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青铜时代：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诗句体现了当时的“天下”观，体现了中心与边缘格局下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趋于一致，这样一种动态的一体化过程也为秦帝国的统一做了历史铺垫

　　从各地发现的青铜文化面貌来看，多元性和一体性并存。例如，黄河流域殷商文明遗址、长江中游的新干大洋洲遗址、古蜀文明遗址在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纹饰、器物组合和工艺技术等方面都存在关联和互通

　　文 | 王巍 徐峰

三星堆遗址新出土顶尊人像青铜器

王巍在实验室清理三星堆青铜人像（2022年6月摄）

　　进入青铜时代，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式的古国文明，进入由中原王朝引领的王国文明阶段。夏王朝经过200年左右积蓄力量，到夏代后期，在极有可能是夏代后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

　　在宫室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中轴线为核心，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为特征的宫室制度。在继承尧舜时期铜器制作技术基础上，发明了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制作出爵、斝、盉、觚等青铜酒器；几种原本是用作武器或工具的玉器，如玉戈、玉璋、玉钺等被赋予通神祭神的功能。由于只有身份高贵的贵族才具有主持祭祀的资格，这些玉器同时也具有表明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功能，成为玉礼器。尤其是玉璋，其影响向周围强烈辐射，分布范围达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西北到达陇东地区，西南到达成都平原。

　　商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夏王朝青铜容器和玉礼器制度，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工艺技术也更加熟练高超。在这一阶段，商王朝的冶铜术向周边广大地区传播，使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下游和辽河流域的文化相继进入青铜时代。各地发现的商代方国遗址都出土了中原商王朝风格的青铜礼器，又出土了具有各地自身特色的青铜器。中原商王朝对周围方国产生强烈影响，引领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

　　从各地发现的青铜文化面貌来看，多元性和一体性并存。例如，黄河流域殷商文明遗址、长江中游的新干大洋洲遗址、古蜀文明遗址在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纹饰、器物组合和工艺技术等方面都存在关联和互通。三星堆遗址新出土的顶尊人像青铜器表明，商王朝的青铜器在古蜀国具有崇高地位。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铅、铜成分和殷墟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在青铜原料方面具有共同来源。三星堆展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不太为人所知、相当于中国商代的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文明，它既跟中原有密切联系，也有自己浓厚的特点。不单铜器，三星堆的黄金面具令人好奇，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中，在人骨的头部也发现了面罩，地位低一点的人用铜做的扇贝形状面罩，地位高的人则用金制作。

　　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有铭文“宅兹中国”，意思是周武王在灭商后，举行隆重仪式向上天报告：我已经在中国安家（建都）了，统治民众。四字铭文昭示了西周王朝时期的政治“中心性”。与此同时，周王室实施分封制，通过分封诸侯，实现对广阔地区的统治。出土的各个诸侯国的青铜器，反映出周王朝的宫室制度、埋葬制度以及礼乐制度在各诸侯国普遍实施，形成了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统治的局面，中华文明统一性得到显著增强。在礼这种模式的促动下，广大的区域被纳入周礼体系中。如越国贵族墓葬中既出现用陶瓷仿制的中原乐器甬钟、纽钟、镈钟、磬，也出现用陶瓷仿制的越系乐器句鑃、錞于、丁宁等，越国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吸收、融合中原文化因素，从而形成“周礼”与“越礼”并存的礼乐制度。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上游的四川盆地都较普遍地出现了青铜礼器。正是在这种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出现了大融合和大统一。

　　纵观青铜器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中华文明还善于在积极借鉴吸收外来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华先民从西亚学来用石范制作简单的铜制工具和武器的技术后，与此前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在夏代后期，发明了用范铸法制作青铜容器的技术，经过商代和西周的发展，产生了在世界文明中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大约距今3000年前，冶铁术的传入和改进，特别是范铸法铸造铁器以及铸铁脱碳技术的发明，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这些技术进步不仅延续了青铜时代的技术创新精神，也为后续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徐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