”概念在解释乡村教师流动场域中人的实践时“失灵”了，国家倡导的公平话语及在其之下展开的控制流动，未能扭转乡村教师个体因家庭影响而走向城市。

与西方社会结构不同，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展而形成的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结构，称之为“差序格局”，其中的一切价值以“己”作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团体社会里，人们追求的是地位区隔，表面上的个体平等，实际上诉说的却是结构的上下等级。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一切事情讲先后次序，先我后人，为我为人。可以说，中国人常常根据与自己距离的远近安排人或事的先后顺序，故而血缘、亲缘、地缘乃至同整个民族、国家的关系，就分出了先后，这些关系的内部也因与自已距离的不同出现次序先后。基于此，中国“差序格局”这一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场域可被称为“差序场域”。

不同于更强调等级性的布式“等级场域”，“差序场域”是根据个体涉入各个场域的体验来划分次序等级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排序。一般情况下，个体涉人程度越深，情感投人越持久，该场域的次序就越靠前，个体也会更多开展该场域的实践行动。由此，“等级场域”中最顶层的权力场域并不一定能够促使“差序场域”中的个体产生实践，“差序场域”中的不同场域与个体的距离远近不同，个体极有可能根据场域和自己的距离，将不同场域的实践分出先后。乡村教师正是以“已”为中心将家庭空间的优先性作为第一目标，参与流动场域时，流动实践便和国家建构的流动预期产生了背离，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中异场域共构作用如此之大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