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力推“上四休三”，却被打工人「拒绝」了

日本多地政府官宣，2025年要推行“上四休三”工作制了，但民众却不买账。

去年12月，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宣布，从2025年4月起，东京都政府将引入“上四休三”工作制，允许都政府雇员选择一周3天休息。行动更早的茨城县和千叶县，分别于去年4月和6月实施了“上四休三” 。

目前，日本已经有16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实施或计划引入“做四休三”弹性工作制。政府还表示，希望将这种“灵活的工作方式”渗透至民间企业。

然而，中国网友还没来得及羡慕，部分日本打工人却跳起来了，拒绝“上四休三”。

在日本TBS电视节目发起的线上投票中，参与投票的1822名网友，39.2%的网友表示反对上四休三，占比最高。仅有23.2%完全支持“上四休三”。此外，还有28.6%的网友只是部分支持“上四休三”，却不希望每周都有。

更早之前，2023年初《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份民调显示：针对“上四休三”制度，57%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推进”，远高于认为“应该推进”的37%。

为什么看起来无比诱人的“上四休三”工作制，却被日本打工人干脆「拒绝」？

难道这个东亚大国，真的把民众培养出了“打工圣体”，没苦硬吃，不爱休假了吗？

日本政府大力推行“上四休三”制度，背后其实有着长远考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拯救跌跌不休的生育率。

小池百合子就明确表示，“为了不让女性员工因生产育儿等生活内容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都政府未来将向更为灵活的工作方式改进”。

近年来，日本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3年总和生育率为1.20，创下历史新低；而国内老年人口为3625万，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9.3%。劳动力人口减少、税收锐减、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让社会的整体负担不断加重。

为了鼓励生娃，日本政府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传统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高额育儿补贴、免费教育、延长育儿假等手段，都用遍了，效果却无法令人满意。单纯的经济补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是因为不少年轻人更加关注职业发展的稳定性、住房成本及育儿支持体系。

要知道，日本人确实不怎么“爱休假”。2017年，日本的年假使用率才超过50%，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不过，日本打工人的总工作时间并不算高，低于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大致处于中等水平。2023年日本人均年工作时长为1611小时，估算下来，平均每个工作日不到7小时。

东京都等地推行“上四休三”，就是试图在本就不算高的工作时长基础上，进一步平衡员工的工作与生活，让他们更好地兼顾育儿与家庭责任，以此扭转“因工作挤压生育意愿”的恶性循环，提高生育率。

然而，在“上四休三”的制度设计上，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局面，奠定了推行遇阻的伏笔：

目前，日本现行的“上四休三”工作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1、劳动时间和薪资都不变，把5个工作日压缩成4个

2、劳动时间和薪资都减少，也就是说收入将同步下降1/5

3、劳动时间减少，但薪资不变，相当于“变相加薪”

东京都政府给职员推出的“上四休三”为何不受欢迎？很简单，其方案属于第一种。劳动时间和薪资都不变，职员须确保四周工作时长达到155小时，才可以在每周的工作日选择休息1天。平均下来，如果选择在周五休息，那么他在周一至周四每天需工作近10小时。

最早试点“上四休三”制度的茨城县，也是类似的情况。公务员可以通过每天增加2小时工作时间，在总上班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换取一周多休1天。媒体爆出，茨城县7000名政府职员中，实际参与者仅28人。

第二种方案，因劳动时间减少而降低薪资，接受度也不高。

日本第三大银行瑞穗金融集团允许正式员工自愿选择每周工作3天或4天，增加的休息日可供员工开展副业、照顾家人或学习“充电”，但需要将员工基本工资下调至标准工资的60%-80%。

这种模式的反对者认为，减薪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整体来看，一部分单身群体愿意考虑“以薪换假”，而反对的上班族大多已成家且面临育儿压力。

第三种方案，可以说是对打工人最友好的。但现实中，比较罕见。

毕竟如果只用4天工作，就能把原来5天的任务干好，是不是说明原来工作安排就“不饱和”呢？想想都知道，老板们恐怕不会太积极。

这样来看，日本政府推行“上四休三”制度改革，打工人却不感冒，原因也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个因素是，时间。

第一种 “上四休三”方案虽然在理论上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

工作日劳动加剧

在总工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延长每日工作时间换取多一天休息，并未真正减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反而可能因高强度工作导致疲劳积累，甚至影响健康。

另一方面，周休两天制和三天制的混杂，导致班次的调整更加困难，尤其是需要轮班或24小时运转的行业，如医疗业和服务业。

对于销售、咨询等需要与客户对接的职业，这种弹性工作制可能打乱原有的工作节奏，影响绩效与考核。

第二个因素是，收入。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份民调透露：年收入越高的受访者越支持“上四休三”。

在年收入800万日元（约合37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群体中，有51%的人认为“应该推进”，而年收入不足800万日元的群体中，只有34%的人持相同观点。

简单来说，收入越低的群体，越倾向于维持打工时间。

甚至在一些地方试行“上四休三”期间，还出现了50.4%的员工薪资有所提升的奇怪现象。为什么呢？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副业。

这些员工根本没好好休假，反而跑去赚外快了！“工作日给公司打工，休息日为自己卖命”趋于普遍，可见刻在不少日本民众DNA里的勤奋，让他们宁愿用高强度的劳动置换更多的收入。

事实上，即使政府力推，日本企业也很难有动力选择上述“上四休三”的第3种方案。

因为大部分日本企业，都面临着生产效率与成本、劳动力短缺、薪资与用工成本等多重挑战。经济产业省调查显示，73%试点企业面临产能下滑，58%员工反映"隐性加班时间增加"。

日本电产集团也在两年试验“上四休三”后承认，生产效率未达预期，客户投诉率上升13%，员工离职率不降反升。

丰田汽车试点“上四休三”，延长单日工时至10小时后，生产线故障率上升40%，员工因疲劳申请调岗比例达32%。

这样的现象出现，背景是日本的劳动力也不够用了。

此前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24年1月1日，按年龄段划分，15岁至64岁的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约为7174万人，同比减少约52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比约59%，呈持续减少趋势。“上四休三”无疑会让劳动力短缺的日本“雪上加霜”，企业人手不足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为了提高生育率，推行“上四休三”，结果卡在劳动力短缺这一关。想想也是醉了。

事实上，只有在价值观先行，更重视以民众福利为导向的欧洲，“上四休三”的推行才算比较顺利。

在2015-2019年期间，冰岛进行了针对2500名公共部门的大型四天工作制试验，结果显示员工幸福感和生产力都有所提高。如今，冰岛的公共部门基本实现了四天工作制。

英国在2022年进行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四天工作周试点，受访的61家试点机构中，近90%在试验一年后仍然实行四天工作制，并有部分机构将其转变为正式规则。2024年，英国灵活办公倡导组织又发起了四天工作制的第二轮实验。

西班牙左翼政党提出“上四休三”的议案，一方面希望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帮助人们平衡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希望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西班牙政府计划通过补贴劳动者工资差额来减少雇主面临的风险。

德国于2023年9月宣布试行“上四休三”工作制，参与试点项目的45家公司，在2024年2月正式开始实行这一工作模式。

这些国家选择的“上四休三”模式，都属于缩短工时却不降薪的类型。不少网友直呼“这和捡钱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中国也有企业已经实施了自己的“上四休三”制度。张雪峰就曾公开发微博：我们公司实行两年了。

此言一出，评论里的网友纷纷表示“建议全国推广”。

然而，“峰学蔚来”的业务存在显著的淡旺季，高考前后非常忙碌。有工作人员曾回应“上四休三”是对高考忙碌季的补偿，不会影响员工的薪酬待遇，并将长期实施。张雪峰个人也表示每多占用员工一天的时间，都会以双倍的回报补偿给大家。

携程则探索了“混合办公”的“3+2”工作制，即允许员工在每周三、周五自行选择办公地点。据介绍，携程进行了半年超1600人参加的混合办公实验，明确在绩效无明显影响的情况下，离职率下降约三分之一。

从2022年3月起，携程全面推广这一工作制，表示这项新政策将覆盖集团全体3万名员工，“不分男女、不分值岗、不做薪资调整”。

此后，携程混合办公两周年数据显示，已有七成员工体验了混合办公带给自己的便利性，累计节省约70万小时通勤时间。年轻人更青睐混合办公，90后00后成为混合办公的主力人群，占比近八成。

“携程模式”适合在国内大规模实施吗？恐怕也很难。灵活安排办公时间和地点，伴随而来的是工作生活界限模糊。

早上8点办公软件弹出消息，“本周排期已同步，请合理安排您的工作”

中午12:00边吃午餐，一边在微信工作群里回复“收到”

下午4:00为准时下班做最后一搏

再一睁眼，已经22:00了

睡觉前突然想起工作日报还没有提交，赶紧打开电脑..……

这是某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居家办公vlog。数字化时代下的“随时在线”、“隐形加班”更是无处不在，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是否真的得到充分保护，成为“携程模式”下人们关心的焦点。

一个“骨感”的现实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已经达到49小时，平均到每个工作日，已经达到9.8小时了。

未来中国是否会推行“上四休三”？不少网友笑称”还是先把双休落实到位吧”。