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物寄闲情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德行篇》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

王恭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回来，本家叔父王忱去看望他，见到他坐着一领六尺竹席，就说:“你从东边回来时，应该带了许多这东西，能不能给我一领?”王恭听后默不作声，等王忱走后，就让人把自己的竹席送给他了，自己则换成了草垫子。王忱听说此事后，非常惭愧。王恭说:

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所谓“长物”，就是赘余无用之物。从此之后，“身无长物”就成了用来描述贫穷、简朴生活的成语。对于那些有能力和机会来获取锦衣美食的人来说,“身无长物”又往往用来描述他们廉洁、高尚的品行和节操。

而那些希冀长物、迷恋长物，为获取长物殚精竭虑、不择手段的人，则被看成品行和节操有缺陷、瑕疵，有累于人生境界的提升。这样的典故，在《世说新语·雅量篇》里也有记载:祖约嗜财、阮孚好鞋。有人去拜访祖约时，撞见他数钱，一见客人，神色惊慌，把来不及藏起来的两小箱子财物挪到身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而另外一人去拜访喜欢收藏鞋子的阮孚时，看见他正忙着给鞋子上蜡，就感叹说:

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

也就是说，你挖空心思搜集那么多鞋子，又费心费力爱惜保养，可是你这一辈子，能穿得了几双鞋呢?听到这样的挖苦和责难，一般人本会火冒三丈起来理论，而阮孚却毫不介怀，照旧“神色闲畅”地忙活着。因此,《世说新语》说他比视财如命、惊慌失措的祖约有“雅量”。然而，“雅量”毕竟只是“雅量”，只能说明阮孚待人接物有气度、不斤斤计较，他爱鞋与祖约爱财一样，被刘义庆看成“同是一累”。

这“累”，就是负累、妨碍，是人超凡脱俗、归全反真道路上的障碍。儒家经典《尚书·大禹谟》中有一句话说: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根据后人的解释，人生来就禀赋“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就是纯然向善、不掺杂任何私欲的“道心”，因为它太纯粹、太抽象，所以很难为人所发现;气质之性却是食色之欲，催逼着人不断向外界攫取以满足私欲，因此比较危险。只有竭力克制嗜好和欲望，全神贯注于追求道心，才不至于被气质之性蒙蔽，才有可能达到圣人的境界[2]。这四句简短的话，被后来的儒家奉为不可违背的“十六字心传"，给长物做了负面的评价­——物欲情累。

可是，千载而下，真正能摆脱物欲情累的又有几人?且不说那些打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号，人前道貌岸然、人后沉湎酒色，纵情放欲的“假道学”之士，就是那些被载入中华文明史册的典范人物，又何尝真正超越了凡俗世界、日常生活?

屈原偏嗜华美的衣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陶渊明好菊与酒;李白更是嗜酒如命,“会须一饮三百杯”,“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喜食酒肉,“酒债寻常行处有",甚至死于过量饮酒吃肉;欧阳修好奇石;苏轼有“墨癖”……到了明清时期，嗜酒、嗜茶、嗜花木、嗜禽鱼、嗜书画、嗜古董、嗜美食、嗜山水、嗜蹴鞠、嗜博弈、嗜美人、嗜戏剧等，这些掺杂了气质之性的长物，充斥着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空间，似乎离开了长物，人就百无聊赖、生存难以维系。

明清之际的散文家张岱写过一篇《自为墓志铭》。在这篇构思奇崛的文章里，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竟翻检出一连串莫可名状的情欲物累: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张岱“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的痛苦、虚妄、荒诞，源于明清易代的大动荡使他从一个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沦落为山野村夫。个人的生活一落千丈，社会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一去不返，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怎能不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然而，细心阅读这段文字便能发现，即便破衣蔽体、饔飧不继了，张岱还是要随身携带一些看似无用的折鼎病琴、残书缺砚。他的文学成就，就表现在这些铺叙、描摹长物的文字中。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极爱繁华”的生活经历，他的文学声望，历史地位也真就“皆成梦幻”、无往不复了!

如此说来，是长物，是情欲物累，成就了张岱!这实在是有些不可理喻:长物累人，所以我们要时刻谨记“人心惟危”“玩物丧志”的训诫;长物又助人，使人名垂史册，所以我们记住了那些蓄声伎、嗜茶酒、好歌舞、癖山水、爱美食、造园林、赏长物、写闲书的风雅名士。

究竟该如何看待长物?或许，这个问题应该换个提法: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人本身的情与欲?是要做一个弃绝了七情六欲、趣味寡淡的圣徒，还是要做一个放荡不羁、纵情适性的浮浪子弟?

这当然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因人而异的话题。摈弃情欲、缺少趣味和嗜好，不一定能够超凡人圣;亲近凡俗、放纵欲望也不能保证成为风雅名士。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应对生活和人生的闲暇，如何排遣挥之不去的“闲情”。

这就是要为“闲情”寻求一个寄托。渠道正确、方式得体，就不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如果百无聊赖、肆意妄为，就有十二分的危险，不仅有损自身，还会祸及他人。古人早就对此洞若观火，因此对“闲”格外防范。如《周易》说:“闲邪存其诚”,“闲邪”就是“防闲邪”的意思，亦即防范因闲而入邪、作恶。因此,“闲邪存诚”就成了中国文化传统针对人的闲暇时光专门订立的教条，前面所说的“人心惟危”，从某种程度上也由此而来。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成语、习语，也往往对“闲”有高度的警惕和严厉的批评，诸如“闲是闲非”“游手好闲”“荡检逾闲”等。“防闲”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存其诚”，保持对道德崇高境界的诚挚和专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德成善。具体的途径，就是一面读圣贤之言，虚心向善，一面检点自我，克制欲望。

陶渊明曾在一首诗中说: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我们都知道陶渊明“少无适俗韵”，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但他在闲居无事的时候，也孜孜不倦地读《诗经》和《尚书》。这说明儒家经典在古人心目中不仅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更是修身养性的最重要途径。《晋书》里还曾记载过一个故事:王济懂得相马，又非常喜欢马，何峤爱财，聚敛无度。对此，杜预曾概括道:“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晋武帝听说这句话后，问杜预:“卿有何癖?”杜预回答说:“臣有《左传》癖。”白居易也在《山中独吟》中说: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白乐天所说的“章句”，是指儒家经典著作的注解。山居无事，读章句而成癖成病，由此可见儒家经典的影响对古人来说，已经深入骨髓。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闲情”寄托在读经典上面。经典也不能完全满足人的情感、欲望和意志的需要。而“闲情”，恰恰是人从社会实践中解脱出来之后的闲暇中所萌生的情感落寞和心灵空虚，恰恰是感性的、审美的需要。也唯有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长物，才能够助人排遣闲情，获得感性的愉悦和审美的快乐。只有在这种满足中，人才能从生命意志的感性释放获得积极的快感，进而体验自由的生命境界。这样，我们实在不能轻视长物、压抑长物、抵制长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